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至1978年，当时的中山县同全国一样，曾经开展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派体系的“揭批查”群众运动。 　　1976年10月6日，以江青为首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阴谋被彻底粉粹。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即1976年中央16号文件）。喜讯传来，全国一片欢腾。中山全县城乡上下纷纷集会和游行，热烈庆祝打倒“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陷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行；热烈庆祝“英明领袖华主席”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为了乘胜前进，1976年12月10日，党中央下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977年3月6日和9月23日，罪证材料之二和之三也相继下达。这些罪证材料以大量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揭露了王、张、江、姚结成“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和反革命罪行，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历史和反革命面目，批判了他们炮制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材料下达后，全国各地掀起揭批“四人帮”的热潮，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随后，以在深入进“揭批查”运动的过程中，把揭批“四人帮”与进一步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联系起来。 　　根据党中央分三个战役揭批“四人帮”的决定（第一个战役，着重揭批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和反革命罪行；第二个战役，着重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第三个战役，深入揭批他们的反革命理论），中共中山县委员会、中山县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县委、县革委）对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作过多次研究和部署。在1977年1月10日至13日召开的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县委副书记谢明仁就如何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第一个战役提出了要求。他说：揭批“四人帮”是1977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中心任务。我们必须按照上级的通知精神，运用各种形式，打一场大揭大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当前，我们要着重他们篡党夺权罪恶阴谋。同年3月22日和4月1日，县委先后两次发文，对揭批“四人帮”的第二个战役分提出意见和发出通知。同年12月6日，县委书记李耀祺（后蜕变为贪污分子）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强调各级党组织按照中央37号文件的精神，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在县委、县革委的领导下，全县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便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起来。 　　前面提到的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县委常委扩大会议，还有1977年5月20日至24日召开的县三级干部会议（有2400多人参加），1978年1月召开的1977年度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暨四级干部大会（约有10000人参加），以及在这个时期召开的各种大、小会议，揭批“四人帮”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工厂、农村、城镇、机关、学校……处处是揭批“四人帮”的战场。人们运用召开会议、办揭批专栏、写批判文章和绘制漫画等各种形式，口诛笔伐“四人帮”。自1977年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县中、小学揭批“四个帮”的声讨会、批判会就举行2300多场，参加人数达403200人次；开辟批判专栏2300多个，写了批判文章325400多篇，特别是揭发批判“四个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战斗响后，各地中、小学揭批“四个帮”的热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正当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深入进行时，全县从1977年5月16日开始，对“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展开了清查工作。为了加强领导，县委成立了领导组，由县委副书记刘文耀任组长，县委常委吴运光、陈达兴和组织部部长欧家礼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配备了专职干部，具体掌握情况。各战线和重点单位也成立了领导组。清查工作的重点是县属机关，采取的是发动群众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查找线索和内查外调相结合的方法。经过一年多时间（从1977年5月16日至1978年终），清查工作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首先通过揭批林彪、“四人帮”，使干部、群众进一步认清他们的反革命面目，从思想上、政治上同他们的帮派体系划清了界线。其次，查清了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前，上头有些人在中山的异常活动和其他异常现象；查清了林彪、“四人帮”一伙以审查南方党为名，整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为实的政治阴谋；查清了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例如省总工会ⅩⅩⅩ在“四人帮”横行期间，多次从广州窜到中山搞拉帮结派活动，鼓吹“层层揪‘走资派’”，大肆吹捧“四人帮”的情况，既弄清了问题，以教育了干部和群众。 　　进入1978年后，揭批运动仍继续进行。为集中火力打好这第三个战役，各级党委、革委放手发动群众，抓信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在本县流毒最深、影响最广、破坏最大的问题开展揭批活动：一是联系基层干部的实际，揭批“四人帮”炮制“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和打击干部破坏党的干部政策的罪行，划清老干部与“走资派”的界限；二是联系贯彻政策的实际，揭批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各项政策的罪行，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三是联系生产的实际，揭批林彪、“四人帮”篡改革命与生产的辩证关系，破坏革命与生产的罪行，理清抓经济建设与“唯生产力论”的界限。通过“三联三批三划清”，广大干部、群众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实质及表现和危害有了新的认识，逐步消除长期以来形成的“恐右症”的思想阴影，敢于理直气壮地抓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与此同时，县委对县直属机关进行了整顿；初步落实了干部政策、农村经济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侨政策各项政策；和成立和调整了一系列机构；平反了部分冤假错案。这其间，全县国民经济亦得到了恢复与发展，所有这些，都为在结束“揭批查”运动后，从1979年起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把全县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上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如上所述，进行了两年的全县“揭批查”运动是有成绩的，但也明显地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原因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提出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要结合“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两个凡是”的观点，认为“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而不是极左等等。因此，“揭批查”运动便不能不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 　　　　　　　　　　　　　　　　　　　　　　　　　　　　　　2003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