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逆流的源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只有弄清源头情况，才能说明问题。 [center][B]（一）[/B][/center]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27日提出的。当时，还没有包括蒋介石在内。后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进攻，与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发生了严惩的冲突，中国共产党就认为和英美帝国主义利益密切联系的蒋介石转向抗日的政策。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对抗日还未下定最后的决心。 　　日军侵占了平津之后，又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直接受到威胁，蒋介石才下决心抗战。 　　19日，蒋介石表示同意共产党关于红军改编问题的主张。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共产党佥地位的谈话。说：“此次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 　　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也是支持国共合作的。省党部书记长湛小岑发表了《立即开放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的论文。随后，省、市党部联名发表了开放民众运动的宣言，省党、政、军于12月如开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开放民众运动的决议案。国民党要人不但允许组织群众抗日团体，而且还积极参加民众抗日团体。 　　1938年1月1日，在中共广东省党组织的领导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正式成立。2月20日、23日，省抗先分别得到国民党省党部、广州市党部批准立案，取得公开佥的地位。某些上层人物还在名义上担任了抗先的领导职务。省、市政府还给抗先拨了一些活动经费。 　　1939年1月，为了拘回声誉，巩固地位，第四事项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新任省主席李汉魂、战区副县长司令长官 余汉谋等批示政治部主任李照寰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大量招揽青年，开办“政工人员训练班”，重用第四战区政治大队的抗先队员。 　　3月21日到24日，抗先总队部在韶关如开了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号召抗先队员到战区去，到敌人后方去。这次会议得到国民党的党、政领导人和各方面民主进步人士的支持。会后，国民党省党部派来指导员，参加抗先队务会议，给了一点经费，允许抗先出版《广东青年》和报纸副刊《青年动向》。为了表示对抗先的支持，国民党省党部还成立了“抗先指导委员会”，成员包括了党政军各方面领导人员。　　 　　以上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广东省党部支持国共合作的情况。 　　在中山县，1938年初，由县党部牵头，党、政、军、商、学、报各界成立了民众抗敌后援会。负责人孙恩沛，视导员孙骅、吴天翼，常务委员林卓夫、郑耿裳、郑星池、周守愚、周克明、朱热诚。 　　随后，各区乡亦相继成立下伸机构。中共方面也把后援会看作为统一战线组织，也派出党员参加各级后援会（详见本书第二三篇《关于中山县民众抗敌后援会》）。各群众抗日救世主亡团体则分别统属于后援会有关部门之下。 　　这里也体现出国民党县当局对待国共合作的开明态度。 　　广州失守以后，中山县尚未陷落，但附近各县均已沦陷。国民党军队主力已撤退至粤北一线，无法回援中山县。为了救亡图存，拘救中山人民于水火之中，在大敌当前，兵临县境的危急情况下，县长张惠长及众多开明有志之士（如孙子静、刘逸平、周守愚、孙海筹）以果敢的态度，毅然同共产党人合作，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由张兼任县队长，孙康（中共县委书记要任县副队长。这是大智大勇的表现。张等人既无负于其党国，亦无负于中山广大民众。此举为以后抗衡日军，创造辉煌战果打下了相当基础。 [center][B]（二）[/B][/center] 　　反共逆流是怎样出现的？ 　　自1938年1月起，蒋、日之间开始秘密谋和。6月23日，国民党新任行政院长孔祥熙指派其秘书乔辅三赴香港，与日本驻香港领带中村丰一密谈。国民党政府针对日军方面所提出的诱降条件，于7月18日提出一个妥协方案，表示由国民党政府积极实现“对日亲善”；签订中、日、“满”三国条约而以间接方式承认伪“满洲国”；承认内蒙自治；在“平等互惠”基础上开发华北经济资源；在“非武装地区”不驻扎中国军队，而由保安队维持治安；反共等。这就基本上全盘接受了日寇的要求，只不过为了欺骗民众稍变花样而已。[参见程思远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第１１２６、１２３４、１２３５页。延边大学出版社。] 　　蒋、日之间多次秘密谋和，虽由于日、美存在较大的矛盾而中断，但仍长期眉来眼去，双方联手反共早已心领神会了，时至10月广州、武汉陷落后，由于战争的长期化，日军的锐气受挫，士气下降，日本军方不得不暂停止对中国的进攻，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从此腾出手来，把主力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及人民武装力量，同时，把对国民党的方针由过去的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 　　在国民党顽固派方面，他们逐渐采取了“抗日消极，反共积极”的政策，人们称之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溶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不久又秘密颁布《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和《沦陷防范区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反共逆流的源头由此出现。 　　3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伍智梅来广东宣传反共，广东抗战的形势逐渐发生变化。 　　3月底，国民党广东省党部进行改组，主任委员为李汉魂，委员为余汉谋、丘誉、黄麟书、伍智梅、蔡劲军、姚伯龙、孙甄陶、邹洪，书记长余森文。 　　5月间，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开始搞反共磨擦，派高信随伍智梅去西江、中区活动，解散广宁搞先、西江抗日青年团等。 　　6月间，伍智梅来到中山县，宣传和部署反共。 　　7月部，国民党筹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广东支团，任命张发奎、李汉魂为指导员，蔡劲军为总干事兼主任。随后，又撤换政治较开明的省党部书记长余森文（后参加中共），由高信接任该职，加紧了对广东青年运动的控制。国民党省当局妄图以三青团统制、包办全省的青年运动。国民党省党部强迫抗先总队部领导人员参加国民党与三青团，要求抗先总队部发表宣言，号召全省抗先队员参加三青团。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中共广东省委批示：三青团如果作为一个抗日的青年团体出现，抗先是可以和它建立统一战线的。但国民党当局另鹅用心，用三青团统制青年运动，要解散抗先，我们坚决反对，毫不退让。抗先总队部根据省委的指示，拒绝发表号召全省抗先队员参加三青团的宣言。 　　8月，三青团广东支团正式成立。不久，即召开两次青年坐谈会，又由省党部出面召集抗先总队负责人谈话，要求抗先等青年抗日团体自动解散，遭支抗先总队部负责人严词拒绝。 　　迫害共产党员和抗日民主人士、解散抗先及其他青年抗日团体、建立三青团组织，这是广东省反共逆流的主要特征。 　　12月，反共逆流推向全省，广宁、合浦、钦城、台山、鹤山、新兴、四会、恩故、罗定和佛冈等地的抗先组织先后被解散或停止活动。 　　1940年4月13日，广东国民党顽固分子高信、蔡劲军等以李汉魂名义，约请抗先队员开会，要求解散抗先，全体加入三青团，再次遭支抗先队部负责人严词拒绝。高信即声言“用法律制裁”。蔡劲军限令抗先队部在三天内答复。这是最后通牒。 　　8月，紫金县抗先队被迫解散。至此，全省各地抗先队被迫停止活动。 [center][B]（三）[/B][/center] 　　反共逆流漫中山。 　　1939年2月，林卓夫回到中山县，任国民党部书记长。林不但在庐山，而且在重庆受过两次特殊的训练。他回到中山之日，宜是中山反共逆流掀起之时。 　　与此同时，第四战区也把辖中山县防务的第三游击区（仍辖中山防务），任命吴飞司令，吴康楠为副司令。通过这次改组，乘机削去了已出任抗先中山县队长张惠长的军职。 　　林卓夫（1898—1943），字寿源，又名浮，中山县第二区安堂乡（今大涌镇安堂村）人，早年就读于广州教忠中学和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历任广州市教育局督学、广州市公安局交涉助理员、警卫军少校特务副官、独立第一师政治部副主任、广州军事厅政治部少校编译委员、建设厅编辑主任、省党部整理委员宣传部秘书\中山县候补执委、上海禁烟委员会第一课课长和省教育厅督，1929年任中山县立中学校长，1930年任中山县西乡区区长。 　　林卓夫宜任县党部书记长不久，宜在县党部内召集阮洪川、郭宁等10多位县立中学进步学生开会。他说：“各位同志，不，你们的党乔不明，不能称同志。叫各位青年朋友吧！”然后宜大讲特讲“一战到底！”的标语是不对的，拥护领袖不能加“抗战到底”作为条件。其后又把锋芒指向中山战时妇女协会，说“协会”一词来处共产党，这是赤化语言。[ 　　4月，林卓夫伙同吴康楠前往南屏。林卓夫在联中师生大会上大放谬论：“国民党出钱办学校，决不容许赤色分子作恶……”吴康楠又罢摆出了吃人的面孔来，大骂一轮之后，拔出手枪放在讲台上，发疯地喊道：“我这枪口不是吃斋的。谁敢扰乱治安，谁敢惹是生非，我宜枪毙了他！” 　　7月7日，中山抗先在四区西桠县立七小校内举行纪念七七事变两周年大会。国民党县党部特派员、县政府政治科长孙恩沛在讲话中大造“一个政党、一个义一个领袖”的舆论，立即遭到抗先干部的驳斥。[见《中山文史》第５辑第３０页。] 　　8月初，从南海县来中山石岐出任第一游击纵队政训室主任的冯镐（中统特务，共产党的叛徙）兼管三青团中山分团的筹备工作，加速了反共逆流在中山的漫溢。国民党中央委员伍智梅又前来中山，与林卓夫、吴康楠、冯镐秘密策划，开展规模更大的反共活动。 　　13日，在纪念八·一三抗战（淞沪会战）两周年暨庆祝横门战斗（第一次）胜利大会上，顽固派下令解散中山战时妇女协会，并把刘紫云、高？屏、程志坚、邝健玲等抓去警察局。爱国群众闻讯后跟着前往请愿。经过斗争，当局只好释放刘紧去等妇协骨干。 　　9月上旬，新学期开学不久，顽固派下令通缉中山抗先第一区队长张鹏光（县立一小校长、中共石岐小教支部书记）等中共党员和抗先骨干。下旬，反动当局又通缉中山抗先副县队长孙康（中共中山县委书记）。孙和张两人均事先闻报逃脱。 　　该月下旬一个晚上，林卓夫、张惠长、吴康楠、冯镐等在县政府明伦堂召开一次抗先干部会议，“邀请”者有抗先县队全体干部和各区队副区队长。由于被邀者缺乏警惕性，结果这些抗先骨干中的一些中共党员为顽固派所“认识”。接着，抗先遭受到一连串的政治迫害。[同③，第３０８、３０９页。]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10月以后，遵照县委和省抗先的指示，中山讥先确定了应付的办法：一方面进行灵活的斗争；另方面转移力量，扎根于农村，为坚持敌后抗战作好准备。 　　11月间，抗先县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山党、政、军当局也来人参加。代表黄鞅在会上抗议当局对抗先的无理压制和迫害。政训室主任冯镐听后，即站起来拍桌子，制止黄鞅发言。黄立即反驳，继续说下去。这却惹恼了吴康楠，即拔出手枪，制止黄的发言。大会气氛顿时紧张，主持人宣布休会，使代表舞看清了顽固派的嘴脸。[同⒃，第２４、４７页。] 　　12月9日，为纪念中山抗先成立两周年及一二·九运动四周年，抗先县队在石岐召开规模较大的代表大会。中区抗先代表、国民党县当局代表都来参加。在会上，代表们揭露了顽固派反对群众抗的无理行径。[同⒇，第３２页。] 　　不几天，国民党军政当局分开取缔抗先活动，限令解散抗先各级组织。冯镐、林卓夫等还成立一个“中山抗先善后委员会”委任三青团骨干余创汉（后任三青团中山分团组织股长）为委员会主任，号召抗先队员前往登记。[同⒇，第３１页。] 　　15日，广东省政府第九届委员会第89次会议在韶关召开。氢告事项之十称： 　　“主席（李汉魂）提议中山县长张惠长撤职交本府吴委员飞察看，并着随同服务戴罪自赎，遗缺派吴委员飞兼理。请分决案。 　　议决　　照案通过。” 　　在抗战屡建功勋的县长张惠长遭到如此下场，确实令亲者痛而仇者快，国民党内部也上下彷徨。抗先县队长张惠长“戴罪自赎”，副县队长孙康受到通缉。中山抗先的厄运到了！中山县抗战的大好形势急转直下。人们对新旧两任县长有如下评说： 　　走了会飞的县长（空军中将张惠长）； 　　来了唔飞的县长（吴飞）。 　　12月下旬开始，“戴罪自赎”的张惠长陪同伍智梅一行数人到达第五区区署（在南溪乡），向来自各乡村的抗先队员训话。张氏首先作了简要的发言，宣布解散抗先，随后在旁边默默坐下，一言不发。区长孙子静也循例表示要解散抗先。接着是伍智梅央党部、省党部大放厥词。当时，第五区抗先副区队长郑永晖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 　　25日，在第五区南屏的中山联合中学的抗先支队也为当局下令解散。在此之前，县党部书记长兼校长林卓夫发表了告全体同学书，叫嚷学生要埋头读书，不要奢谈救国。 　　中山抗先被迫停止活动之后，广大抗先队员在中共中山县委领导下，继续以不同的组织形式参与抗日活动。县委以抗先的名义发表了《告中山兄弟姐妹书》和《告海外侨胞书》，严正指出，国民党县当局查封抗先和停止抗先活动，是违反“团结抗战”的原则和违背“开放群众运动”的诺言的，是背信弃义的行为，终会受到人民正义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