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初，我国在农业互助合作达到高级社化并取得了连年丰收的情势下，蓄势日久的“左”倾思潮突发性地泛滥起来。全国各地都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各地在追求高速度，赶高指标，到处在宣传“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 　　中山在县委提出的“三千八变”注这一口号的鼓动下，层层发动，各界支援，掀起了一个接一个热火朝天的生产。 　　注：“三千八变”是当时中山县委、县政府对农业下达的指标，意为三年实现“三千”、七年实现“八变”。后来逐步加码，变为两年实现三千，二年实现八变。 　　“三千”是粮食每亩年产千斤；每人年均粮食千斤；每户年均收入千元。 　　“八变”是万顷良田变谷仓；水网河涌变鱼塘；绿化荒山变果山；千里海洋变渔港；桑蔗基塘变宝地；电器机械代人忙；农村变作花园样；文明富足“四无”乡。 　　“四无”指基本无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 　　这“三千八变”当时未能兑现，后来成为群众的品头禅，把体制，政策之多变嘲讽为“三千八变”。 　　大高潮。翻身农民，一心向党，人人都乐于“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因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可谓号令一下，雷厉风行，气势冲天，声震山河。那岁月时兴“大”字，如大办农业、大炼钢铁、大办民兵、大搞水利等，最时髦的口号是“一大二公”，据称这有利于大协作、大生产、大跃进、大放卫星。在毛泽东主席“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下，各地迅速形成筹建人民公社的热潮。从8月下旬起，只用9天时间的宣传和发动，全中山就宣告公社化了。一共诞生了35个公社（含石岐），还来不及总结经验，跟着就进行公社大合并。前后一个月，全县合并成八个大公社，即黄圃、小榄、沙溪、环城、张家边、三乡、斗门和万顷沙公社。实现了“一大二公”后，正所谓人多力量大，浩浩荡荡的农业大军，曾以排山倒海之势，干了许多前人没有想过的事，其中也确实造就了一些福荫子孙的基业（如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等，需要另立文记述。），但由于总体做法脱离了国情实际，超越了历史阶段的可能性，不尊重科学面蛮干、傻干，以致浮夸作假，因而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在人们头脑发热而急躁冒进，于汹汹涌涌的生产运动中，干了许多荒唐而不可思议的事。笔者当时正值初中时代，生于农村，长在乡下，许多事情亲历亲见亲闻，至今记忆犹新。 　　经验固然是我们的财富，“挫折和失误也是我们的财富”，今日谈来，以史为鉴，或有裨益。 [center][B]积肥和深耕改土[/B][/center] 　　所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是农夫经验之谈。1958年冬，以积肥为中心的备耕工作，处处搞得热气腾腾，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投入战斗。由于农家肥有限，已不能满足大生产的需要，人们敢想敢干，千方百计在肥字上下功夫。起初是苦干加实干，如大量积集土杂肥，广泛积集各种野生绿肥等。在高旱地上施绿肥、精塘泥和农家肥；在低水田入坭入沙，施土杂肥等。还有犁冬晒白、深耕等农家惯用之改土增肥的有效措施。但后来是傻干加蛮干，如为取土杂肥就拆厕所挖地三尺；为取草木灰就把山草连根铲光。到处推广那毫无根据的“先进经验”，动辄以“人海战术”去干那不可理喻的事，到头来不但徒劳无功，还起到破坏作用。 [center][B]一、深耕与深翻[/B][/center] 　　以牛耕作，只能碎3寸左右的表土，用拖拉机耕地，可深耕至6寸以上的土层。适当深耕，增厚耕作层，能保肥保水，有利于水稻根系深扎施展，吸收多而长势旺，从而达到增产的目的。正如农民所说的“拖拉机走过的地方也特别长禾”。领导者认定深耕能增产，于是全面发动，大搞群众性的深耕改土运动。从10月下旬起，大小会议部署行动。《中山日报》连续报道各公社参与深耕改土的人数和进度，设“擂台竞赛”，只比干劲，不讲科学，把深耕改土引向深翻易土。具体做法是在秋收后犁翻的田土上，按一丈左右的行距，以人工捡拾泥垡（块），叠成一垅垅，然后在垅间底层再犁再挖，翻了一层又一层。犁不动用锄头锄，锄不动用铁笔撬。深度可没个准，自然是干劲越大，挖得越深（《中山日报》社论提“深改一尺五，亩产万斤粮”）。之后把垅泥搬填于坑内起新垅，清理旧垅底如法操作，叫做“起垅还垅”。此种劳作当然是“人多好做作”，因而经常召集居民、学生参战，每天挖地不止甚至挑灯夜战，硬是把粘结硬实的底层泥翻到上南，同时把松软肥沃的表土压在下边。花了大量的劳动力，结果不但导致耕作困难，而且将肥田变为瘠地。 　　“深翻增产”实得深刻教训。 　　当时，中山县的深耕改土运动声势，确实比周边县市闹得更火热，“卫星”频放。12月1日《中山日报》报道中山县深改提前3天完成60万亩，再次夺得广州地委和专署的深耕改土流动红旗。其实。数字是虚报的，而且达到深翻尺五以上的还是少数，否则，后遗症更大。 [center][B]二、晒白与烧红[/B][/center] 　　犁冬晒白，即晚稻收割后，把田水排干，跟着犁翻田土，让风吹日晒至泥头微白，再翻犁（叫抄田）一次，冬季干燥少鱼，北风骄阳直把泥垡风晒得里外干白。这样，次年开春遇水溶化，稍耙则烂。犁冬晒白既降低泥土粘性，又能促使土壤释出利于作物吸收的养份，还可减少越冬虫为害，自然达到增产的目的。但有人却异想天开，认为晒白既能增产，那么以人为烧干（初时报上介绍作熏土）必定是大增产。于是由指挥者动员，大兵团作战，来个烧土战役。那时民众、浪网、张家边、环城、南朗、翠亨等地统属张家边大公社，各路人马会集于大环、西桠一带进行现场演试：在犁冬晒白的稻田上，把泥块垒成一座座蘑菇状而空心的炉窑，下方留一炉口，置稻草山芒于里面，点火燃烧，刹那间满田烽火，烟翻云浪，倒也壮观。人们在炉窑内不断加薪，直烧到田土由黑变白，由白变红方休。可以想象，泥土经如此烧烤，简直成了砖头！还有什么肥份可言？这一“创举”却苦了农民开春耙田，那坚硬的泥头在地里滚来滚去，撞得铁耙？？响，根本耙不烂，还弄得人与牛遍脚损伤。所幸者还只是现场演试，倘若全面推广，那后果不堪设想。 [center][B]三、沤肥与煲肥[/B][/center] 　　农民一向习惯用肥？或大瓮缸来积集和沤制农家水肥。经沤制的肥料，既不灼伤农作物，又易于根系吸收，此乃千百年来积累下来之实践经验。却不知那里发明之新点子，要用人工加温来提高水肥效果。估计没有人听说过煲水肥能提高肥效，也可能只是局部地区的“杰作”，因而大多数人闻未所闻。当今年青一代，更觉是天方夜谭，笔者若枉然。煲屎尿的情景可想而知，把盛满肥水的瓮缸一个个架将起来，于缸底置干柴烈火烧。一时间烟雾弥漫，屎尿沸腾，臭气熏天，把一方净土搞得乌烟瘴气。待折腾个够，烟消雾散之时，那些肥缸内都剩下半缸无臭之浊水。读者自不信那些浊液残渣便是高效肥，可是若没有这“高效肥”，哪有后来稻谷亩产十万斤的“奇迹”呢？！ [center][B]四、灰粉与缸粉[/B][/center] 　　在劳师动众的大兵团积肥运动中，有些人确实用心良苦，他们绞尽脑汁为弄精品肥，希望取得以一斤超乎万斤的精肥“极品”。开始只是扫炉膛、掏烟囱、刮镬底等弄那灰末当精品。那灰末肯定有肥，但是否精品且莫计较，因为有人发现精肥“极品”，深藏于屎尿缸中——他们认为那长期盛肥的瓮缸，把肥料之精品都吸聚于里面。不信可看屎缸内壁，通常都附着一层米黄色的什么硝，那就是宝！这一惊人的“发现”，经报纸一吹，居然也成了气候。于是发动学生行动，见屎尿缸就砸个稀巴烂。那时一切财产统归大公社所有，为取蠔壳便拆庙宇，为集泥墙肥就拆祠堂注，谁还稀罕那些屎尿缸？人们打烂那些肥缸，集中碎瓦片，以石砸、锤打，直捣成粉末，再用密筛筛之，筛出的粗粒再锤砸，一似旧时农家舂米粉一般操作，弄成的缸瓦粉便是“极品”肥。天知其肥效是否以一顶万，就肥源来说，却哪来这许多经长期吸足肥料精品的屎尿缸？！ [center][B]耕作制度和技术改革[/B][/center] 　　提倡科学种田，改革落后的耕作制度和不良习惯，地制宜地推广先进耕作技术，是促进农业发展。 　　注：旧时许多祠堂、庙宇的墙是用蠔壳砌成，或用灰沙混土夹板夯成的。蠔壳灰和旧墙都是好肥料。 　　1958年8月22日，中共河北徐水县委订出《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提出要在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率先实行共产主义大协作，全国各地纷纷仿效，一时间“共产风”盛行。大生产需要，集体庙祠，说拆便拆。 　　物产量的有效途径。例如精耕细作、优化品种、合理密植和施肥、改善田间管理等都市是实践肯定的有效措施。但是，若果不看务条件是否许可，甚至一厢情愿地制定高指标，行瞎指挥生产，势必因脱离实际而适得其反。“大跃进”便是一场因盲目指令而进行的极端冒进，导致翻身农民复捱饿的严重后果。 [center][B]一．单造改双造和挣改翻耕[/B][/center] 　　中山的大沙田是珠江口冲积而成的低水田。明末清初，均以一年一熟之单造制耕作。随着岁月的推移，土地自然“长”高和水利条件逐步改善，多数围田的耕作制度演进为挣稿（早造大行间种晚造禾）双造。但至解放前夕，中山尚有数十万亩滩涂潮田、“吊耕田”等行单造制。 　　解放后大兴水利，修筑堤围，开展农田基本建设，逐步实施机械耕作等，为单造改双造、挣稿改翻耕（间作改连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双造和翻耕面积不断扩大，如此充分利用地力，使稻谷产量连年大幅度增长。1957年全县水稻平均年亩产288公斤，比1949年的平均年亩产143公斤增长一倍多。但“大跃进”一来，在求速度、赶指标的思想支配下，则不管条件具备与否，以“消灭单造田，实行大面积翻耕化”为目标，用行政命令手段瞎指挥生产，结果是白费工料兼减产。其原因当然是脱离客观实际所致： 　　1、单造田多是滩涂潮田或因崩围造成的“沧海桑田”，一任潮水自然排灌，要求耐浸耐咸的晚造“老壮秧”（苗高1.5尺以上）栽植。一改单造为挣稿双造，因早造不能育“老壮秧”，否则，“老秧插落即成禾”注，哪那么嫩秧身短，既不耐浸，更不耐咸，插后日日潮来没顶浸渍，秧苗瘫软贴地，已是九死一生，若遇咸潮一淹，则根黑叶臭，全部报废，剩下的挣稿已浪费了地力，非减产不可。 　　2、挣稿田多是低围田。常年趁早春少雨低潮汐时抢插早造秧，继而间下晚造苗，以后逐遇多雨潮高季节，围内水位有升无降，排水靠人力或机械抽出。倘若抽水设施不足（当时还有电力不继），常年往往被浸死或浸坏早禾。这样的挣稿田，在没有足够的排水设施保障下盲目改种翻耕（更糟的是强调矮种化），必冒全年失收之险。即使早造有幸不遇害，到汛期雨季，天水加地水（围堤渗漏）上涌，夏收时已水浸禾颈，夏收后围内一片汪洋，如何翻耕？如此误了晚造。 　　3、劳、畜和机力严重不足。解放初期，中山还属地多劳力少的地区，于1958年尚有120多万亩水田。大沙田区平均每个劳动力要负担十几廿亩稻田的耕作任务，而且畜力和工具严重不足。那时全县仅有60多台拖拉机，机耕面积只占总面积的一小部分。这些地区的农民，按传统之落后耕作法劳作，也忙不过来，致使有的边远田、“吊耕田”丢荒。 　　注：农谚“老秧插落即成禾”是指早造秧而言的。因早、晚造稻种各自长期在不同光照环境下形成相对“积温”的特性，早造禾适应了短日照，晚造禾适应了长日照。若早造秧龄太长，已达其积温在需求，因而插到大田后，基本苗边分？边抽穗，俗话“出老仔”。因此，早造须育嫩壮秧，晚造宜育老壮秧。 　　在此情况下，上面偏来“消灭单造田，大面积翻耕”的指令，使生产队干部哭笑不得。但那时是有理说不清，有令须执行，唯有“苦战”！结果还是一费心机，二误农时，三赔谷种，四荒田地，以减产告终。 [center][B]三、全理密植与“密植全理”[/B][/center] 　　中山的大沙田区传统是粗耕粗作。由于缺乏畜力和劳 力，那时，许多水田长年浸水，不耕不耙。备耕时，农民用木梆（锄头状，梆口镶凹形铁）梆翻旧禾头，用脚踩下大杂草，稍作平整泥面便插秧。通常插掐稿大行，行距1.8尺、株距尺左右；翻耕规格丁方一尺左右。一般不施肥，不中耕除草，更没有植保措施，大排大灌或自然排灌，正是“插落等收获”，时年好坏听老天恩赐。解放后从1953年起，逐步推行“五改三推”注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技术改革。其“三推”中的推广小科密植，即把挣稿早造秧从单行改插孖行，而大行规格不变；翻耕的株行距缩为6一7寸，配合实施田间管理之各项措施，产量显著提高，有些田块增幅50％以上。 　　这固然是原来基数低，但主要是合理密植，充分利用地力的结果。 　　所谓合理密植，指密植有个适宜限度，并非越密越好，且视田土肥瘦和品种特性而言异，否则弄巧反拙。“大跃进” 　　注：“五改三推”是挣稿改翻耕，潮田改围田，单造改双造，单作改间作，低产改高产；推广小科密植，推广良种，推广新式农具。指挥者头脑发热，把合理密植之成功经验，颠倒为密植合理，指令狠抓一个密字，报刊配合鼓吹高度密植。1958年夏种，不经试验，把数年来实践证明之有效规格7×6、6×6等逐步加密到4×4、2×2，而且同一个插秧季节，密度天天加码。时有“田头警察”手持丈尺巡逻于田基上，去“指教”农民插秧，搞什么“蚂蚁出洞”、“满天星斗”等，说越密越增产，最后竟然密到没了规格，干脆叫做密×密。 　　那时，一些指挥生产的人，运用数学来计算产量。他们认为以6×7寸规格插植，每亩约15万基本苗的稻田，可得后亩产300公斤干谷，那么在千粒重和穗粒数不变的情况下，每亩插植60万苗，就可得年亩产1200公斤，照此推算，若亩植100万苗以上……这可是挖无尽头的增产潜力！1958年11月10日《中山日报》报道，民众耕作区锦标营于11月8日上午在二顷二（土名）围头，收割了四棵禾，平均每棵143穗，穗均稻谷220粒，过称平均每棵产谷达1斤6两，并按此推算：“只要每亩插上6万棵，亩产粮食十万八万斤完全可能。”但普通农民亦心知肚明，作物行长好坏与环境条件密不可分，以当时的生产水平，稻谷收成是“上（造）六（石）下四，谢天谢地”，岂能凭人的意志套数学常理去计算产量？而事实上，那些搞密×密的田块，因为没有秧苗生长的空间，只有霉烂死亡，根本无收，连种子也赔了。但是，到年底，《中山日报》于12月12日以“欢庆全县晚稻特大丰收”为通栏标题，报道我县“全年总产粮食20亿多斤，平均每人有粮1914斤”的“实绩”，归结为高度密植的胜利，大批特批那些“怀疑”、“保守”派的“密植有种无收”论，硬是把所谓“秋后算账派”压得“哑口无言”。这样，在粮荒初现而以”一平二调”掩盖的1959年，还要贯彻“进一步密植”的指令。那时，为解决插秧弯腰辛苦和秧苗不足问题，也有其相应的办法： [center][B]1.插秧船的诞生和应用[/B][/center] 　　按6＊7市寸规格插秧，普通农民每人每天可插一亩地左右，但栽“蚂蚁出洞”和“满天星斗”，就累得“满天星斗”也插不完一分地。人弯着腰劳作，老半天不移动一汪，当然弄得腰酸骨痛。实践出真知，有人有盛秧的木盆上架一块木板，人坐在上面插秧，确是舒服多了。于是，“插秧船”便很快据理制作出来应用了。木制的插秧船状如农艇，只是细小而经便，用来盛栽秧苗。其一头宽一头窄，宽一头上面设平板座位，人坐在上面，两脚自然下垂，并在田里前蹬而后退，两手插秧作业。如此栽秧，确实解了弯腰之苦，管你密＊密要求，照样“坐镇”搞掂（完成），只是白白耗费时间和秧苗罢了。 [center][B]2.直播[/B][/center] 　　因为密植不断加码，原计划所育的秧苗当然不够用，若补育秧苗必误季节，只好用直播方法来补救。直播法即是把谷种浸催出芽，直接播于大田之上。只是要求条件较高，适于土地平整和排灌自如的田块，并须排干田水，挖好纵横浅沟才能行播。播的形式多样：有点播、撒播、条播等。 　　直播法也是人们实践这成功经验，不过，在当时一意于密植求高产的指导思想支配下播种量从每亩8—10斤加到30—40斤，甚至70—80斤。憨直的老农见到以数倍的谷种往男里撒，心痛得直跺脚。那些点播、条播，一堆堆、一行行，保种叠谷种，上面的不贴地吃空气，太阳一晒，芽便干了，有的田块土地不平整（那时许多围田高低差1尺以上）和排灌条件差，直播后，高的旱死，低的浸烂，结果又是赔了谷种荒了地。 [center][B]三．推广良种[/B][/center] 　　种子在同一环境下连年栽植，必因种性退化而逐年减产，解放前，农民以科法选 种或换种（两三年改栽一个不同品种）的办法来克服种性退化问题，农民说“换个种，多一桶”。实践证明，优化品种对提高农业产量有显著效果。解放后，中山县在“五改三推”中，把推广良种作为增产粮食的重要五环节抓，连年收效甚大。因地制宜地推广良种，一般能提高单产的25％，甚至可达40％以上。 　　但，“大跃进”一哄而起，不管良种之特性对环境条件的要求，“一刀切”地强制推行，致使许多不具条件的稻田闰产，甚至颗粒无收。其失败皆因反科学道而行事： [center][B]1.矮杆种栽于深水田[/B][/center] 　　当年所推广的水稻优良品种，多是矮杆品种，如塘埔矮、溪南矮等矮种一族数十种之多。所谓“矮种优势”是相对原有的高秆品种而言，有抗台风，防倒伏，分？力强，穗大粒多，结实率高等等优点，在民田地区和排灌方便的沙田区栽植，增产显著，但栽于抽水设施不足的低沙田，就适得其反。因低沙田随雨季汛期临近，其水位有增无减，而矮秆品种最大特点是矮字，因而长极不高，不及水涨之快，终受“没顶”之灾。纵有未被浸死之？弱禾苗，亦不免病虫害毁掉（受浸禾功最惹病虫害）。1961年初整风整社时，张家边大队的农民痛心地总结，“若不是盲目推广塘埔矮，我们不致今天捱饿！”道出盲目性之严重危害。 [center][B]2.耐肥种植于旱？地[/B][/center] 　　随着耕作技术的改革，精耕细作取代粗耕粗作，人的进取精神见于能动作用，试图以优化品种，增施肥料，精心管理等方法措施，去求得高产栽培经验，并针对“肥田生瘦谷”的老大难问题培育出耐肥性的优良品种，普遍适应于三角洲冲积活土种植，深受广大群众欢迎。 　　所谓“肥田生瘦谷”是指一般稻种在极肥的男中多长禾少长谷，或株高茎软过早倒伏，结空粒或半实粒，不能尽肥活的地力获得高产。而耐肥吕种以“大食”为特点，是多“吃”不徒长，保持秆粗叶短根壮，穗大粒多粒实的优良种性，农民说此品种“饿禾即饿谷”。但栽此品各必须满足其“大食”之需求，栽于肥水充足的田土，方能显出其品种优势。可是“大跃进”风潮一来，就不许讲客观条件，“三推”劲力一发，就反耐肥品种推上山岗？地。高还瘦？的丘陵地种上“大食”稻种，又无足够的肥料追补，那些禾苗得不到相应的条件，老不发土，半生不死，叶黄锈、硬直，一如将枯的山松毛（叶），此乃“饿”坏也。最后纵使饿些收成，却远不及耐？品种实惠，这叫良种劣迹。 [center][B]“卫星”田的产生和泛滥[/B][/center] 　　在那火红的1958年夏秋间，因“全面跃进”而举国“捷报”频传，各地各行业接二连三地发射“卫星”。那些违背实际的统计数字，脱离现实的高产报道风起支涌。8月13日《人民日报》旱登了“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一社中稻亩产3。6万斤”的消息；9月5日《南方日报》图文并茂地登载了广东连县“巨型‘卫星’升天——中稻亩产突破六万斤”的报道，产发表了“人饿多大的胆，地饿多高的产”这鼓动性的社论。一时间传闻若“大话西游”，社会上沸沸腾腾，仿佛进入了如探裹取的般容易的童话世界。饿的宣传画把禾秆画成竹子样，谷穗如垫子生垒，可靠梯，还饿一群小童登上稻面跳舞，饿的画猪大于山，夸张程度史无记载。画是现实加思维的结晶，还容许有夸张成份，但那时报载大姑娘坐于稻面上而稻杆不折不倒的照片，应是超出夸张的范畴了吧！在那为烘烘的岁月里，真昌：“不车大炮办不成事”，谁不浮夸就没有发言权！如此一来，就“迫”了欺、假、浮等怪物来祸害人间。 　　注：据有关资料记载，1958年初，毛主席批判反冒思想，使“大跃进”升温至全国沸腾。但下半年开妈发现问题，于11月2日在河南郑州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了两种“左”倾思想：一是某些人急于想把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二是陈伯达等人主张废除商品,取消贷币,实行产品调拔.又于11月21日在湖北武昌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针对经济计划中的高指标和干部作风的弄虚作假,指出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和作假.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原以纠”左”降温为主题,但至彭德怀被批判后,庐山会议急转向而继续反右.此后在一片”反右倾,鼓干劲”的声浪中,跃进的讽马继续狂奔.未收割的水稻，坐上去也承受得起． [center][B]一，虚伪的＂卫星＂田[/B][/center] 　　＂左＂倾思潮的泛滥，于１９５８年秋进入高峰期，似乎具备一夜之间就可以＂超英赶美＂的条件．省，地，县和乡层层电话会议，誓师大会，战地现场会议等连续不停，以宣传鼓动，批判开道，中心是加火升温，创高指标．于是级级开大口，人人争第一，你追我赶报大数．既然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也由于浮夸而造成了指令性的压力，终于导致＂丰产卫星＂一个接一个地放个不停，连稻谷亩产十万斤，甘蔗亩产百万的＂大炮＂也轰响了． 　　当时的中山县同样参与全国性的高调大合唱，各行各业大搞＂丰产试验田＂，争放＂卫星＂．如检察院搞的办案程序＂试验田＂，平均３４．３分钟审结一案，１５．３分钟完成出庭；公安局的＂丰产田＂，贞破案件比上年同期跃进了３３８倍，仅一个＂安全运动＂就查获大小案件２３５０７宗，同时扫光历年积案（见市志）．如此浮夸现象比比皆是．１９５８年３月，中山拟定当年粮食为止产３７６．５公斤，已比上年增长４０％，可是到了５月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后，即修订为７７６．５公斤，４个月内指标增大了一倍，还是跟不上＂时代步伐＂，没多久又上升为９７５公斤．尽管如，总是落后于＂形势＂，二是县委拟定了由领导亲自参与的＂丰产试验田＂，放亩产７．５万斤＂卫星＂的计划，并把数万亩的板芙大围改作＂世界大鱼塘＂（结果全部丢荒，横栏，三乡，坦洲等地仿效，也丢荒数万亩）．秋收期间，＂我县水稻大卫星腾空飞舞＂，一个比一个大．＜＜中山日报＞＞１１月２６日报道沙涌营试验田亩产１２７５６斤．社论＂祝万斤卫星上天＂说：＂干劲加钻劲，万事能办成，呼风兼唤雨，天亦由我使．．．．．．人有多大的胆，地就有多高的产．＂并再次批判＂秋后算账派（其实是正确意见一派＂．不久，沙涌又入出亩产２８１５０斤的大卫星．二是，各公社纷纷行动制作和发射＂卫星＂．其时只求＂多，快＂，不管＂好，省＂，各县市不继组织参观学习，各公社互相攀比，你欺我骗争上游．为引，弄虚作假的怪现象层出不穷．如以并禾，并蔗，并番薯（即分别把百数十亩将可收获的作物，连根带泥挖起，移植到一小块地上）等等偷梁换柱的手法大放＂卫星＂，以应付前来参观拍摄和检查验收．可悲的是，许多参观者明知假柳，也要回去如法现场演试一番，而且做到有过之而无不及．此种突击行动，非常紧张，如若明天要＂表演＂，那么今夜须＂练＂ 就＂样板戏＂．那时胜在人多力量大，翻身农民对党无限信赖，加上强迫命令风厉害，一声令下，军事化行动，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center][B]二，＂空产＂试验田[/B][/center] 　　上述并禾并蔗等假作为，是在先前一系列高度密植＂丰产试验＂失败后，为放＂卫星＂而采取的＂应急措施＂，恐怕各地皆有见闻．其把即将收获的作物连根带叶地移并在一块，固然是严重影响了总产量，但总还是有些收成，而且达到了提高＂单产＂之目的．回顾先前的一些所作所为，更觉荒唐和不可理喻．不知其他地方有无这等愚蠢的做法，是否属张家边公社内的地方特色？我说的是当时的一块＂丰产试验田＂，其密植高产措施不是施行于插秧伊始，而是待到大田禾孕穗之时．首先选择一口肥塘为试验田，施下大量的土杂肥和农家肥，搞到泥？尺多深．跟着派社员带钊，锄到大田上，把含苞待放的稻禾照基部挖起，运到试验田边，发动中小学生个个带小刀来支援作业，如削葱般地把一株株禾的根和叶削个干干净净，只剩苞叶及光秆，然后收起来，一把把地往试验田中插，把把紧贴，密不通风，创造了密植的最高度．不知挖掉了多少田禾，只管如法炮制，直到把这七，八分地的鱼塘插满为止．这便是亩产十万斤的待放＂卫星＂田．闻说其后的田间管理是既举灯（增光），又布风扇（通风）．不管其采取什么措施，人们口中不言，（言有风险）而心中明白，如此一丘密无空间的无根＂光棍＂，怎能生长结谷？一如傻仔种鸡蛋，不说也知其结果如何． 　　　　　　　　 [center][B]大炼钢铁[/B][/center] 　　工业的＂大跃进＂是＂以钢为纲＂，大炼钢铁．于１９５８年夏种之后开始，１１月份发展到最高潮．那时提出＂全民炼钢＂，大潮卷来，居然于广大农村占据了支配地位．县成为了钢铁师，公社以下成立钢铁团，营，连．．．．．．各级党委第一把手持帅，层层发动，于是，农民须搁下农活，成为大炼钢铁的主力军．各行各业，居民，学生都有任务参与．不许讲条件，要＂水到渠成＂，大小炼钢高炉如雨后春笋，数天时间在全县竖起了数千座（１０月９日＜＜中山日报＞＞报道：＂濠头乡一天建小土炉３８座＂，并且＂当天建炉，当晚出铁＂）．一时间，处处炉火腾升，人流滚滚，夜以继日地炼钢不停．只是那些中小学生不堪熬夜，他们拿小锤坐地碎矿石，由于劳作时间太长，疲劳困盹，常有人一手举锤，砸自己的另一只手，痛的哇哇叫，有的甚至倒身于高炉睡着了． [center][B]一，土法上马[/B][/center] 　　中山地方，一无矿石，二无煤炭，要＂大炼钢铁＂，且不谈技术条件，就原材料而言而已成问题．在那＂全民炼钢＂的岁月，莫指望靠外地供应得上．９月中下旬，县委连续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行动，要求使用＂淮海战役＂的战术去攻下千吨钢铁大关．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土法上马＂：没有矿石用废铁，废铁不够撬窗枝（窗格铁），撬完公房的还有民房注；没有煤炭有木柴，木柴不够就倒大树．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９日＜＜中山日报＞＞以＂猛攻木炭关，保证炉群铁水奔流＂为标题，报道县委于１０月７日召开了紧急电话会议，指出没有木炭就没有钢铁．说全县每天要用木炭５４０到６００吨，强调采取紧急措施，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全民性烧炭热潮．那天报纸还报道，单小榄公社３天便砍了木柴１６万斤．然而，这个数字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就这样，大炼钢铁只一个多月时间，各地为了烧炭，就把荔枝，龙眼等果树砍个清光，连村前村后那些数百岁的＂风光树＂（村民常聚戡阴下休憩聊天的大榕树）等也不能幸免．记得当时有的村落砍大树时，村民之中，年青的不急老人急，他们柱着拐仗蹒跚而出，见砍树情形，气愤得脚抖手颤，指骂那些伐木者在“折祖辈之福荫，埋后代之祸根！”有的扑身于树头，手抱树干，誓死保卫；有的于晚上就树旁睡觉，日夜守护。这些饱经风霜已是风烛残年的白发老人，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后代的事，那场面催人泪下。 　　注：１９５８年１０月，湖北省当阳县跑乡召开全体社员大会，社党委书记当众宣布：１１月７日是全乡社会主义结束的日子，８日进入共产主义，一切都采取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散会后，群众纷纷上街去“共产”。商店拿空后，就到私人住宅拿，你家的鸡，我抓来吃，我队的菜，你也可随意去拔，一切财产不分彼此。 　　中山也搞“一切财产无偿归社。”张家边公社搞了一幅“西年后共产主义新村”的蓝图，并公布了“共产主义食堂供应标准”的小册子。 　　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形势下，家无珍藏的大公社社员，多数人都不吝惜那几根窗格铁，而且“一雷天下响”，村村一般光景，户户一样际遇，即使有意见的，还能向那里提？ [center][B]二，“以钢为纲”[/B][/center] 　　农民放下农具，从事“经钢为纲”的劳作，那么粮食生产属何地位？纲以下是目吧？可是纲举而目不张。 　　“大炼钢铁”的高峰期，下是晚稻的收获季节，农民半年辛苦盼收获，岂料有谷不收而炼钢忙！由于炼铁不能停炉，且任务紧迫，生产队没有足够的人力派去收割稻谷。也因为那时社会上不时放出稻谷亩产数万以致十数万斤的田确实是种而不收。一些近在路边的稻田，人们那些参与大炼钢铁而弄得昏昏欲睡的农民也心中明白，将要承受饿肚的灾难。 　　其实，当年广大家村所搞的“大炼钢铁”，是一场恶作剧，正是“晒（白花）心机捱眼训”。白白烧掉了大量的果木把好好的窗枝,铁具,熔成为要本无用的烧结铁.枉是全县大动员工，苦战一场,为发射”钢铁卫星”,不知损耗了多少人力物力和因此而造成多大的损失,换回的是数千吨那些难于处置的”牛屎铁”! 　　　　　 [center][B]附　　　　　言[/B][/center] 　　从１９５８年初起至１９６０年底止之＂大跃进＂，使整个国民经济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加上当年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一系列经济合同，并逼迫还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陷入严竣的困境．据有关资料记载，中山县于１９６０年，农业三大主产稻，蔗，鱼的总面积分别减少１４％，１５％和２４％，年产量分别减少２０％，３６％和２３％，导致全面经济困难。１９５９年底公共食堂支撑不信而解散后，我们在农村供粮的初中生，每人每天吃“西两庄”（米）。在那饥肠辘辘的时日，两天之定量并作一餐也不饱肚。那时当然没钱买其他食物充饥，即使有个钱也不容易买到食品，皆因街上副食品商店之贷架，架架空载；糖烟酒店陈设之玻璃瓶，瓶瓶真空，真正是饼食无踪，糖果无影。农民刚发还自发来之最。我常到地里捡拾遗漏之薯根，芋块，蕉芯，野菜等填肚。不少群众饿得面黄脚肿，因营养不良而患水肿病。正是天灾“左”祸，农业减产，饥馑蔓延，民众怨声载道。幸得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吃饭第一，建设第二”，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形势才逐步好转。 　　人们原先以为登上人民公社这“天梯”，可以很快跃进那共产主义“天堂”，岂料“天梯”根基不牢，受重重一摔，元气大伤。痛定思痛，终生难忘。 　　上面所述大公社的生产运动情况，只是“大跃进”掠影之片段。至于推动和伴随“大跃进”的许多主题内容，如政治思想之宣传鼓动；“命令风”之批判斗争；“共产风”之“一平二调”；“反瞒产风”情况及其后遗症；体制变化对生产力之影响；水利，农田基本建设及各业的发展变化；大公社“八包”，“十包”和公共食堂的实施情况；社会与群众生活状况等等，都没有或很少提到。因当年笔者刚进初中，经历有限，感受肤浅，所以对“大跃进”全过程所造成的后果及其经验教训，说不清楚，不敢妄言。相信许多阅历深厚的长者和专于社会研究的博士，专家，定会撰写出有关著作，裨益后人。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