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对书画艺术如痴如迷、潜心不悔实践了七十多个春秋的书画家，到耄耄之年，才得到姗姗来迟的国定级艺术权威组织的认可，那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和感受。 　　今年4月初，吸收余菊庵老师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的通知书寄达中山来，这对余师他和熟悉他的亲友、学生不啻是一个特大的喜讯，也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欣慰。余师感觉如何，我虽不能窥其心境全豹，但这对一个把毕生精力用在艺术钻研上，并取得相当成就，早在三十年代时就有大书法家推崇的余老师来说，其气质已升华为艺术创作上的品质；这无疑是追求从纯朴为起点，求得了完善飞跃之后，高踞于艺术殿堂的艺术之神终于给予了余师这微微的一笑，对一生淡泊名利的他，已经是很大的慰藉了吧。 　　知道喜讯之后的一个暮春的晚上，我同往常一样，又来到他老人家的家里，眼前的恩师，祥和的脸上呈现出一股喜悦，把数十年坎坷跌宕、沧桑痕迹扫去，恰似他的书画作品一样沉实、从容、舒徐的神韵，正熠熠闪烁着艺术之神的光彩，顿然，我领悟到，余师书意画魂的追求与其人格品性已然融铸到此刻的灿烂中。这灿烂辉光折射着他老人家七十多个春秋的墨苑生涯的艺术成就：这十数年来，不少地方和著名书画家都向他索题字，刻碑林、展览都有他的字；还印行《海棠花馆吟草》、《海棠花馆印赏》；以及在广州美院展览作品，讲课等等，早已为许多当代书画大家名流扬推赞服，后学如我虽然随师二十二载，对于他的诗、书、画、印四绝，只有钦羡不已。此时，过去所闻所见的他的片断更加清晰起来，正像在拾起大师们采珠之后遗下的只只贝壳，贝壳虽然比不上珍珠的明艳光彩，然而也是多姿多彩斑斓诱人的吧—— 　　余菊庵老师八十七年前出生在香山县（今中山市）沙溪镇下泽村一个清贫的家庭，自小喜摆弄笔墨，悟性很高，却因为家贫连法贴也买不起，一天在伯父家里见到两本字贴之后爱不释手，伯父为此把字贴送与他。从此，他把字贴当成宝，日日临摹…… 　　一个机遇会改变人的一后，特别是有一官半职隆临你面前时。那是在水深火热的解放前，家乡的人认为他识文断墨，为人正直，知晓事理，推举他当乡长，当时常常吃不饱肚子而情迷于书画的他却婉言谢绝……之后，有当时任社会党会长的见其生活拮据，劝他出任社会党秘书长。那个年代，有官当该是飞黄腾达、鱼肉膏肥的好机会。但这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不屑一顾的，他出人意料地断然拒绝，引起社会党人的震怒。 　　倘若，那时余老师当了官，他人生的道路也许不会走得那么艰难曲折，也决不会出现把拿去买米的钱，却买了不能糊口的旧字画、古玺回家，致令全家断炊挨饿的事了。他这种视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如命的举止，虽然当时他或许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是在尽绵力保护国家的文化遗产，但在事实上他是这样做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是寻常人难于理解的。 　　“扫荡妖气划一时，飘扬遍插五星旗。今年不作登高客，挤向街头看会师”，余菊庵老师用一首《重九日邑境解放》的诗，表达出他对解放的热爱和投入新社会的喜悦。 　　解放之初，余老师以刻印维持生活，但不久，他觉得这种生活刻板，而且要按“上帝”的意旨去刻，长此下去，艺术追求只能成为空谈，自己也只能成为一个工匠，他苦恼了，要走自己独特的路。新社会给了他一个好机遇，他想出了一个既可以维持生活，又能发展艺术事业的办法来。之后，他与几位志同道合者，倾自己的全部积蓄和全部精力，开办了一间经营古董字画以及文物珍玩的“六棉艺苑”，当时，真如鹤立鸡群一般在那繁俗的商业闹市——石岐孙文路出现的这家高雅“店铺”，连大文豪郭沫若到中山时亦闻兰麝之香，到六棉艺苑参观访问，采购字画并留下珍贵的墨宝。此时期，无疑是余师的一段花开灿烂人生里程，他当时连自己珍藏的文彭、查士标、朱？、伊秉绥等名家字画金石也拿出来做镇苑之宝。 　　可是，人生毕竟没有长久的花季，那场众所周知的史无前例大浩劫隆临，满苑是“封、资、修贷色”的六棉艺苑理所当然遭到无情的冲击，结果是查封了艺苑，古玩文物、名家字画莫名奇妙失踪。这且不再去谈它，因为那时的神州大地的这一类“贷色”遭到的损失毁坏真可说是恒河沙数，“六棉艺苑”的损失，只不过是“小巫比大巫”罢了。可更残酷的是，一个在解放前历尽磨难仍不懈地弘扬中华书艺的一介书生，一下子被推进了惊惶、愤怒却无奈，沉默、抗争却涉茫的深渊，心灵的创伤非是常人所能理解的。 　　他，余师毕竟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咬一咬牙关，把心一横，以“西横居士”自号，躲进了自命的“一统楼”，更加潜心作苦舟，游弋于永远看不到岸的艺海中不悔。那时，稍为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女儿们已经长大能参加工作，一家糊口的担子强可以放到女儿肩上，依然是清贫，却要比解放前好多了，他更加穷且益坚，更加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冷落，在艺海深底里探珠，一直到祖国大地吹拂起改革的春风时，他才真感到“兴至意忘倦，挥毫夜未休……飞腾吾已矣，老境幸优游”。这时，他高洁的人品和艺术成就才得到政府的重视、人们的理解，该是他老人家舒心冶艺的再一个大好机遇吧。 　　可是，命运有时却往往喜欢作弄人。1981年，对于余老师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年。人生最大、最惨烈的打击也许莫过于他这一年家庭遭逢的变故，这一年余师风雨相伴的老伴和最牵扯心肝的小女儿，以及正当壮年的大女婿相继撒手人寰，不幸辞世。痛失亲人的打击，犹如重磅炸弹，宛如钝刃之刀，炸碎了、剁碎了老人家的心。霎那间，余师本已两鬃花白的头变得如霜如雪般冷白，脸上的皱纹被悲痛犁得更多更深了，两腮凹陷、下腭变长，脸更加苍白，一副如瓶底般厚的眼镜也变得暗淡无光了。 　　不能眼看余老师这一棵艺术苍松就此枯萎凋谢，他毕生钟爱艺术，热情浇灌艺苗，对，用艺术，是艺术才能把余老师从悲痛的泥淖里扶出来。那一年深秋，我和同门的几位师兄弟一起伴随已经是古稀的余老师遍游了大江南北。登黄山，上庐山、九华山；游长江，下南京、上海、苏杭，师生共写生作画、拍照吟诗……随着旅途的脚印象缝纫机在密密缝纪录片一样往前移，余老师震碎了的心一块块被缝合了。这时，他老已象他写的那首“七旬翁作黄山游，奇境纷呈步步留。云海变幻尤奇绝，峰尖时显时藏收……”诗一样，伤口已让祖国壮丽山河疗治痊愈，把满腔温热的心血化作甘霖雨露浇在艺苑新苗上。就在这次出游中，出现了余老师与我师徒关系的一个令人终于难以忘怀的转折，老人家郑重向弟子 宣布收我为他的第一个义子，并在旖旎的西子湖畔的杭州饭店隆重其事设宴礼。 余师对学艺的真诚者，都要求学艺学做人，“前贤作画志终身，耐得辛勤耐得贫。默默不求时辈誉，飘飘风格出人群。”我想，这不公公是余老师教导后辈劝勉之词，也正是他半个多世纪从艺的自身写照吧。 原载1993年5月22日《中山报》，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