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11日是我结婚的日子，到今天已是60周年，我亦已是80高龄的老婆婆了。我出生于1915年10月19日，按当年习俗，我虚龄是22岁，我丈夫杨文彬(1912年4月27日一1983年9月28日)虚龄25岁。我俩虽然也是经媒人介绍而认识，但是在经过数次静悄悄的交谈后，相互间同意才结婚的，所以数十年来感情尚好。 　　那时，中山家乡封建色彩相当浓厚，社会上仍有不少人主张“男女授受不亲”、“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旧礼教，盲婚的占了大多数。我们男女青年不敢公开交往，一但交谈，被人看见了，男的就会被人说是“索油”，女的被说是“哮婆”(风骚女子)，总认为作风不正派。因此，大多数青年人婚姻，也是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所谓“先结婚，后恋爱”，大家都把终身大事交由“命运”安排。结婚后双方都喜欢的，高高兴兴地过一辈子。反之，以眼泪洗脸，甚至过着很不人道的日子。而要结婚，就要举行婚礼，举行婚礼就要大摆筵席，否则不光彩，蜚短流长。那时人们生活水平普遍低下，摆一次筵席将要“苦”一辈子。想结婚的男青年往往先积蓄十年八年，然后再东借西借一些才能摆筵席。结婚后还要经过十年八年时间积蓄才能还清这“老婆债”，有的还要更长一些时间。借了高利贷的，甚至一辈子也还不清。所以社会上也有不少“光棍佬”(因经济困难，无法结婚的男人)。诚然，有家产或有父母、亲友支持的人，不需要还债或短时间内就可清还债款的人也有，但毕竟是少数人。 　　回忆集体结婚，家乡有两位名人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位是我在中山县立女子初级中学读书时的校长萧悔尘(1900—1957)。她与老师们经常向我们讲述封建礼教对国家、对社会的危害，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好处，教育我们要向封建恶势力作斗争，帮助我们提高思想觉悟。有了这个基础，我才敢参加集体婚礼。 　　另一位就是当年的中山县县长杨子毅(1878—1953)。他在孙中山先生影响下，一向提倡革命，鼓吹大同。他为了改革封建礼教的婚姻制度，做了大量工作，很不容易才找了10对准备结婚的夫妇，我们夫妻就是其中之一。结婚那天，杨县长邀请我们10对要结婚的夫妻到县政府大堂摆茶会，他亲自迎送，待我们如上宾。参加我们婚礼的有政府官员、来宾等100多人，好不热闹!在婚礼会上，杨县长做我们的主婚人，并亲自讲话。内容是讲述封建思想和盲婚的危害，介绍国外男女平等、自由恋爱、集体举行婚礼的好处，表扬我们做了中山县集体结婚的开创者、移风易俗的带头人。婚礼结束，在一片爆竹声、欢笑声中，举办单位安排花车送我们回家，使我等10名女青年成为家乡县城中第一批不用坐花轿的新娘。 　　我们集体结婚，在中山历史上是第一次，所以“震动”很大，这一新闻报刊也有登载。这次集体结婚，对我们青年教育很大，大家都有一种改革社会不合理制度的要求。特别是我们做妇女的，都有一种要打破封建束缚，走出家门，奔向社会的要求，我们认识到不能再单纯依靠丈夫生活。男人能做的，妇女也不该落后。男女齐努力，共同把社会建设好。 　　(据中山市文化局1994年8月出版的《中山文化志》第五章第一节《中山县民众教育馆》载：“1935年10月，该馆针对本县婚礼奢侈风俗，为提倡节俭美德，举办了首届集团婚礼，有10人参加”——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