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中山市曾创办过《中山老人报》，只是为期短暂，出版仅一年１２期就因种种原因停刊了。这昙花一现的《中山老人报》至今已逐渐被人遗忘，不少人甚至不知它的存在。但老人报的确为中山市的老龄事业作出过微薄的贡献，为使它的历史能保存下来，特不避浅薄，以过来人的身份，将创办始末追记。 [center][B]缘起[/B][/center]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之间，我同赵荣芳、李炽康、杨荫清、鲍云伟五人，经常在位于孙中山纪念堂公园西侧的周记餐厅饮早茶，我们都是离退休干部和教师，先后加入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为会员，喜欢舞文弄墨寄托精神，谈话比较投机。后来发展为定期茶叙，轮流作东，天南地北闲侃，好不快意。赵荣芳同志，斗门人，８０年代初期任中山县公安局长，在市政协离休后，热心于老人工作，在我们五老的联欢会中，曾提出组建老人文艺协会的设想，但因不易获得有关部门的同意而作罢。他又忽发奇想，要组织出版老人报。 　　改革开放以后，中山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发展喜人，人民生活改善提高，寿命延长，老年人数日增。１９９３年中山有６０岁以上的老人１２．５万人，占总人口的１２．３％，其中离退休人员３．４万多人，按国际标准中山已进入“老年化”行列。老龄事业，举世瞩目，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江泽民总书记曾为《中国老年》杂志题词：“重视老龄工作，发展老龄事业。”老龄工作除靠政府开展外，银发一族也应自己重视积极参与。开展老龄工作，必须大造舆论，大力宣传，从而促进全社会的重视和支持，促进五个“老有”（老有所养、所医、所为、所学、所乐）的发展，这是符合广大老年人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愿望的，所以赵荣芳提出创办老人报的建议。 [center][B]筹备[/B][/center] 　　１９９３年９月，孙中山纪念堂收回场地，周记餐厅拆迁,五老茶叙改在拱辰餐厅，赵多次提出办报的问题，并说已获得有关部门和一些老同志的支持。１９９４年１月间，赵在拱辰餐厅主持召开老人报筹备会，除原有五老外，还有时任市老年书画会秘书长的程智民老师共６人为筹委（以后又加入陈若和李国瑞二人）。至于主编一职，大家认为我做过侨刊主编，有一定经验，“非君莫属”。我则认为办报不同办刊，缺乏办报实践，自己水平不高而责任不轻，因而推辞。而赵认为我最合适，如我不就，则老人报办不起来。他言词恳切，况且为老人事业服务是件大好事，我只好勉为其难答应暂时试试，不作长久打算。 　　不久，赵来电话，说办报的事已同市委宣传部郑金钻部长谈过，指示可打个报告申请，因而赵要我草拟申请报告。 　　报告写好后，经传阅讨论，众无异议，抄正发出。２月２１日即收到市委宣传部批准出版的通知，赵提出争取于１９９４年５月１日国际劳动节创刊出版，筹备工作紧张开始。 [center][B]方案[/B][/center] 　　经过研究，确定了办报的宗旨和出版方案。本报宗旨是面向中山老人，服务老人事业，为老龄事业广开言路，为“夕阳工作”添砖加瓦。宣传党和政府对老龄工作的政策、措施，介绍各地老龄工作行之有效的经验，表扬好人好事，反映老人心声，维护老人合法权益。并以活泼多样的文章形式向老人提供学习、生活、娱乐、保健等方面的精神食粮，集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总之，老人报说老人事，报道老人喜与忧，推动老人事业的发展。 　　报名定为《中山老人报》，出版印书号为“中粤印准字第１７５号”，四开四版，每月出版一期，内部刊物，免费交流，社址设在市老干活动中心三楼，由中山市印刷厂印刷，发行工作由全体编委负责。 　　编委会成员如下： 主任：赵荣芳 副主任：李文光、高民川 主编：高民川（兼） 副主编：程智民 编委：鲍云伟、杨荫清、陈若（女）、李炽康、李国瑞 　　又聘请了下列老同志为名誉社长和顾问： 　　名誉社长：黄旭、陈振光、甘子源、林藻、吕胜、陈占勤、刘庆常、麦满珩、苏干远 　　顾问：冯永、钟德来、黄金贤、杨赞光、陈萍（女）、李耀武、赵德钧、冯英豪、李森、秦冠谦、陈福志、杨文荣、林耀庄、黄联安、吴刚 　　为了扩大影响，由赵联系老同志为创刊号书赠题词。我以个人名义致函美国檀香山和澳洲友好乡亲，告知《中山老人报》即将创刊，请予惠稿支持。由于初办，稿源一时不易解决，则要求全体编委积极写稿。其他有关问题也作了相应的考虑和安排。 　　社址原由老干活动中心安排在该中心三楼市老战士联谊会办公室，而实际上因编委大多数是市老年书画会成员，因而都在市老年书画会办公室活动工作。 [center][B]创刊[/B][/center] 　　距出版日期日近，编委经常集中，积极组稿写稿。发刊词、版面设计、栏目和排版，由我草拟后，经集体讨论通过。由于“白手兴家”，受经济的限制，一切从节约出发，少花钱多办事，工作繁忙琐碎。加上当时中山印刷厂设备、技术落后，手工操作，进度缓慢，得时常跑去催促。创刊号终于在１９９４年５月国际劳动节后不久面世。大家十分高兴。 　　创刊号头版刊登了《李鹏总理强调要特别关心离退休人员》、《两会代表、委员谈老年问题》、《工资制度改革传喜讯、离退休人员同步增资》和《国务院通知增加企业离退休金》等喜讯和我市有关老人活动的报道。这些都是有关离退休人员切身利益的信息，老年读者喜闻乐见。主管老年工作的市老龄委秘书长杨文荣，肯定老人报出得好，他认为除了广州的《老人报》外，《中山老人报》是全省第一张老人报，十分难得，表示大力支持。早在创办之前，市老龄委就赞助了经费，杨文荣还积极写来有份量的稿件：《毫锋歌老业，翰墨颂晚晴——祝贺中山市老人报创刊》和《毕生憧憬成现实，晚年养老有依归》，对党和政府对老龄工作的指示，以及我市老龄工作的现状，叙述得十分详细，刊登后，老年读者表示欢迎。 　　创刊获得老同志的支持。东振光、甘子源、吕胜、陈占勤、刘庆常、周挺、李耀武、李庆余、刘德民以及澳洲中山同乡会、旅澳洲中山乡亲梁培、唐向明、郑嘉锐等惠赠题词致贺，均刊登于创刊号。旅澳洲乡亲周毅光积极投寄题为《中山老人在澳洲》的稿件。 　　市热心读者积极写稿支持，反映老人心声，如苏伯、苏椿龄、麦秀梅、任幸、陈标、侯受汉、李庆余、李炳芬、方炳元、梁志刚、梁耀中、陈卫中、李玉燕、黄联安、刘庆常、陈广材、谭则彦、钟德来等都曾惠赐稿件。 在赵荣芳编委主任的领导、全体编委的努力和各方面的支持下，中山老人报不断克服困难。做到按期出版，终于坚持了一年。 [center][B]问题[/B][/center] 　　《中山老人报》由１９９４年５月创刊起，至１９９５年５月共出版了１２期，在实践中我深感有些问题难以解决： 　　一是体制问题。《中山老人报》既不是党政部门所办，也不是集体单位所管，只是以赵荣芳个人名度组成编委会，性质不明确，既没有主管单位，也没有主办单位，不出问题还好办，万一出现非一般的问题，谁能面对解决，赵荣芳个人能够担当起吗？如果在文字上出现问题，我这个主编也难于应付。历史上的文字狱，不能不令人“谈文色变”，文革时期我就吃过苦头，见过鬼怕黑，我不能不认真考虑。早在第三期出版时就提出辞职，只是赵荣芳极力挽留，而我才勉强又干了一段时间。 　　二是经济问题。办报经费是无源之水，主要靠人赞助一切开支都得节约，但长期下去也难以维持。尤其是发行问题，华丽期要分发给市内外、镇区有关部门和重点中小学，工作量大，为节约开支除市外有关部门和市内个别单位邮寄外，都得由编委分工上门投递，或托人带走，编委都是七老八十的人，没有精力也不可能长期这样，而又找不出别的办法解决。 　　三是主编难以应付繁杂的工作。举凡组稿、写稿、改稿、编辑、排版和送稿审阅，以及跑印刷厂、校对、发行等所有工作，主编都得参加，编委是没有报酬的，有什么困难，可以不管，而作为有报酬的主编，却不能不千方百计去解决。（初时，正副主编和管财务的有数十元的报酬，我记得主编是每月８０元，后来主编改为２００元，财务１５０元，每日轮流在办公室值班，每日每人发茶点费３元。稿费是每千２０—３０元。 　　如此繁重的工作，年逾古稀而以患有心血管病的我实在难以为继。 [center][B]停刊[/B][/center] 　　基于以上原因，在第１２期（１９９５年４月）出版之前，我就拟定了“辞职启事”，面见赵荣芳，表示坚决辞职，赵虽无法挽留，但不同意在《老人报》刊登“辞职启事”，打算想办法看能不能继续办下去，否则让其“自生自灭，不了了之”（赵的原话）。当时别的编委也想办下去无奈深感主编一职难当，无人承担，因此，自第１２期出版后，《中山老人报》就无声无息地停刊了。 　　停刊后，不明底细的读者，纷纷询问何故，有的还继续投稿。关心《老人报》的老同志，认为《老人报》创办刚好一年，效果不错，都希望续办。其中《中山老人报》顾问中山市老战士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冯永（二叔公）同志多次与我商谈续办的事，终因一些主要问题不易解决，而我又无恋栈之意，因而停刊至今。 　　停刊后，经费还有剩余，转交给市老干活动中心保管。《中山老人报》的创办，赵荣芳同与功不可没，而《老人报》停刊后不久，赵荣芳同志因病谢世。我希望今后有关部门，以及像卧铺荣芳那样的热心人士，能够复办老人报，为中山市的老龄事业作出贡献。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３日 　　　　　　　　　　　　　　　　　　追记于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