在高楼的夹缝间，蹲着一座啁楼，活像历尽沧桑的老人，被着一身缀满补丁的旧棉袄，瑟缩在那儿，晨曦的轻抚下，显得可怜兮兮的。 　　闭上眼睛，依稀可以想像它将近一个世纪前曾经有过的风光的日子：在隆重的祭祀天地、神灵、祖先的仪式过后，在猩红的鞭炮纸屑的漫天飞舞的映衬下，经披红挂彩地傲然站在作为这一带的制高点的小土坡上，俯看着周围一片黑压压的竹篱茅舍和低矮的砖瓦平房，很有点鹤立鸡群的气概。漂亮极了，神气极了。 　　碉楼是南方的一种集居住和自卫功能于一体的民用建筑，是西式小洋楼和中式碉堡的结合。外墙通常是近二尺厚的砖墙，有的在其间还装填了钢筋混凝土甚至钢板。窗户通常开得很小，而且特备钢板，必要时可以把窗封住。在窗帝或是顶层小平台的砖砌围墙下，还开着窄窄长长的内宽外狭的枪眼。遇上非常情况，主人家可以把枪枝架在枪眼上往下射击。这时候，铁门铁窗紧急封闭，整座碉楼就变成一座武装到牙齿的碉堡。 　　我无意考证眼前的这座碉楼建于何年何月，建造者姓甚名谁，但我却深知星罗棋布于南粤侨乡的数以千百计的碉楼千篇一律的历史。在清末民初时期，官府腐败无能，土菲横行猖獗。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一些富户特别是返乡定居的华侨，便在建造新房屋时，特地请人设计了这种南方特有的带防御设施的住宅。通常，房子的一半是普通的平房，另一半则是碉楼，两者间有门互通，至于碉楼内部的陈设，则和普通的民居没有什么两样。 　　独家独户的防御设施，充其量只能防御小偷小盗，磁上重大的变故，安全系数也就下降为零。写到这里，我脑海中忽然浮现了这样两座碉楼——一座落于孙中山先生的家乡翠亨村。孙中山小时候，就曾目睹它为海盗的强攻所摧毁，碉楼的主人——一位杨姓老华侨的一家，在喧嚣的喊杀声中黯然从我朝门仓惶出逃，才保住一家老少的性命。另一座碉楼则曾与我朝夕共处一段日子。那是我任某乡村中学教师时的宿舍。在“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动劫中，它那厚厚的砖墙，也只能悲哀地漠然地注视着身边所发生的情况下，我单凭记忆开始了诗集《唐诗剪影》的创作，默默地把诗记在心里。现今年《唐诗剪影》中关于骆宾王——一位敢于撰写檄文声计武则天、在起事失败后却又神龙见首不见尾（一说是削发为僧）的诗人的描写、联想，正来源于我租住的那座小小的碉楼，它虽然淹没有当时的“红海洋”中，却依然保持了岿然不动的傲气。 　　碉楼是清末民初那个特定年代所产生“自我封闭式”畸型儿。在19世纪末，它没能把土匪乃至历次的血火之灾阴隔于高墙外；在20世纪60年代，也没能使居住者逃离意识形态领域的浩劫。当年，年幼的孙中山就是在目睹那幕人间的惨剧后，深感“自我封闭”的软弱，因而从檀香山读书归来后，立即在翠亨村中发起组建民防，这一罕为外界所知的壮举，成了他以后组织武装起义推翻封建王朝的一次预习。 　　“自我封闭”的没有前途，恰恰反证了只有改革开放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到如今，经过建国后将过半个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10多年来的巨大社会变迁，当年星罗棋布于南粤乡、镇的碉楼大半已人人们的神野中消失，就是说眼前的这座留存于“都市夹缝”间的碉楼，原先第位于县城的近郊，现今这一带在都市的扩建中早已变成繁华的市区，它依旧保存下来，作为一座历史的雕塑、清末民初民宅的标本。年轻人从它身旁路过，觉得它黑不溜秋的很碍眼，和颇具现代感的周围建筑物十分不匹配。只有上了年纪的长者才理解在它那大智能若愚的外表下所凝聚的历史的份量，因而在携同孙儿路过它身边时，偶尔也会停下来，指点着它向小孙子诉说些什么。 　　回眸细看它发现它虽已老迈却还没有衰飒之象，身子骨依然硬朗，在阳光的照射下，窗棂闪闪发光，好似目光炯炯。我想，只要它还健在，它会时时的提醒世人的：在南粤，曾经有过那么一段逝去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