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门中山乡亲多，是现实；中山籍不少仁人志士和澳门都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历史；“牵引”现实和历史，是探究。 　　在澳门下环的一条极窄小弯曲的街巷内，澳门本地的一位司机也好不容易才问到地方，把我们送到了一座古相的深宅大院外，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政论专集《盛世危言》的诞生地郑家大屋。郑家大屋尽管已破败不堪，但高大厚实的院墙，飞檐斗角的结构幽深第次的庭院，仍可寻觅到昔日豪宅的气势和其中发生过重大著述活动的凝重。 　　《盛事危言》的编著者郑观应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位爱国志士，是近代中国传播新思想的先驱之一，也是最早在澳门活动的维新人士。他1842年7月24日生于香山县雍陌乡（今中山市三乡镇）。郑观应出生于商人家庭，自己也长期经商做买办，但他一生多有爱国义举著达甚丰，并且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令人称道的见解，这于他年轻时的两个生活周期的见闻感受是分不开的。 　　郑观应少年时在澳门生活，目睹了葡萄牙殖民者与不法外商狼狈为奸，在澳走私鸦片，从事苦办贸易（俗称卖猪仔），经营博彩业等牟取暴利，而民众则深受其害，苦不堪言。耳濡止染殖民统治下的不平和中国民众的惨状，使他从小就立下寻求强国富民之策的宏愿。 　　及长他来到上海学习经商，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目睹时局，清廷腐败无能，国家任列强侵袭，更使他意识到了民族危机和责任；他不但著述了探讨国救国方略的《救时揭要》、《易言》等初步体现其维新思想的政论，还写了多篇以自身在澳门生活时的感悟文章，如《澳门猪仔论》、《澳门窝匪论》等，揭露了殖民者利用澳门为据点，从事损害我国民众和国家尊严的勾当，表达了他地殖民统治者的仇恨以及对清廷的不满。 　　郑观应因为人所累而遭香港当局拘禁近一年，期间又闻清廷和法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气愤难平，出狱后隐居澳门休养，日思国家之出路、民族振兴之方略，便着手编著《盛世危言》，期间同时进行修撰的还有另一著作《中外卫生要旨》。 　　《盛事危言》五卷本一经问世，可谓有震天动地之反响，清光绪帝读后下达圣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到1990年，郑观应根据时局变迁，增订新编八卷本，至1908年，又编辑成《盛世危言后编》，共分装成16册 　　这部对维新变法运动及中国的民主革命都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巨著，是郑观应集大半生之阅历、数十年在澳隐修思考而成；它诞生在澳门，自是澳门历史上的亮点之一。而郑观应当年孜孜以求的富民强国之愿逐渐成为现实，特别是澳门摆脱殖民统治成为现实，重拾这一史实，其义非一般也。 　　澳门的中山乡亲，谈及自己的故乡，或多或少都给人以一份自豪感，因为那是一代伟人孙中山的故乡。而澳门对孙中山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功绩的形成和成就，影响不一般。翠享村和澳门，相距数十里，孙中山很小时便常随在此务工的父兄来往于两地，可以说未到西方，便受到了一些西方生活和思维的影响。跨出国门，对孙中山民主意识和革命思想的形成是至为重要的，而澳门码头正是孙中山12岁时踏上外国轮船赴美国威夷的地方。因而，在澳门博物馆，有一段介绍孙中山的文字称：澳门，是孙中山走向世界的“通道”，应该是适当的。 　　在澳门，有关孙中山故事多多，史料足迹也多多。我们在澳门，参观坐落在澳门文第士街1号的孙中山纪念馆。这个纪念馆始建于1918年，当时是孙中山胞兄孙眉出资修建的一座规模不及现状的洋房，是供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居住的。1930年8月13日，澳门军火失事爆炸，松山脚下靠近军火库的民居亦因此成“池鱼”，这栋洋楼亦在其中。时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民政厅厅长的孙科（孙中山长子），在澳门政府赔偿的基础上又增添资金，在原址重新修建成今日之规模，卢慕贞一直居于此，1952年9月7日去世后，1958年4月，经修缮整理，作为孙中山纪念馆，成为世人缅怀伟人的一场所。进得院内，右侧花园照壁下有孙中山的日本好友柏屋庄吉所赠、日籍雕塑家牧田祥哉创作的全身铜像，使人顿觉庭院深深，庄重肃穆。馆内二楼的陈列，以孙中山一生为革命奔波为主线，其中还有不少孙中山先生早年在澳门行医、开中西药局、从事革命活动等实物和介绍，弥足珍贵。 　　众所周知，澳门是孙中山最早行医济世的地方，1892年7月，孙中山先生自香港西医学院毕业后，即来到澳门镜湖医院坐诊，不久又在澳门草堆街84开设“中医药局”。孙中山先生上学和在澳行医期间，还有一个对他的思想产生不少影响的经历，就是同乡贤郑观应的交往，尽管两人年龄上有一定的距离，但共同的志向使他们成了忘年交。郑观应编著《中外卫生要旨》，得到学医的孙中山专业方面的帮助；而孙中山先生的一些先进的革命思想的形成，则受到郑观应的影响不少，孙中山其的一些义举，如上书李鸿章，不便得到郑观应帮助，文中也引用了郑观应“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的观点，可见两人之交往的不一般。 　　澳门还是孙中山先生最早公开提出革命主张的地方，《孙中山全集》的首篇“致郑藻如书”，是他于1890年写给香山县官员关藻如主张效法西方进行改革的信，此信1892年发表在澳门的报纸上。 　　中山名士的澳门缘，孙中山先生和郑观应只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谭清平先生在《论澳门与香山之历史地理渊源》（见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编的《孙中山研究文集》（第二辑）一文中有一定语：香山籍名人视澳门为“桥头堡”。我是十分赞同的。他在文中认为，由于澳门特定的政治、经济、地理条件及与香山深厚渊源所致，两地人员往来频繁。不少香山籍的志士仁人、富商巨贾、鸿儒硕学都把澳门当作他们鼓吹革命、拓展商业、追求学问的“桥头堡”，在两地的关系史上留下了亮丽的一笔。仅他列举的名士就有—— 　　容宏（1828—1912年），香山县南屏村人。不年时家境贫寒，在家帮做农活。1841年到澳门马礼逊学堂读书，后赴美留学，1854年毕业，为中国最早留美毕业生。曾任第一任清政府驻美副公使。1910年曾介绍孙中山与美国军事理论家荷马李及财政界人十布思等人想识，以表示支持民主革命。 　　马应彪（1860—1944年），沙涌村人，1881年前往澳门谋生，三年后成为富商；1892年回国，1900年在香港开设先施分公司，成为中国近代百货业的先驱者之一。马应彪在他国经商的同时，也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曾任广东都督府庶务长。 　　杨鹤龄（1868—1934年），翠亨村。1886年在广州开始与孙中山经常谈国事。1894年，他为了支持孙中山所策划的武装起义，变卖祖产，并在澳门等地筹募经费。1923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港澳特务调查员。1952年退隐澳门后深居简出，1934年在澳门病逝。 　　杨心如（1869—1946年）翠亨村人，少时有大志，常与孙中山谈论天下兴亡之大事，十分投入。积极参加反清活动，将自己的产业十居其九捐助起义费用，负责奔走中山、澳门、香港、台湾之间联络革命。时人称之为“爱国不求官”的人。 　　林君复（1879—1942年）大涌安堂村人。1906年奉孙中山命到澳门创办“仁声剧社”，以此进行革命活动，演出《血泪》等剧目，揭露清廷祸国殃民的罪行。后成为香山县武装起义的领导者之一。中华民国建立后，广州各界推举他为广东副都督，婉辞不受。孙中山为此而书赠甘“毁家纾难，功成身退”条幅。 　　杨匏安（1896—1931年）北山村人，1915年东渡日本横滨求学，期间接触到西方各种流派新学说，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进步。1916年从日本回到家乡，曾去澳门当家庭教师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出任过多种党内重要任务；1931年7月被国民党逮捕，多次劝降均遭严词拒绝，8月在上海英勇就义。著有《杨匏安文集》。 　　自然，谭清平先生所列举的，只是近代一部分香山名士的澳门缘，或者说相对较为著名者。因为中山和澳门，实在是渊源太深，太紧密，所以说，古今中山名士，或多或少都会和澳门有所关连，如著名诗僧苏曼殊，据说他留迹澳门的并不少，他的一些翻译作品，对西方人的生活知悉的如此细微，自和其在澳门时和西方人有所接触交往有关。 　　而我所述说的孙中山先生和郑观应的“澳门缘”，也绝非这么三言两语所能道清，只是在澳期间寻踪觅迹时的一些感触而已。若要讲中山名士的澳门缘，客观论，就应该涵盖当代，在澳门、或者说曾在澳门，中山籍的不少乡亲都或因兴业有方，或因治学有绩，或因外世有道，或因其它方方面面，而成为有一定影响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实在举不胜举，绝非本文所能涵盖，干脆不举，留待他篇目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