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0年代直到70年代，“修理地球”成为一句相当时髦的“口头禅”。50年代的一首著名的新民歌逼真地刻划了这种心态：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既然“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要计河水上山坡”（引自一首广州方言歌）之类的庞大工程也就纷纷上马。那时节，机关班干部、工人、学校师生下乡劳动是经常性的。农忙协助“公社”抢收抢种，农闲则是兴办水利。附图照片拍摄的就是当时兴修水利的现场情景。 　　中山地处南海之滨，属珠江三角洲的河口平原地带，修筑梯田并非重点，“要把山河重安排”却是大有文章可做的。除了正常的开挖排灌渠道、加固堤防之外，最大的工程就数将河道“裁弯取直”了。那时，人们是这么想的，河道弯弯曲曲，既不整齐，也不好看。要是有够“裁弯取直”，就可以平白地增添出不少土地来！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兴修水利，或许多少带一点跟风的盲目性，大体上还是卓有成效的。中山今天之所以能结束水、旱、涝、咸为患的历史，全赖这些年代所打下的坚实基础。 　　然而，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农田“深耕一尺五，亩产万斤粮”。 　　有一旬农谚是这样说的：“晒白犁冬，好过用粪壅。”趁着秋收以后的农闲季节，把长期被水封住、极度湿润的稻田的泥土深翻一次，让冬日的阳光晒透，既有利于细菌分解泥土中的有机物，增加肥力，又可以把害虫的虫卵暴露于冬日的严寒中，把它冻死。所以经过犁冬的稻田，明年可望获得丰收。但问题是，俗称“熟土”的表土一般都浅于一尺五，再下面就是生土层，不仅没有丝毫肥力，而且盐碱量特高，对农作物有害，把它翻到表层，会产生什么效果？那是不难想象的。 　　那时的人对来自“上面”的号召从来说一不二，既然说深耕可以增产，可以实现“大跃进”，一声令下，立即行动，连深知土地脾气的农民也不例外。一般的牛犁甚至拖拉机列法翻起一尺五以上的土层，于是就想到用人力。具体说来，就是先把表土一层（大约一尺多厚）翻起，搬到一旁，再翻起第二层（主要是生土），等行晒够了，晒透了，再把表土搬回去覆盖；然后再翻晒原先堆土的地方。至于工具则主要用手钊或脚钊，把泥土挖成一块块的泥砖，旁边则排起人龙，手递手地把泥砖搬到指定的地点。应该说，这活很苦，很累，人们（包括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我们）却干得兴高采烈。几天后，稻田变得像一条条宛若战争的“战壕”的模样，支农大军班师回城，剩下的工程就由当地农民收拾了。他们是怎样再填平好些壕沟的？不太清楚，估计十有八九没法把熟土、生土依原次序安置。听说，到了第二年，好些土地都种不出粮食来。 　　兴修水利与深耕改土（类似的还有密植、万斤试验田等）统称农田基本建设，两者动机相同，以人力为主的做法也大致相同，但效果却大不一样。反思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尊重科学、尊重客观规律是多么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