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B]（一）[/B][/center] 　　中山城市青年下乡务农其实搞了三十年。早在中山解放之初，提倡节约，市场淡了，城市无业人员多了，政府一方面组织生产自救，一方面动员青年下乡。1951年，首先动员从郊区入城做日工、件工的撕烟骨、拣茶叶、做髻仔粉、印饼干、包麻糖的女青工回村，由正在搞土改运动的农会安排。当时总工会派屈维佳、余志坚在工人俱乐部（今孙西邮政厅四楼）召开会议做工作，我的糖果饼业工友也去了一批。 　　1952年，古岐镇长卢克城，在寿山里大棚召开大会，号召失业、半失业、生产业务不稳定的工会会员和街道闲散人员到沙田耕田。事后，饼业工人王源、黄初、伍逸芳等响应号召去民众乡，卢镇长亲到码头送行，并给他们戴上红纸花。我亦有参加送行。几个月后，我专程乘小艇去探望他们。1953年，在县人民会堂（中华戏院址即工农兵剧场前身）欢送大批青年到海南岛，主要是种橡胶。 　　1956年1月全行业公私合营，一下子未走上正轨，员工过多。商业安排一部分人下放去海南岛，当时，原工商联青年干部冯兆琛、刘炎（后调到糖果饼，即咀香园）也与其他人一齐下放。 　　到了60年代中期，中山的知青下乡工作，主要对象是中学毕业生，经历廿载，到了80年代中期，才陆陆续续回了城。 　　1973年，我在县水产公司工作，时任私改员，代表公司长驻水产合作商店，兼管民主党派7人小组和原工商业者的团结教育改造，也要兼顾各个街道代销店的水产品货源。 　　我本人的工作是贯彻执行县财革委、公司革委会下达的任务。当年有一项任务是动员知青下乡。口号是：以农为先，以农为荣。先农后工，一个身边。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关培在职工大会上先表态：送儿子下乡。以后分别召开党员、干部、核算单位、统战对象动员会，我少不了要带头表态。 　　当时我的思想是，要听党的话，敬重毛主席，应该响应党的号召，让我的高中毕业生的长女到农村锻炼。在当时家庭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一边做动员工作，一边让儿女下乡务农。 　　当年的知青下乡，没有去海南岛“广州建设兵团橡胶园”、高鹤县、珠海斗门灯笼沙“红旗农场”。大多是根据政府文件精神“安置”到坦洲公社等大沙田区，亦有少数去民田区的沙岗、紫马岭、石门等大队；也有到经济作物区养金鱼，做卫生站挂号员，做供销社售货员。还有是在政府办的长江干校附属知青年，每月领取生活费17元；以及街道战线（即石岐4个办事处）办的红光农场，月薪15元。我的女儿李一正被下放到横栏公社指南大队，不久就加入了共青团，次年当选下乡知青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她不但吃苦耐劳，而且多才多艺，能组织开展农村文艺活动，第三年开始在大队办的学校做教师，农忙时下田，并且逐步提高插秧割禾速度。她同当地农民关系比较好，基本上出满勤，工分多。 　　按先农后工政策，我的第二儿子招工在金属结构厂轧钢车间，月工资15元。 　　80年代，女儿被批准回城，做些散工。后来招工在水产公司上基市场做售货员，在商业系统打算盘比赛中，得第二名。1985年春，她已经30岁，但她却不考虑个人问题，说要听党话，晚婚晚育，学习业务，争取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然而，她不知自己体内潜伏了病毒，发病两三天，就永远离开了我们，诊断是钩端螺旋虫病毒。 [center][B]（二）[/B][/center] 　　1973年，县的文件说下乡务农满两年以上，表现好，经贫下中农推荐的，可以回城，但实施起来还是颇有“弹性”。 　　还有“身边”政策，在哪里算是身边？留身边标准是什么？政策模糊。 　　一、二届县政协委员梁汉，育九子一女，除一个在化南歌舞团，其余俱陆续下乡务农。职工评议说他虽然是公私合营业务股长，在农场跌跛脚，工资40元，但是，他有岳父侨是资产阶级分子，应该“无身边”。 　　四届政协委员刘斌，在工商联副秘书长任期内，被揪斗过，全部儿女下乡务，“无身边”后来，他的一个儿子在斗门红旗农场抗洪抢险溺毙，他上访要求有一个儿女招工做“身边”，才获得批准。 　　文革中期，福建教师地庆林上书毛主席，说儿子务农年终只是分配几百斤湿谷。毛主席回信说：“此类事情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于是中山和各地掀起了检讨知青工作的热潮，“统筹解决”成了最高指示。每个知青，有建房木材、钢筋、水泥指标，而实际上，在物资缺乏情况下，这些指标多是被公社挪用了，如沙田区的知青，仍然住茅棚。有一项落实的，是保留统销粮两年，第三年才跟随社员工分带粮分配稻谷。至于何时可以回城招工？任何干部都不能表态。 　　知青下乡有到生产队插队，有回老家，有投亲靠友，有到农场、渔队等等。按政策在全民所有制农场的拿工资者，计算国家职工工龄。后来增加集体经济的农场场员和在公社务农的也算工龄。 　　知青中表现积极，立志在农村磨练的属于大多数。张家边公社宫花村（与西桠合称前进大队）从广州下放来务农的杨金燕，积极出勤，多次到县上参加篮球赛，县体委每次奖给她奖金，她都如数上交生产队。与她一起来的知青，先后陆续招工回广州，她没有人事关系，安心种田，后同本村社员郭ⅩⅩ结婚，到落实回到城政策之时，上级批准杨金燕转吃统销粮，原地安排在宫花村供销社门市部做职工。 [center][B]（三）[/B][/center] 　　在城市和镇区统销户中，应届毕业生是年年有，农村公社接收过多，在困难。１９７７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也有一以手，不在城里吃饭》文章，推广珠洲经验，很多单位先后到株洲取经，回来因地制宜，与家村公社合办知青场，如商业局与环城公社在渡头与北台之间办了知青场，外贸局与三乡公社在白石办了养猪场，食品公司与五桂山长命水大队合作办知表场。水产公司与神湾公社合办知青场，公司工会主席周健仪（９０年代任市商业局局长）驻场一年。有部分水产职工的儿女，在知青场加入了共产党。在次年仁山广场动员大会上，周健仪作了经验介绍。 　　神湾公社和水产公司都费尽心思，但近百名知青的种、养、织仍不能解决生活，尤其是吃的问题。公社想出一个办法：让场员去打工，工资归集体。 　　当年，我在公司的横栏西涌口５３亩塘养鱼，神湾知青场每周派一人来做工。他们都说“得个捱字”，还不如插队，可以点自留地种瓜菜，可以养鸡拾蛋！ 　　在此前后，有些公社办了知青场，安置统销户的毕业生。例如沙溪公社在墩陶村办了公社知青场，派出场员到中山造厂做季节工。 　　有些老农场，例如张家边多宝农场和小商贩联合办的北台红光农场，始终无盈利，增加了务农知青场，还是亏蚀。 　　早在广州有知青下乡之时，石镇曾尝试一个方式，领取了国家下拨的知青经费，将较杯石农场接过来，开办劳动大学（简称石岐劳大），再接收园林处莲峰山一部分，拓展分校，安置知青。派黄流、高义两位干部去领导。但这批知青劳动多年，还是亏蚀，最后还是搞知青下乡插队或去海南岛种橡胶，高峰期是１９６８年。 　　中山县１９６４年成立知青工作领导组，下设办公室。１９７３年１１月，改设“中共中山县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知青办。１９８１年４月，知青办与劳动局两个招牌一套人马，此后，知青逐步回城。 　　中山县安置知青务农合共２２３０２人，其中接收广州来的６２４８人；另由中山到外安置的（包括垦殖橡胶国）２８３０人（见《中山市志》４３９页）。 　　　　　　　　　　　　　　　　　　　　　　　　　　　　　　２００１年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