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篇文章的按语里说到“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大有作为的。”这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级的号召。时隔13年后（1968年）毛泽东同志又发出第二次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校到城镇乡村，从干部到群众，掀起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1965年，国务院任命副总理谭震林同志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组长。他具体解释了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必要性，有三点：一是建设农村，建设现代化农业，需要大量的知识人才，所以需要城市里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显身手。二是稳定农村青年，因为当时农村青年有相当一部分不安心农业，大批进城找工作。三是确实要解决城镇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紧跟着全国城乡前后成立了组织机构来抓此项工作。中山于1964年7月成立了“中山县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领导小组”，归口农业线，1965年秋划为劳动科一起办公。当时县知青工作领导小组由副县长甘子源负责，县农办、劳动科、共青团、妇联、教育局、民政科等部门的领导参加，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工作。为了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中山县人民委员会要求各公社指定一名副书记负责，并要求指定专人具体办理此项工作。随着中山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1968年2月17日成立了“中山县革命委员会青年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办公室”，归革命委员会民事组领导。1972年初与民事组分开办公。当时有2名主任：关佩书、林润棠。副主任5名：吴刚、谭仲华、唐岳玲、李富、郑伟枢。1973年11月改名为“中共中山县委知识青年下乡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工作。1981年4月，县知青办公室与县劳动局合署办公。1984年4月，因县机构改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被撤销。至此，中山县长达20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宣告结束。 　　从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方面来看，各级政府、群众、团体是下了较大决心的。1964年7月18日中山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做好安置城市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工作的通知》。根据广东省委的要求，结合中山各公社的实际情况，分别部署知青任务，原计划分配到各公社安置的知置的知青共2800人（其中来自广州的2300人，本县城镇500人），到了1965年4月23日止，实际安置的只有1379人（其中广州1334人）。这批知青，分别安置在港口、横栏、坦洲、民众、三角、小榄、黄圃、南朗等8个公社52个大队的125个生产队中，编成329个知青组。1965年知青下乡工作贯彻以巩固为主，是年，动员安置任务为980人，实际安置只有774人。1966年佛山专区下达给中山知青下乡任务260人，安置任务　330人。1967年5月统计全县安置下乡知青2500人。　　　1968年又动员安置下乡知青8568人，其中安置本县3829人，接受安置外县的4091人（其中接受安置广州3537人）。动员到外地安置的共648人。1968年到1972年全县动员知青到外地安置的共2830人。主要到海南岛街道建设兵团、省红旗农场和到番禺、高鹤等地插队。安置到兵团的知青多达1965人。1973年8月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知青上山下乡的有关规定，独生子女、多子女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心脏齄人的子女，不动员上山下乡。提倡有条件的地方积极创办以知青为主体的集体所有制的知青农场。中山落实知青上山下乡的有关政策，先后办起了国营农场5个，镇办农场3个，战线（局）办起国营知青农林场12个，社办农林茶场　9个，先后黄接受安置知青4306人。1975年安置总人数为2375人，安置本县2237人，接受安置广州138人，到外地安置134人。1976年达2322人，其中安置本县的2279人。1977年全县仍继续动员知青下乡达1740人，其中安置本肥1710人。1978年，3月，根据邓小平同志的“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欢迎，声调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指示精神，于1978年底政策，停止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在20多年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中山总共动员和安置知识青年22302人，其中安置到25个公社390个大队（农科站）及外地的本县知青15309人（安置在本地12479人，动员到外地安置的2830人），接受安置外县市6993人。1979年以后，知青工作重点转入在上山下乡知青中招工，据统计1969—1972年共新招职工9007人。同年10月底，佛山地区下达中山下乡知青招工指标1953人，以后又陆续下达招工指标，使下乡的知青逐年减少，到1983年只有21名知青未获招工指标。1984年底全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被招工回城工作。 　　从支持关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解决他们在下乡中实际困难来看，中山县机关团体、人民群众、各级干部做了大量工作，投入了大量安置经费和物资，使知识青年深为感动。1964年至1965年4月，全县共拨出安置经费342060元，平均给　每人拨款165元。这是给　知青搭茅寮购买农具、炊具、生活补贴和医疗补助等。1966年平均给每位知青25元，主要用于补助下乡知识青年的旅运费、床上用品、冬衣、水桶等。所需布票由县商业局按有关规定办理。安置经费平均每人定额是：县办知青农场200元，长江林场215元，民众公社农场300元。1973年又有新规定，下拨安置经费是：城镇知青跨队，队插队和到国营农场的每人补助400元，城镇青年到农村插队建立集体所有制（队）和回农村老家落户的每人补助480元。以1973年为例，按照县安置知青15309人计算全部安置经费不少于1347万元。 　　从总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成绩与经验教训来看，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教训也是存在的，在20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过程中，由于动员安置指导思想明确，认识较统一，政策较落实，对知识青年的教育抓得较好，年年都有计划安排，组织严密，安置较稳妥，大多数知青思想进步，安心农村，生产积极，工作肯干，团结联系群众较好，因而不少知青被评为五好社员，五好民兵，先进团员，劳动积极分子，有的还被保送到中山农校学习农业技术，入了党，参了军，尤其是艰苦劳动锻炼了他们的意志，开扩了他们的视野，增强了才干，创造了财富，真正体现出“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后来，再证明，经过在农村锻炼的知青，有的成了省、地的领导干部，成了县市区乡的骨干力量，他们所创造的物资财富是无法计算的。 　　但也看到，有些知青所在的单位以及少数知青本人，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些单位的干部在思想认识上仍未从根本解决好，总认为这些知青出身不好，成份复杂，表现落后，甚至反动，对知青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碰到生活、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不去帮肋解决，袖手旁观，甚至刁难，致使约有30%—50%的知青粮食不能自给，住房始终是知青的一个难题。致使一些知青思想动摇，埋怨组织，不安心农村，组织偷渡，据统计1972年全县上山下乡知青中不安心农村工作，倒流城市达半年之久的共563人，偷渡外逃已出境的有451人，偷渡未遂的有486人，犯罪被判刑的有24人，女知青被强奸的7人。在分配问题上有些知青常与酵社员发生矛盾，农民认为，知青上山下乡减少了他们的收，抢了他们的饭碗，形成知青与农民的矛盾。极个别地区，还发生了因知青和农民抢冲突而惨案。1968年5月，当时横栏公社，有一批从广州下乡的知青，初时，他们表现较好，是生产上一支骨干力量，能服从分配，努力生产，善于向老农学习生产知识，向生产队干部学习各方面的经验，群众反映说，知青是我们文化上的好教师，好向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客主观上的一些问题未解决好，个别知青，说出了伤天害理的话，甚至做出了与农民水火不相容的事。有两名知青经常在中午和晚上手执一盏火水灯（煤油灯）与装满火水（煤油）的玻璃瓶，在村里见谁家有人就说“老实点，不然我就烧你家的茅寮”。今天说了，明天又说，反反复复，用这种野蛮语言威胁农民。而这些农民均是水上人，多数住茅寮，听到他们多次说出要烧茅寮的事，又恨，又怕，怕他们一旦丧尽天良，真的烧掉自己的家，到那时家破人亡就惨了，因此见到他们执着火水灯，串东家走西家时，便紧闭门户，鸦雀无声，四观动静，警惕他们的行为。一次，不知谁说了一句“够胆的来烧屋。”两名持火水灯的知青以为找到了反抗对象，就奔过去要烧他家的屋。谁知，这下激怒了平时积满了怨声的群众和心里惧怕的农民，他们怒火心中烧，有的拿锹，有的拿镐，有的拿禾叉，有的拿锄头，蜂拥而至，群起而攻这。这两名知青，见势不妙，丢下火水灯，直奔广场躲避，肯放过，紧追不舍，一直追到广场，结果你一锄，我一锹，将那名为首的知青活活打死。另一名知青，急中生智，连忙躲进宿舍床底下，幸未被农民发觉。事件发生后一小时，横栏革命委员会上报县军管会，全军管会立即派高义（当时保卫组组长）率领50多名解放军往现场制止武斗。解放军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手拿毛主席语录本，不停地高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天下着雨，广场围观者人山人海，解放军好不容易挤出一条通道，审视现场，只见这名为首的知青被打死后一片血迹，脑浆迸地，惨不忍睹。解放军听到有人说农民还要追杀另一名知青，便通过知情人，找到了那个全身发抖半死半活的知青。一名解放军来不及多想，立即卸下军装，脱下军帽，把这名知青伪装成一名军人，找了一只小艇，直送到石岐至广州，这名知青才幸免一死。事件发生后，县保卫组会同有关单位，对死者作了善后处理。谁是凶手？一批农民。为何被杀？民愤大。生者知青今何在？不得而知。这是血的教训，应予记取。 　　　　　　　　　　　　　　　　　　　　　　　　　　　　　　2002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