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祖芬逝世，我因远在澳洲，无法来香港奔丧。现在已过数月，从亲友来的电传及剪报中，知道悼念仪式、丧葬等事已经完毕，给自己记下一点哀思，向国内朋友介绍一点他的生平事迹，我想，还是必要的。 　　我个人觉得一个人的生死，并不是一件了得的大事，无须惊动社会，我曾经半开玩笑（其实是很认真的）写下两次“遗嘱”公之于世，大致是：不搞追悼会，不出丧，不发“讣闻”，不要骨灰盒，不留骨灰等等。但这仅是我个人对自己的处理方式，我自然也尊重别人和自己亲友的方式。这次的追悼仪式，听说亲朋学生，约有一千多人（当然绝大部分应是他的学生），可见一个好人离开这个世界，舍不得他的人还是不少的。 　　大哥在我们父亲冷观先生前创办的中华中学教书多年，１９８３年父亲逝世后，他接着主持中华中学。日寇侵港时一度在广西柳州筹办复校，不久柳州沦陷，辛勤筹划的学校就随之荡然。日寇投降后，大哥回港恢复了中华中学，直到七十年代，中华中学又改为育华中学，他为香港的中国人教育事业，奋斗了一辈子。 　　说大哥奋斗了一辈子，这不是空话。二、三十年代，在香港方持一家私立学校是十分艰苦的。学费抵不上物价，年初收入的学费，马上要还去年的欠债，家中经常一贫如洗，甚至靠母亲做点心补贴。大哥不爱交游，不近权贵，全心全意地把心思放在教好学生做人问学、读书明理。他可以说是教书之外，什么嗜好都没有的“完人”。（现在已九十余高龄、抗战初期在香港曾和祖芬有来往的文艺界前辈夏衍，当年曾戏称祖芬为“万世师表”。） 　　教师和学生，都亲切地称祖芬为“芬先生”或“黄校长”，黄校长是始终受到尊敬的。我曾对朋友说：我哥哥是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先生”，他“闲静少言，不务名利”。这“不务名利”的背后，有一股力量在支持他：首先是教育家的“身教”，对同事、对学生以身作则；其次是当年殖民地气息浓重的香港，激发他的爱国情绪，日寇的侵略，更使他明白一个教育家的沉重担子，他孜孜地教育青年，目的是让后一代明白，自己的“小我”之外，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国家民族的“大我”、大我富强康盛，小我也就无上光荣。否则黑头发黄皮肤，到哪里也只是个二等、三等公民。他不久前曾说过，若能活到“九七”，亲见英国国旗在香港降下，是人生一大快事。“芬先生”一心放在教育上，名利，至少在一位教育工作者，是不能分心去“务”的。 　　八十多年来，大哥始终随着国家民族的忧乐而忧乐，这一点，他的同事和学生比我知道得更清楚。１９８３年广州被日寇侵占，香港许多青年热血腾沸，都切望北上为危急的祖国效力。那时四哥祖雄（又名黄中坚、黄万夫）决心辞去中华的教职，参加抗战，大哥支持他。他曾在抗大二分校学习，后调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任编辑。１９４２年日寇扫荡太行根据地，四哥终于在晋察冀边区牺牲，和许多抗日烈士一样，为祖国流了最后一滴血。１９３９年以后，许多爱国民主力量在香港从事文化活动，中华中学在课余时间，经常借给新闻学院（主持人乔冠华）等单位，作活动场地。 　　即使是退下来，“芬先生”对同事和学生的关怀，对香港教育事业的关怀，还是鞠躬尽瘁，有求必应。而自己则住在狭小的校友会后座，不到三百尺的小间。在香港的同事和同学，都众中一词地对他表示崇敬，称赞芬先生有良知，以诚待人。这是我每次来港，都听得到的对他的颂扬。他晚年当了好几届全国政协委员，但他还是“闲静少言”，据他说：“除了教育方面我有意见就提之外，其他我是外行，香港小道消息太多，各种说法都有，叫你信又不是，不信又不是。不是真知卓见我宁可沉默。”也许是复杂的时代，使他增长了经验。 　　从“芬先生”出生到他的逝世，经历了八十五个年头。这是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以来，一系列政治风暴演变剧烈的时期，也是知识分子忧患最深的时代。祖芬大哥经常在风雨飘摇中，为国家，为社会，出了辈子的力，按正常的自然规律，他也可以永远休息了。 　　当一个人离开人世之际，眼前出现“问心无愧”四个字，这就是无上的幸福与安慰。他可以毫无包袱、毫无牵挂地“归真”。大哥是做到这一点了。 　　因为分离的日子多，即使是兄弟，也无法列举大哥这一生行事。按照佛的教言，尘世从生“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所以对于逝者，如以“世本无常，会必有离”的达观精神去看，总应是对的吧。但自己毕竟是凡人，一个既是长兄，又是老师（我是中华中学毕业的），并且毕生以身作则来培育人，无愧于“师表”的人离去，难免于悒悒。近年每次来港，看着他老人家呻吟床第之苦，总是心中恻然。当他眼瞪瞪地瞧着我时，我知道他有一肚子话要对我说，这也许还是佛家所谓“执着”吧。他如果悟到“以智、慧、明，灭诸痴暗，世皆危脆，无坚牢者”，他当然可以静静地瞑目。 　　安息吧！大哥。 　　　　　　　原载１９９３年２月２０日《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