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题目上的“我与恩师郑彼岸”这个短语，也许会引起人们疑问，甚至会怀疑我的写作动机。因为社会上自出现了“我的朋友胡适之”后，便有不少人，亦以“我的朋友X X X（某名人）”撰文，宣称自己是X X X的朋友或知已，即使“朋友”不一定是事实。用这种既不花钱又省力的方式来抬高自己，对于某些人来说，何乐而不为。然而，我的“我与恩师郑彼岸”跟上述情况有本质上的区别，我称郑彼岸为因师，是出于真情实意，百分之百的肺腑之言。 　　作为革命家、史学家、诗人，郑彼岸是当之无愧的，这并非他的自封，绝对是历史的鉴定。他的知名度不高，然空谷幽兰，人莫能知，而芳馨播远。凡所熟识者，对其高风亮节，道德文章，无不充分肯定。他对香山光复，立下大功，邑人推举他当知事（即县长），不就，嗣后亦从未在民国任何政府做官，却宁愿一再爱聘重修县志，盖以服务桑梓，义不容辞也。他不仅熟悉邑乘，且精研明清历史。读过他与简又文就邑人的民族气节问题进行辩论的两篇长文，当对其政治素质、学术造诣和历史眼光略见一斑。 　　郑彼岸不以诗鸣，却写得一手好诗，为数谅亦不少，惜有散佚，能搜集到的仅75首（1923——解放初期）。早期诗作，由于去国离乡，颇有飘零之感，故国之思，信笔写来，不假雕琢，情真意切，绝非低调。而其《新新乐府》，仅以生活琐事或微物来反映魔怪舞翩跹、生民正倒悬的沦陷区生活，却比白傅的《新乐府》更有广度，更有深度。尤其是《吃垃圾》一诗中最末一句“不见煤山挂腊鸭”，看似乎淡无奇却义愤填膺，直斥当时一切邪恶势力的多行不义，并预示了他们绝对无法逃避惩罚真至灭亡。象郑彼岸这样的诗人，在我们国家外有贪狼内有蠹的今天，是十分需要的。 　　郑彼岸曾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真正的革命者（当然有别于政客或假冒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有头脑、有胆识、善于总结经验、修正错误、不断进步的。因此，经过思想交锋，经过时代冲击，经过风云际会，经过实践体验，他老人家便豪情满怀当众宣称自己是“叛徒”——“安那其的叛徒”。这是他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飞跃。他其实早已倾向科学的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于是便能并非偶然地以党的同路人的身份，迎接祖国的黎明，并为中山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对于这样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我以师事之，其实做的还很不够。听说近年拜师，还有遵从古礼的呢。在郑彼岸人格的熏陶和亲切的教诲之下，一段并不长的相处，使我获益匪鲜，理应永矢弗谖，何况他对我有救命之恩！ 更何况这救命之恩又并不寻常！ 　　1946年腊月，国民党匪帮谢文泉部扫荡山区，到处捉人，被捉者无不戴上“奸匪”的帽子。我就在其时掩蔽待命，遂人敌手。我爱人闻讯后，知有一位郑先生系我挚友，便背着幼儿，步行去濠头向郑彼岸先生求援。结果就是由于郑先生的奔走营救（据爱人说，他当时不仅毫不犹豫一口答应，而且非常同情她的苦况，罄其所有，给予资助，使她感极而泣），我才得以恢复自由。 　　我原是名副其实的“奸匪”，组织上当时亦处境艰危，当然无法营救。恩师仗义援手，也不是一般人所敢为、所能为。尤其是我跟他相交不过半年之久，爱人求助，亦无重金厚礼（简直什么金什么礼都没有），这让我看到了什么？ ——革命家郑彼岸固有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发扬光大，而且已逐步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向共产党靠扰，跟共产党同行。 　　还认识到什么？ 　　——道义之交，难能可贵。在人际关系不正常甚至在人性变为兽性的环境下，尤为难能可贵！ 　　我与郑彼岸相识是在1943年，那时组织上安排我来四区濠头，公开职业是在乡校教书。而恩师已在几许播迁之后回里，在乡校任补习班主任，同在校住宿（其夫人与一女佣也随之住在学校）。我与他年龄差距甚大，却一见如故，朝夕相处，无所不谈。对其嘉言懿行，亦时有所闻，从而倍加敬重。我曾以俗语写成小诗被邻校有作教材，见恩师亦有作品名为《新新乐府》登在党校壁报上，同时好些学生仿作此种诗，这就引起我极大兴趣。特别是看到一首诗中竟有“多行不义必自毙，不见煤山挂腊鸭”这样的句子，虽觉未免冒险，也深佩其胆识（后来我写诗亦接受了这种诗风）。大家志趣相投，感情日渐深厚。不知不觉谈起政治，也就引起我跟他的争论了：他谈他的无政府主义，我谈我的马列主义，各有其对立的政治立场。然而他老人家头脑毕竟是清醒的胸怀是开阔的，对我的言论，非但不以为忤，反而加深了对我的认识，甚至也许是赏识。而我事后自省，这样做，蛮象是尽到了革命者的义务，但我到底有多少马列水平（即使我已经接受党的教育六、七年，还读过一些禁书），夸夸其谈罢了，不禁自惭亦复自笑：我未免太不知自量！幸而这样的争论，我跟他都感到愉快（内心世界有所接触之故）。可惜是年年底，组织上又把我调离濠头，我与他便从此离开三年之外，消息完全隔绝了。 　　我出狱后，家庭生活非常困难。我既无遗荫，亦无积蓄，更无职业，无以为计。好在不久（1947年初），恩师接任为中山县修志办事处主委，我也就第一个做了他的助手，有了工资，我一家三口才免于冻馁之虞。迨至“修志办”改组为“中山县文献委员会”，我则被聘为编纂组组员兼采访组组长。嗣后，恩师被族人敦促出任族办的义门小学校长。由于他身负修志重责，无法分身，又见我薪水微薄，便安排我做校务主任，领两份工资。这样，我家庭生活得到改善，恩师对我，可谓照顾得无微不至！ 　　我入“修志办”不久，结识了同事黄析梁，通过他找到了党，同时接受了党产交给我与析梁一起做两郑（另一郑是郑道实，时任副主委）统战工作的任务。斯时，我在党的领导下，豪情满怀、信心百倍开展工作（后来了解到党还在其他方面做两郑的工作），取得满意的效果。 　　我与恩师相处，虽为时不长，却深受教育和信任，举其荦荦大者，本可就此搁笔了。但意犹未尽，欲罢不能，还得再补叙一二。我写此文，不啻与恩师相晤对，可是，？年前我在《赠彼岸夫子五十六韵》一诗中所提“何时风雨共一楼，长事先生兼学史”的愿望，已经早成泡影了，如今只剩下追忆，不禁惘然！ 　　“人无完人”，若说郑彼岸是真、善、美的化身，恐有吹捧之嫌；但在我与他朝夕相处的三年半中默察所得，他确说得上“胸有方心，身无媚骨”。他率真坦荡，务善嫉恶，有此二者，美亦存焉。有一回，我听他在客厅中吟诵“鸡公仔，尾弯弯，做人新抱（媳妇）实艰难”这首儿歌，见我注意他，便对我说：“中国妇女长期在受罪，尤其是做媳妇的。古诗《孔雀东南飞》和陆游的词《钗头凤》都对为媳者的不幸提供了实例。”接着，他以赞扬的口气说；“你妻子勤劳善良，当新抱之职，一定得到你妈的欢心，你有这样的妻子非常幸福，好不愧称为‘义妻’。” 　　恩师在治史之余亦重视对民俗学的研究，因此，属于此范畴的民间创作诸如歌谣、谚语、谜语等，无不兼收并蓄。旧志有风俗谣谚编入，但为数甚少，且未立专篇。恩师编志，有独到眼光和创新思想，他认为新志应设中山风俗和中山舶谚两志，并将编纂两志的任务交给我，我欣然受命并认真做好这项工作。 恩师善制中联部，制谜亦是高手。在中山师范的一次晚会上，他曾以该校教师名字制谜助兴，其中一谜“为？个口，日日奔走”，谜底为吴天行，众认为系谜中佳品，他曾以“亚”字作谜面，让我猜谚语一，我猜中了；我也用一个字“？”（当时未简化）让他猜，也是猜谚语一。他沉思片刻，问我这谜是否自制，我点点头。他说：“此谜构思相当巧妙，必须先从‘拆字’入手，挖出‘？’中的‘口’，剩下‘丰’的形象。如能领会出把口封住之意，便不难猜出‘有口难言’这谚语了。”他又说，用一个字作谜面是比较难猜的，需动脑筋多从“拆字”入手，并以“桂”猜作“十八廿二”、“吝”猜作“出口成文”为例，可见其对猜谜颇有研究。少年时代的我，颇喜猜谜，年纪大了，就不大感兴趣了。可恩师对这类玩意儿（包括其他群众创作）的研究，到老仍孜孜以求，大概缘于葆有未泯的童心。 　　解放后，恩师离开我了。他被调到省文物委员会工作，复任省文史馆副馆长。在这期间，他还曾两次返里，向县里要求将我调去省文史馆搞文史工作，终以未得批准，这也许会使他捻。 　　此后，除了七十年代初的一个年初二，与爱妻一起带着“一筐木柴表心事（《赠彼岸夫子五十六韵》中句，其时听说燃料难买，另粗咸鱼一盒是恩师爱吃的，赴穗存善东街恩师寓所拜访他，住了十天之外，便永远永远地无缘跟他会面了！ 　　只有留下刻骨铭心的怀念！ 　　　　　　　　　　　　　　　　　　　　　　　　　　　200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