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县民众抗战敌后援会与中山县民众抗日自卫团，都是中山县党政当局奉省当局之命，根据战时需要，动员民众组织起来的民众抗日组织。前者负责后勤务支援，后者负责军事，海边防自卫。两者都是按行政区域（省、县、区、乡）组织的不脱产的具有半军事化的战时群众团体。共产党则把该组织作为统战对象，也派党员参加各级后援会，如叶向荣曾是该会的宣传干事；又如孙一之、陈嘶马、郑文流、郑晓峰等曾是第五区民众抗战后援会的骨干。 　　从中山档案局现存的不完整的资料来看，中山县民众抗敌后援会成立于1937年秋。机构如下： 　　负责人：孙恩沛① 　　视导员：孙骅 吴天翼 　　常务委员：林卓夫 郑耿裳 郑星池 周守愚 周克明 朱热诚 　　宣传组：朱热诚（组长） 肖秉儒（干事） 　　宣传团：郑贵芳（团长） 　　交通组：周克明（主任） 　　交通团：陈新华（第一任交通副团长） 　　侦察组：（缺） 　　侦察团：黄昆（团长） 　　…… 　　义勇救护队：何膺华（队长） 　　各区民众抗战敌后援会则设相应的机构，或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救护队、运输队、战时服务团等。 　　第二区民众抗战敌后援会：② 　　主席：周守愚（区党部书记兼） 　　常委：余启颖等 　　在1939年7月9日的叠石、全禄阻击战中，在该会后援会登记备案归属管理的群众组织积极投身战地勤务工作。这些战时群众组织有： 　　中山二区青年抗日救国会（杨希吾、杨子江任正、副会长）； 　　中山青年战时流动服务团（主要骨干分子多是第四共产国际——托派的成员）； 　　二区妇女支会及其永厚、奚角分会； 　　岚霞战时工作团； 　　迅雷、晓角、安堂学会； 　　濠涌第六交通团； 　　象青； 　　春野会（会工余启颖）。 　　有的区民众抗敌后援会成立一个多月后，又改为别的名称。如第八区民众抗敌后援会就改称为：第八区民众抗敌御侮救亡会。③ 　　主任：黄经钦（国民党区党部书记） 　　副主任：邝任生（中区八区区委书记） 　　委员：陈特、黄展平、赵约文、梁其颖等中共党员，或团结在中共周围的人士。 　　下属组织：小濠涌、八甲、南门、斗门圩、南山、冈山、大濠涌、马山、乾雾等九个工作团。 　　1938年12月9日，第八区民众抗敌御侮救亡会集体加入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第八区队。区队长梁其颖，副区队长陈特。 　　1938年初抗日军骚扰淇澳、唐家以及企人石的战斗和1939年的叠石、全禄诸役中，县、区两级的民众抗战后援会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县民众抗战后援会常委郑星池曾率领中、西医救护队、童军工作团、党部救护队等前往唐家展开战地后方工作，分设难民所于附近的官司塘村等地，收容难民及伤兵等。 　　民众抗敌后援会的作用和贡献，从整个抗战的历史过程来考察，这是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的积极成果。但是后援会是国民党当局认为民心可用，利用“民众”的名义而设立的官方机构，起到了限制群众活动，包办青年救亡运动的作用。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国民党反共积极、抗战消极的历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全国各地抗日呼声四起。对此，国民党当局是不支持，甚至是反对的。蒋介石还下令张学良把东北军撤退到北平去。远的不说，就拿中山县来说吧！1936年11月，翠亨村中山纪念中学的学生发起成立“中山县学生援绥联合会”，开展抗日宣传。中山县国民党反动当局却同侵略者一个鼻孔出气，极力制止，拘捕了该校学生10多人，开除学籍4人。 　　到了1937年8月13日以后，日寇进攻上海，进近南京。由于受到全国人民的压力，同时由于日寇的行动已严重地打击了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以及蒋介石所直接赌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蒋介石在东南的统治已无法维持下去了，才补迫实行抗战。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为了联合抗战，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在广大群众抗日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国民党省当局虽对青年运动的态度开始比较开明，但对群众的抗日运动仍然实行统制政策，对群众组织的抗日救亡团体采取“通过党部批准和领导”的一套办法加以控制，否则便加以非难。如广州的中山大学、广雅中学等10多所大、中学校学生联合组织“广州学生抗后援会”时，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就不准其立案，却要学生参加到由其组织的“广州抗敌后援会”里去，便于他们包办青年运动。 　　中山县民众抗战敌援会与广州抗敌后援会的帮法相类似，要求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纳入其领导和管辖范围内，作出分工，由宣传组负责对各群众抗日组织进行管理，并由该组的干事肖秉儒具体负责。又如在1938年11月间有八个群众抗日团体参加的筹备酝酿成立“中山抗先”的联席会议，主持人是抗敌后援会常委、第三游击区司令部政训处主任、县党部常务、计划委员会委员郑星池。会上，除了中山区青年流动服务团表示反对外，抗先中中别动队等七个群众抗战日团体均表示反对外，抗先中中别动队等七个群众抗日团体均表示支持成立县抗先，建议遂获得通过。当时，大家还提议由郑星池出任抗先中山县队的县队长，后经过中共中山县委的研究，并与县长张惠长共同协商，结果由张惠长、孙康（中共县委书记）任抗先中山县队的正、副队长。 　　抗先中山县队成立后，中山县民众抗战后援会已相应地、部分地减少了，或失去了对群众抗日团体的领导和统制。肖秉儒其人在后援会任宣传干事的工作也轻松了不少。 　　“后援”在词义上是“后方勤务支援”的意思，未能体现广大爱国青年到前方参战的愿望和要求，也起不到激励斗志的作用。有的抗日救亡团体原来就没有“后援”的提法，如“中中抗日别动队”。该组织还掌握了武装，进行军事野营。这些实际行动，早已大大地突破了“后援”含义的界限了。 　　随着抗战形势的深入发展，中山县民众抗敌后援会无论在名称上还是组织上都已滞后，必为在广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中出现的新形式所冲破，直至取而代之。以第四区崖口乡的群众抗日救亡组织的成立和发展为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1937年10 月，谭桂明、肖志刚等中共党员发动崖口乡青年成立了“崖口抗日救亡工作团”；1938年初，国民党当局为了统制青年抗日运动，分别由县、区成立“民众抗敌后援会”，崖口的“工作团”也就改称为“崖口抗敌后援会”了；过了几个月，第四战区在中山县设立第三游击区（辖中山县防务），张惠长任司令，吴康楠任副司令，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由司令部政训处（主任郑星池）统一管理，所有群众团体都称为“别动队”，崖口的“后援会”就改称为“崖口别动队”了；1939年12月，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成立，崖口的“后援会”集体加入了抗先组织，也就改称为“崖口抗先队”了。 注释： 　　据孙继老人称：当时，县党部书记长空缺，党务是由县党部特派员孙恩沛（县府政治科长、县立中学校长）负责的。大敌当前，孙恩沛曾积极组织建立中山县民众抗战后援会。 　　见1939年7月16日香港《大公报》。 　　由原中共斗门县委会党史研究室主任钟鼎光提供资料。 　　见中山市档案局有关资料。 　　见《中共中山历史大事记》。 　　见《抗先研究》第56至58页。 　　见《中山英烈》第一辑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