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册县的抗战，尤其是初期，是处在一个特殊的战争环境之中的，在全国各地也是不多见的。其特点如下： 　　1．日军侵入较早。1937年8月间，日军已派海军陆战队占领了第七区荷包岛。这是华南最早初日军侵占的一个地方。 　　2．强寇压境。日军侵占三灶岛后，建造海陆空军事基地，控制了珠江口沿海的制海权和制空权，中山县首当其冲。 　　3．独自为战。中山是个百岛之县，国民党省当局没有派兵加强中山防务，让中山当局自行扩军备战。 　　4．中山县抗战（初期）的作战形式，主要是海岸防御战，即抗登陆作战。 　　5．国共两党一度团结对敌，卓有成效。 　　6．反共逆流，来势凶猛。 　　对中山县抗战初期的重大事件，我们应如何评说？ 　　窃以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以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因此，对中山抗战的领导者和军者指挥者的评价，应是否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为首要准则；其作战指导思想，应以是否在战略、战术实行积极防御为准则。 　　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①是与蒋介石说的“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②相一致的。毛泽东对此也有深刻的论述： “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做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 　　“国民党主张的片面抗战，虽然也是民族战争，虽然也带有革命性，但其革命性很不完全。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引导战争趋于失败，是决然不能保卫祖国的。”③ 　　为什么要把积极防御作为作战的指导思想呢？ 　　当时，中山县的抗战与全国各地一样，无论在战役上还是战略上，敌方都处在进攻态势中，而我方则处在防御态势下（抗登陆作战）。防御战是我军作战的主要形式。 　　防御战有积极、消极之分。 　　毛泽东指出：“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的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④ 　　根据上述两个准则，我们把中山抗战初期的重大事件试作如下分析和评论。 [center][B]（一）[/B][/center] 　　中山抗战初期，大致分为整军备战、孤军奋战和孤岛偏安（反共逆流）等三个阶段。 　　整军备战阶段（1937年7月——1938年10月） 　　开始，由县长杨子毅着手备战，首编两个壮丁队及后备队数百人。杨积极备战之举应予以肯定。 　　张惠长于1937年10月接任中山县长后，即策划抗战，编练军队，呈报省府核准，编练10个守备中队，番号为“中山县地方守备总队”，自兼总队长，同时把后备队改编为义勇壮丁大队（增至800人，后编为集结总队）。守备总队的建立，是张氏的创举，其它地方是没有的。 　　1938年初，独立第九旅撤离中山县。张氏自思中山民气旺盛可用，又在县九个属区的范围内各成立一个民众抗日自卫大队，以弥补县境兵力不足。 　　张惠长决心依靠民众力量，立足抗战。他不失为一个有民族气节的明智的县长和将军。 　　2月6日，在唐家海岸防御战中，张惠长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激励官兵和民众的斗志，显示了积极防御和民众抗战的威力，首创中山县抗登陆战先河。 　　3月27日，第七区民从抗日自卫队在小霖伏击日军，歼敌40多人。这是积极防御的胜利，又是民众抗战的胜利。 　　4月11日，第七区民众抗日自卫队突袭三灶岛定家湾敌军营，及以后袭击东咀敌军营、木头涌敌军营获胜，参战者全是海岛上的渔民和农民。他们的胜利，体现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精神。 [center][B]（二）[/B][/center] 　　孤军奋战阶段（1938年10月——1939年10月）即自广州沦陷后至中山第一次沦陷时止。这是中山县军民抗击日军最英勇、最激烈、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国共两党最为合作的时期。 　　1938年10月21日广州失陷前后，附近县城惠阳惠州已于15日失陷；东莞石龙已于19日失陷；增城荔城已于20日失陷；顺德大良、南海佛山、三水西南均于26日失陷；宝安南头于11月下旬失陷；新会会城于1939年4月2日失陷。 　　此时，中山县则四顾无援，孤悬敌后，在日海、陆、空军的包围下，不断地遭受骚扰和袭击。当时，中山县长兼第三游击区司令张惠长这样认为：“顾因广州之陷，已日在风声鹤唳之中。敌之宣传，早晚必到谋我。且县境四面防守，兵有未敷，势有不得不惟恃死斗之一法，以保邑中土地而已。”⑤张氏所下决心，是十分可贵的。 　　正当国军溃退，省府北迁，中山四顾无援，张氏对守卫中山处于进退维艰之际，是中共中山县委会及时伸出友谊之手，全力支持张氏守土抗战。1938年12月9日，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成立，推举张氏出任县队长，孙康（中共中山县委书记）任副县队长，国共双方团结合作，发动群众抗敌御侮，抗先队员很快发展到3000多人。此时，张惠长如鱼得水，对守土抗战充满信心。张氏此举，是顺应民心，顺应时代潮流，维护民族尊严和利益和正义行动。 　　这一阶段，反共逆流出现并愈演愈烈，但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广大官兵和群众顶阴风，迎恶浪，团结一致坚决迎击侵犯中山的日军。1939年7月至9月的叠石、全禄之战、黄牛头山之战，以及两次横门保卫战，都是军民同仇敌忾而取得的伟大胜利。上述四次战斗，我军歼敌近1000人，击落敌机1架，炸毁敌舰8艘。这是日军入侵华南以来从未有过的惨重损失。这是一场人民战争，是积极的防御作战，是中山县人民和参战官兵的光荣。这些英勇抗战的事迹将永留史册。县长兼抗先县队长的功劳、抗先县副县队长的功劳是不能抹煞的。 　　10月6日，日军出动约6000人，另伪军500至1000人，分5路围攻中山县，而我军不足3000人。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我方实行有计划的退却和避免决战的必要的。 此时，中山地方团队的主力并没有溃退，而是由县长张惠长统率并有计划地撤退入五桂山区，既保存了有生力量，亦以五桂山区为依托，组织反攻。这是明智的行动，也合乎《孙子兵法》的“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的原则。但是，身为第一游击纵队司令的吴飞则转移到第八区斗门去了。 　　这一阶段的反共事件主要有8月13日，县反动当局勒令解散中山战时妇女协会，并拘留该会主要负责刘紫云（中共党员）等多人。9月上旬，县反动当局缉捕中山抗先第一区队长张鹏光（中共党员）；下旬，又缉捕先副县队长孙康。 　　反动当局这些措施，违背了蒋介石发表的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在民族大义面前，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径。 [center][B]（三）[/B][/center] 　　孤岛偏安阶段（1939年10月——1940年3月）这段日子，中山本部大陆基本上是平静的；也是顽固派嚣张得逞的时期。 　　顽固派拉帮结派，各据山头，置海边防御不顾：第一游击纵队司令兼地方守备总队长吴飞着力加强司令部特务大队的政警大队的控制。这两个大队驻扎在第二区及石岐镇压外西南部一带。副司令袁带则率别动队驻扎在第三、第九区。副司令兼集结在第五、第六区一带。集结副总队长张翮鹏和第二区集结大队长高胜瑚则驻守在第二区一带。地方守备总队受到削弱，有些军官受到排斥，原有的10个中队则缩编为6个中队，驻扎在石岐镇外及横门一带。⑥ 　　中山县顽固派持续不断地掀起反共逆流： 　　1939年底，省政府撤去张惠长之县长职务，由纵队司令吴飞兼任。 　　12月至次年1月，县顽固派先后查封了抗先县、区两级队部，宣布停止抗先的一切活动。 　　1940年3月7日，中山县再次沦陷。吴飞擅离职守，贻误军机，败走斗门。其对石岐失守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的。 　　但是，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参加过抗敌御侮斗争的广大军民则进一步擦亮了眼睛，怀念着张惠长和孙康领导下的青年抗日先锋队。 　　人们对张惠长和吴飞在主政中山县时，评价如何呢？ 在1987年1月举行的座谈会上，第一游击纵队司令部政训室部分工作人员是这样说的： “司令（指第三游击区）、中山县长张惠长为人比较开明，曾兼任抗先县队长，对抗先被解散曾表示不满，抗战中多次到前线指挥，日常对防务颇为关心，经常四出巡视。亿属国民党孙科派系（太子派）。” 　　“吴飞继任为司令兼县长，是个大官僚，碌碌无为。他属薛岳派系。” 　　原县府秘书谭冠之在《中山抗战与复员概纪》一书中写道： 　　“张公亲临前线，躬自指挥，双方构成火网，彼此弹若滂沱，呼吸似火，响彻云霄，三方抵抗敌之海陆空军，四面严防，使敌无隙可入。张公之勇与智，无愧久经战阵。石指挥抱奇，吴副司令康楠，辅助于张公作战，可谓云龙风虎，互相适应，已寒敌胆，而官兵扑敌，在在无不一以当十，敌始愕然，然为劲旅，竟战终日，相持不下……” 　　“……大敌当前，猝而易长，民众诧然，未免上下彷徨，而张公任内两年零两个月，但凭少数孤军，独掌孤撑，苦战持久，一战再战，不失寸土，此无负于家乡父老之托，上下一致，永铭去思。” 　　1939年1月29日，东南特委报告，在谈到中山工作时，提出张惠长有抗战决心，对群众运动相当开放，现在明令抗先为全县青年统一组织，统战工作有相当成绩。孙同志（孙康）被县长认为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县长对孙的意见很尊重；我们提出意见，他都接受。⑦ 　　原中山抗先副县长阮洪川在评价张惠长时写道：“张惠长被选为抗县队长是恰当的，他在中山沦陷前后的表现是好的，是有功劳的。在中山，他始终不失为我党的主要统战对象，这是历史的真实，必须肯定。当时他不仅实力大，声望高，而主要是他基本上坚持与我党团结，合作抗日，支持抗日并同意他直接领导的武装——中山守备队与抗先同志并肩作战，保卫中山。在两次横门战斗中，他都亲临前线鼓励士气。正因为如此，他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排斥，甚至连他所信任的下属也受到排斥，先后派顽固派头子林卓夫夺了他的党权，派吴康楠（注：应为吴飞）夺了他的军权，派吴飞夺了他的政权，迫他大权旁落。就在这种情况下，张惠长对我党、对抗先，确有过动摇、压制；但是，作为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在中山任职期间，综其表现，主流还是好的。消极动摇是次要的。他始终不失为我党的好朋友，在抗战期间，始终不失为地方上的好官吏，绝不应把他（及其同样受排斥的下属）与林卓夫、吴康楠、冯镐等相提并论。否则，与历史的实际不符，对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的统一大业（注：应为对促进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不利。因此，在回顾中山抗先的战斗历程时，对己对人都应该实事求是。”⑧ 注释：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64页。 ②同①，第311页。 ③同①，第377、378页。 ④同①，第一卷第192、193页。 ⑤见谭冠之：《中山抗战与复员概纪》第11页。 ⑥见中山市档案局《2·6·4号案卷》。 ⑦见《广东党区研究史料（1937~1945）》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 ⑧见《中山文史》第5辑第3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