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B]私改[/B][/center] 　　1956年1月24日2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新华社消息，其中一则新闻报道：广东石岐市……（一系列市）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是日上午，石岐市工商业联合会执委会全体委员及家属在副主委黄森带领下，衣着整洁、打扮光鲜、敲锣打鼓，沿街游行到市委，市人民委员会向党报喜。在热烈的气氛中，黄森发表精简讲话，呈交《报喜书》（注：当日市工商联主委汪沛祥在广州，出席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广东各市县工商联主委会议），党政领导致答辞。晚上，各同业会委员集队，到有关部委办局报喜。当时，我是以工作人员身份随队同行。我还记得1956年市委书记兼市长是郑吉，副书记梁成德，副市长黄健；资改领导组属下资改办主任是万玉维，统战部长马占廷，工业局长黄瑛…… 　　此期间，中山县长罗章有，副县长黄云、刘汉洲、李斌分别到小榄、黄圃、大岗与当地党政领导一起，接受工商联报喜。 　　文字常见，口头常讲”参加合营”，”合营”是简称。解放初期六七年间的公私合营（后称老合营）是国家公款同私营的合作经营，共同承担风险。如果盈利，习称”四马分肥”即先缴利税，再提公积金用于扩本发展生产；然后按股金比例分红；最后按职责贡献分奖金。公方代表的奖金，钱数交回党政组织，组织视情况另行奖赏，企业总奖金划一部分滚入每月提交的公益金内。薪合营即全行业公私合营，人们领会是公方（党政派来的干部）、原劳方和原资方人员合力生产经营，发展国家经济，并无老合营签订”四马分肥”章程那一套。新合营由党支部领导，由国家下达任务。对原工商业者是生产资料包括厂房铺业、设备、商品、款项等，均纳入归公；生活资料自理。由1956年1月至1966年9月，国家企业按私股资金支付年息5％定息给原工商业者，称为”赎卖政策”。后来，中央有关部门领导解释，赎卖还包括私方人员带高薪入合营企业领取原薪，以后工资改革时，其高出标准工资部分逐步抵销。又包括原私营者入合营企业六年，从1962年起给他们按现薪计算办退休。也包括1960年起对年老体弱的原商业者给予“请个假，工资照发”；１９６２年私方人员办退休时，申时者年龄不够又因身体问题例如高血压，可以请长假，生活费比正式退休的少一些，三届中山政协副景席谈瀛观、民建会员卢灿等就享受请长假待遇。另外，国家拨出经费给工商联会员办讲习班。每期半年，１９５６年石岐市政协讲习班由统战部副部长黄戈兼主任，副主任傅嘉志兼教研室主任。１９５９年迁并佛山地委办的政治学校，傅嘉志、讲师黎汉铿也随班到佛山工作；１９６１年，中山县再办政治讲习班，每期约百人，共办八期，主任张国均，我做辅导员。 　　１９５６年元旦刚过，石岐市、中山县各个同业公会开始酝酿选代表出席商代会事宜。其时，工商界思想不平静，有的留恋世代相传的老字号；有的留恋厂企之主自由自在随时上酒楼入茶室的生活；有人见民主评税、国营限制私营货源、劳资纠纷多、少数工商业者因欠税自杀、被判刑、被斗争，认为倒不如甩包袱做一个公职员工。１月１０日，石岐市二届商代会、中同县二届商代会联合召开，作出参加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决议》（含老合营转新合营）。会后，各同业公会员企业在申请书上盖章，交工商联转呈归口国营企业，经市、县资改办批准。 　　批准组成全行业公私合营厂个的原私营厂店，石岐６２５户，私方１６８３人；中山６５１户，私方１８０３人。全营前的私私联贯营工厂与经销店为１户；人数不包括私方家属从业人员（见市档案馆宗目１００卷目８１，当年资改办向市县委的报告）。另粮食代销店、书店、米机、区乡某些店，不搞合营，直接转入国营或供销社，同样享受全营“赎卖政策”经济待遇、政治安排，私方人员身份不变。根据中央批示，私营侨汇的，保留私营（石岐福和盛、永安、侨益联合组成为侨批行，原经理高展鹏到中联丝厂任厂长，其弟高展云接任；１９６７年造反派夺权，后归并中国银行）。 　　老合营转新合营，也人并入国营。例如：１９５１年，国家接收敌产正风书局及附属印刷厂；未几，接管艺兴印刷厂没敌股，保留民股。改为人民印刷厂（厂长邓倩娟）属下的公私合营艺兴印刷厂（私方厂长黄洪信占总股的２９％），与各私营艺兴印刷厂一起一揽子转入国营人民印刷厂，即今天铝印刷集团公司前身。 　　是年初，中山农村同全国一样，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体制是社员的土地、耕畜、大农具不再分红。社员按劳动工分分配经济盈利。由于征购任务和收购价比较合理，在从旧社会过来的原来的贫苦农民带动下，大家齐心努力耕耘，连续两年半各种农作物都增产，头两年都增收（经济）。 　　手工业转高级社后，要基本按劳分配，社厂本身水涨船高，有积累扩大生产，至1958年转并全民有制吃大锅饭止，后来搞浮夸倒退。 　　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国务院下发文件强调，民族工商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压迫的夹缝下走过来，是能够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接受新中国的工商业政策，他们有生产技术、有经营管理经验，是国家”财富”，不是包袱。发挥他们的长处，可以给国家经济建设带来效益。对担负领导职务的原工商业者，要有职有权。但下面执行起来却阳奉阴违，使一些工商业者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副市长汪沛祥（石岐玻璃厂始创人）、陈茂干垣（民建会中山地方组织创建人之一，工商联特邀会员）根本无实权，充其量只不过在自己所属人民团体带领成员学习。工商联会员说：我们的领导职务是形同虚设。 [center][B]肃反运动[/B][/center] 　　1956年春，石岐市、中山县干部少量留家处理工作，大多数集中开展肃反运动（石岐干部是在拱辰路商业局内），工作队员做？审工作，或称审干工作，最后填写立案的人员《鉴定书》呈交党委肃反领导组（转组织部、人事科保存）。人先学习《中央批准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划分反革命的界限》入手，掌握政策。十四种反革命是：1、间谍特务；2、反动党团骨干 ；3 、伪军政警宪（连长、科长、警长、宪兵列入）；4、土匪恶霸；5、反动一贯道头子（坛主以上，对扶乩的三才可以从宽不列入）6、还乡团；7、冒充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的政治诈骗分子；8、敌对阶级的反造分子，又有破坏行为的；9、杀属中的破坏分子；10、其他反革命如伪乡长、保甲中的联保主任以上，政治上投毒、放火、杀人、凭空捏造陷害他人的等等，划为反革命都有界限界并明确有重大罪恶的。对起义人民和解放战士既往不咎。对有真才实学的科技人员控制使用。 　　我当时是工作人员，负责到外市县调查核对对象交代的材料，风餐露宿，车船赶时，访问谈话做记录至深夜（材料经与当地单位审阅盖公章），回来同对象谈话，抱着对党、以当事人负责的态度，弄清问题。什么周末、假日、下班休息都不考虑。到农村，有时背着背包，撑着伞步行两三个小时，我的月工资30多元，出差一天补助3角（广州5角），经常饥肠辘辘坚持工作到深夜，同一起工作的有汤先、高洪、杨焕林……工作队具体领导是临时支部书颜飞和容枝、缪贤。运动中，批斗了少数人。开除出队押送去劳动教养的，由党委领导组决定。 [center][B]抓学习防复辟[/B][/center] 　　三大改造的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全民或集体），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转上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中央很重视防止复辟。说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之前，国际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我国。当时，石岐和中山的干部，早上学习1小时，晚上开会或学习2小时。 　　1956年起，石岐和县驻石岐的干部经常集中在石岐工人文化宫听政治报告，谷称”听大课”，多是同由宣教部门领导李森、卢鉴明、何江、刘庆常作专题报告，报刊和社会上常见标语、词句有：社会主义旭日东升，欣欣向荣；资本主义风雨飘摇，日落西山。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行将没落。有口头禅：我们天天好起来，美国天天烂下去。甚至流传着”十几年超英赶美”，源出何处，搞不清，只知听大课时，宣传部门领导有述及。当时学习以听为主，没有独立思考畅所欲言，石岐、中干部每一学习阶段都要写《学习心得》。 　　１９５６年？反运动后，我任石岐市工商联办公室副主任（正职缺），继续当基层工会主席。会员包括市县工商联（县组长陈锦罗）、政协讲习班（组长黄少权）、小商协（组长黄志军）成员。我们在统战系统党支部领导下，在总工会辅导下开展政治学习。 [center][B]工资改革[/B][/center] 　　解放初期，干部多是供给给制，衣食住由国家供给（含直属老幼和保姆），新招工的工资也很低，但比工赈队每天５角多一倍。发薪按上一天《南方日报》的米布油盐综合工分值（约二角七分）计发工资源等原因而减薪支撑，大户公益纸料店经理黄森（后任市商业局长副局长）月薪４０元而已。１９５３年工商联整队时，普通调低工资，我本人由４４。５０元，减为１３０分约３５元（同时由职工勤杂提拔为干部）。 　　１９５６年７月１日算起，全国工资改革，干部分３０级。１至１８级是高层干部，１８级至２１级是科局长，２１至２４级是股长，２４至３０级是干事、职工。级的金额各工资区不同，石岐、中山属汕头工资区。海南岛、西藏工资多上点。工业分８个级。８级技工最吃香，学徒出师是１级，机关、团体、学校也是八大类职衔级。当选多届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麦秀梅于６０年代　调任石岐工商联任税产副主委，月薪仍是２８元。双职工一天２－３元支撑上老下幼的吃穿、房租、小孩学杂费，本人还要扣缴认购公债。当时每斤米０。１２２－０。１４２元，猪肉０。９０元，塘鱼开刀０。４元，电每度０。２元。上酒楼吃点心的是带高薪入合营的原工商业者、高薪机器佬（技工）、单身汉和有外汇收入的。普罗大众无怨言，大家都说听党话，励行节约，低工次高积累艰苦建国。那时，我本人工资３５元升至４４。５元，７０年代升至５０。５元，１９８５年办退休是进６３。５元计发７５％，后有补贴。我妻子在厂由１５元升至２６元、３２元，退休后有补贴。总的来说，１９５６年工资改革，生活还是有了改善。 [center][B]中共八大[/B][/center] 　　１９５６年９月，中共召开八大，主题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中委的《政治报告》指出当前的矛盾是人民文化和经济物质的需求同生产赶不上的矛盾。同时提出原工商业者“在经济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且逐步转变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这个结论后来成为被的批判的刘少奇“黑六论”之一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政治报告》给全国人民指明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第四季度中捷报频频。次年初，石岐市总工会召开近千人表彰大会。我本人也当选出度先进生产（工作）者大会，得到广东省工会联合会颁发的奖状，中山县总工会、市县工商联、教育战线也召开先代会。 [center][B]反右斗争[/B][/center] 　　１９５７年２月２７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说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式是团结——批评——团结（从团结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教育，达到新的团结）。人们领会这与中共八大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主题是一致的。中同黄华键列席了这次高层会议。３月１２日，毛主席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党内在今年内开始整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基本性的，也是长期性的方针……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 　　各界人士尤其是统战对象，响应党的号召，鸣放意见帮助党整风，石岐市和中山县一样。民主党派、工商联会员………各阶层人士都开座谈会提出各种意见。 　　时两月余，形势急剧转变。６月８日，毛主席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指示。同日，全国工商联主委陈叔通发表《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思想，都是错误的》讲话（均见报）。１９日，报载毛主席作了删改、补充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６月，中共石岐市委、中山县委的“反右工作组”进驻有关单位，其中驻民建、工商联的，指导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替代了民主党派市委会、人民团体执委会，开展反右派斗争运动。干部纳入工作组一起工作。是年，我改任市工商联组织股副股长（正职缺），既管干部，又管执委员，在背靠背排队，整理罗列材料，内部会议中，我被认为右倾保守，屡屡受批评。当时工作组组工是才老良元。出版《反右战报》该针笔板的是梁成忠。原党员秘书长邓柏安开除出党，科级降股级，工资由72元降为50.5元，原岐江派出所副所长曾？？调来担任市工商联党员副秘书长，是会务工作第一把手。我本人反右工作不力，抽调去搞市第二次肃反运动，领导是郭亚福，工作队有影剧院经理李国新等。 　　反右派斗争运动处理了一批人，全国约有60万个右派分子，中山共606人，石岐工商联64个。经批准有双料（反革命公子兼右派分子）、极右、特右、普右、内右（不公开戴帽子）。有开除或保留公职，大多是降薪1----3级。报刊及文件说右派就是反动派，又说大多数右派分子是敌我矛盾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也规定不能选举这类人当人大代表、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功臣，但个别有影响，可以特邀作协委员。对右派分子要政治上斗臭，思想上斗透，经济上斗瘦（降薪）。劳动、劳教、管制、监督劳动、留用都一一立案处理。1958年初，转入全民整风运动。我工作在外，“家”（工商联）的事，他们经找我商谈，例如贯彻总工会文件，干部福利，某人（私方人员）发生过的事件，同时还将“家”里的反右进程，向我吹风。 [center][B]整风运动[/B][/center] 　　１９５８年初，整风运动的动员、讨论、表态（第一阶段）刚结束，批准下放农村的干部，　革命化春节不放假的年初二，穿着厚棉衣，背着铺盖，一队队到农业社落户劳动。机关、企事业单位整风转入第二、三阶段：学文件、交心、批判和拔白旗插红旗自我规划革命化、个人总结及填写《鉴定书》。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人是喜欢有群体组织，工农妇侨……概莫能外。古代盛唐长安，已有商品民组织；新中国的工商业者视工商联为组织。１９５８年初，多数工商联员精神不振作，因为“资产阶级”这顶无形帽子很臭，右派分子前面也加上这四个子冠头。１月７日全联召集部分市工商联代表赴京，讨论工商联应不应该，可不可以存在？大家讨论时，对照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兼反右领导人）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反右派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范围内进行，这里包括工商者……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是社会是主义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重要力量……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认为资产阶级分子并不是全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况且军队、警察、法院、监狱专政工具和宣传、舆论都不是工商业者掌握，工商联会员只是在厂企党支部领导下干生产经营工作，有思想认识问题不等于搞复辟。 　　会议认为工商联——资产阶级分子团体是可存在下去的，并将会议《纪要》上报。 　　石岐市和中山县工商联干部在做统战工作八九年间，有时被指责统而不“战”甚至被侮辱是“走狗”，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比例也较大，因此，一些干部认为在该工作部门不光彩，不安心工作。 　　同月，全联月刊《工商界》改版半月刊《新工商》，并要求全国会员订阅。创刊号在《发刊辞》中说：“７个月的反右运动使会员（指原工商业者，不包括国营企业代表）受了一次极为非作歹深该的社会主义教育……要痛下新决心改变立场”。民建中央印发的学习小册子，言词也类似。是否撤销工商联？国务院不表态。是时（１月２０日）全联转发国务院“八办”文件：商业部专业公司改为专业贸易局（含所属国营企业）勿退出工商联。“八办”主任许涤新也说工商干部会议上午赞扬我们是阶级斗争“尖兵”，自工商联党员秘书长至一般干事都雀跃。 　　２月开始，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开展全民整风。上午７时至９时，晚上７时至１０时分两班；干部是晚上１０时至１２时，因白天很多工作，早晚是哏班辅导。整风口号是“和风细雨，有人（指中右分子）是会湿面的。在临工委指导下，在工作组领导下（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黄戈坐镇工商联）搞交黑心，批判。市工商联会员徐伯修、蓝富划为中右分子押解去劳动教养（１９６２年释放，回企报到，企业怕失立场不散接纳。１９８０年我主动给他们办了改正错划，恢复公职和退休）。干部黄达飞、余硕、郑彪开除出队去接受劳教；民建专干部王伟成、工商联干事周秀文到农场劳动。 工商联干事梁启雄，在澳门濠江中学毕业，由地下党员校长杜岚保送他等约２０人回来，在拱北关向军管会表态：服从祖国分配，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战场。１９５３年复员，梁被分配在石岐工商联。反右时划为“内右”，去劳教、劳改，受管制，定为特嫌、历史反革命。释放后曾经在砖厂担砖。文革时一家五口遣送到三角公社耕田监督劳动。后于１９７９回城，由原工商联党员副秘书长陈荣兴到街道社（厂）宣布其平反。不久全家返回澳门定居。近年来，三个女儿都事业有成。他夫妻二人多次到中山观光旅游，与我茶叙，口口声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真好！”但是，他或多或少有情绪流露：“我十几岁小娃娃读书，哪是历史反革命？当年的党委反右工作组怎么搞的？我父亲有香港做蛋糕等生意，多次接待廖承志秘密食宿，我兄梁明又是香港进步演艺界演员，充其量我家庭是资产阶级。” [center][B]三面红旗[/B][/center] 　　１９５８年３月，党委工作组引导工商联临工委，向会员提出加速改造，要认识政治自由、经济自由、文化自由、新闻自由，迁徙自由、生育自由、言论自由通通都有阶级性，改造不不能认识社会主义优越性。又提出苦战三年，另速改造成为自食其力劳动者。同月，市县联分别有深湾村、关塘村开办工商界农场（很多农场同时开，其中县党政机关农场在新村，市小商贩农场分花水村取名红光农场），市政协讲习班也迁并深湾。工商联会员的劳动很繁重，晚上开会学习是整风，写交心大字报，搞大批判。当时社会上很多大标语，写着：苦战三年，幸福万代！ 　　５月５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现代修正主主必须批判》，内容是批判４月下旬南共七大通过的《纲领》。中山干部也有读报学习。 　　同日，中共八大二会议开幕，大会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全国掀起学习高潮。中山工农各业的各级干部，由于怕犯右犯“修”，又受到“左”的影响，也同样出现急躁冒进，搞了很多浮夸“大跃进”（《中山文史》第４４辑有叙述）。在企业体制方面，１９５６年开始的集体经济单位、手工业社、小商贩联店、街道生产组（社）都大合并加入所有制厂企吃大锅饭，这类职工说，不担心自负盈亏，打皇家工铁饭碗真好。国党职工“做又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指全国平均工资３６元）。由于党支部领导生产经营的管理经验少，员工思想境界高的也不多，中山厂企出现“生（产）之者寡，食之者众”的情况。因为“大跃进”的“大”，工厂纷纷开办“下蛋厂”，石岐酒厂办耐火砖厂；街道社升格的地方国营饮料厂已经生产炼奶、汽水、浓度高的甜橙汁，再办凉果厂、罐头厂、砂纸厂。商业百货（归属工业品经理部）也开办染纸厂……工厂员工“做八休八”，人人都８个小时隔班做工，减除往来家时吃饭和洗澡的时间，睡眠不足。石岐酱料厂工人某某发泄怨言：“国务院哪有规定礼拜日不休假？” 　　企业亏损，地财补贴，社会就业有压力，市县委提出“消灭闲人”！动员家庭妇女放下菜篮离灶台，参加国营企业工作。同时大办食堂、托儿所、托婴站。 　　入秋，石岐、中山同全国一样“大炼钢铁”，石岐在西郊办了大型炼钢厂。当时，市统战系统是在梅基民盟的小旷地炼钢，黄戈领导，苏干远和赖锦源技术操作，脚踏单车（加多一条链）鼓风，原料是工商联会员交出的铁料和一些矿石粒，燃料是煤粉加河底泥炭土以及凭条子到老安山土产公司些仓取回的木柴。我本人曾经７２小时未睡，几十人劳累到消瘦了，“焦寺炉”炼出的实际废物俗称“灯架”，上报产量达到天文数字。农村炼钢，砍了很多树。 　　广东中山农村土改结束后，也成立互助组、初级社、按片联社。１９５８年初秋，组成人民公社（后来合并十大公社和石岐公社），以张家边做样版。 　　９月１０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从此开始，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成为家喻户晓的“三面红旗”。中山各界的群众队伍（部队、学校也有）络绎不绝接踵到张家边人民公社听介绍，参观大食堂和敬老院。我在参观过程中，对张家边当时提出两个“十五年”（即十五年达到公社“包”社员住上新建楼房，每户有××辆摩托车，每人每天有××斤水果、蛋、奶，医辽教育如何如何……十五年与全国一样“超英赶美”）感到疑惑：张家边瘦田多，旱田多，咸田多，文化、经济、科研比小榄、沙溪略逊一些，工农业产值哪能十五年超英？ 　　此时农村人民公社欠交上凋粮，却浮夸粮食年亩产多少成斤，大吃三餐干饭不要钱。我看见有些上街补锅、修伞、修锁、修理木家具的依时到公社全家吃“公”饭，医疗站有很多小病小痛的候诊者，又看见场向市委统战部报喜。预计冬收番薯５０万斤亩，上级还说保守。 [center][B]共产主义教育运动[/B][/center] 　　在三面红旗吹得哗啦响之时，出现一平二调。公社（团部）随意调取营部（原高级社）连部（自然村）建筑材料、粮食、副食品。所谓“平均”刮“共产风”，是平常事。９月１１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今冬明春有农村中普通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这个运动，城市也搞。处处高唱“人民公社是在梯，共产主义是天堂。”“公社好像一枝花，狂风暴雨也不怕”。１２月，石岐市、中山县和珠海合并为中山县。三个工商联执委会合并，在县委统战部领导下，制定了更加大跃进的《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工作方案》，重点工作是在政协讲习班（即工商界农场）开展，面上工作是配合厂党支部，由１２月４日正式铺开工作。 　　我们学习认识共产主义社会是“物产丰富”；不用货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城乡、工农、脑体劳动的三大差别已经消灭；由于人的思想境界高，不用军队警察了。而联系实际，见社会物资紧缺，粮食定量不够饱肚，部分商店关门，员工支农劳动，电力照明也不足，心想如此情景是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后来上面解释是通过教育运动，思想进入共产主义，而且以当时的天天早上的休操为依据，说已经思想革命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 　　几年后，中共中央“评”苏共的第九评《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历史教训》发表。我文化低，但通过学习回想三面红旗带出的“共产主义”，认为那好像是脱离了实际的，其实尚未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还要补充的是，１９５８年对右派分子处理后，市县公安局在社会上宣传开展“忠诚老实”运动，说这是既配合全民整风运动，又保卫三面红旗、反修防复辟云云。是年初，我在城北水街口稿第二次肃反运动，有些对象被押去劳教。石岐酒厂私方人员女技工徐××，说了句“学习是瓮菜思想，节通节不通”，被判处劳教。服务业职工关×，因交心材料公安干警审查后认为有问题，呈交法院判处七年徙刑（６０年代复查落实无罪释放）。 　　其时，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声中，大家一方面积极工作，一方面学习，小心翼翼生怕犯右、犯修。县工商联勤杂张×（民众乡人）打扑克时说“烧酒挂帅”；另一干部摸牌时说“上帝保佑”；我本人在学习小组上说到“生产关系”的名词，宣教股长高××投稿用笔名“莫京”……都被抓住上纲上线为“攻击共产主义”搞修正主义复辟。幸得民革主委苏干远为我们说话，解释，才免于遭难，大家都捏了一把汗。但是有人终于整理了干事黎佑华的黑材料，使其被判刑劳改。党员秘书长刘维雄到了九十年代对我说，一直非常同情劳改释放后在黄圃务农的黎佑华，但爱莫能助。 [center][B]反右倾运动[/B][/center] 　　１９５９年１月，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佛山地委组织部通知：中山县人民委员会（政府）改设中山县人民公社，并任命社长梁成德，副社长李斌、郑吉、马占廷等共１１人。是时国，认为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化社，越大越好，高唱人公社“一大二公”赞歌。工商联的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继续进行，并举办工商联共产主义教育运动成果展览。 　　未几，县委组织部在烟墩山人民堂举办建国十周年（党员）组织建设展览，重点介绍有共产主义思想境界的人物。工在中旅社后座大室（空货仓）举办工业成就展览。 　　实际上，当时中山粮食先告急，禽畜蛋都紧缺，调整了居民粮食定量，燃料、食油、食糖仍缺。饮食业开始收粮票。农村公社食堂也支撑不住了陆陆续续撤销，农户边盼望７月割禾公配口粮谷，边设法渡难关。幸好我县农户在去年上造分配时，或多或少偷偷截留一点，未将粮食全交公社，再加上港澳亲友邮寄些许米面油糖回来，搭上薯芋豆，总比北方及内陆山区好得多。 　　３月，兼中山县委书记陶铸，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主场在石岐文化宫。他的报告很长，我只能听懂一个大意：坚决反瞒产！在仁山广场大会上批斗、逮捕了几名生产队长，判刑劳改（后来释放回村）。实际上，１９５８年粮食产量大跃进“跃”出来的报表数字，加上未算先互相攀比报假数，今年在反瞒产运动中自己挫伤自己的积极性。至于“共产主义”，去年中央只提到教育，地方搞出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今年因粮副食缺乏，大家都不再高唱“共产主义”了。 　　此年２月５日，苏共二十一大闭幕。由于中苏公歧加深，次年，苏共向工国逼债达到高峰，苏共又我国撤走专家。１９５９年２月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会议后，我国支持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军需和物资任务更重，支持北越，“同志加兄弟”的援越抗美，付出很大。在国内，１９５９年广东东江（下游）发生大水灾，陶铸说由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回天有力，所以不见灾痕见新村。次年春节刚过，曾？漪和我，带领石岐民建、工商联会员代表前往惠阳、博罗、东莞参观，我们３０名代表对于党教育出来的基层干部，在救人救灾中的表现，肃然起敬，但认为不必将大跃进牵上去。 　　１９５９年７月——８月中旬，在庐山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统称庐山会议）。会议前期主要是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化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会议期间，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事总理彭德怀元帅，向会议主席毛泽东提交书面意见，反映其在农村的调查情况。毛主席批评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从此庐山会议由反“左”转为反“右”，开展发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８月７日，中央还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 　　报刊边篇累牍历数彭德怀等人的么党罪行。随之，报刊登载曾经领导海南岛革命斗争的冯白驹、广东省委副书区梦觉大姐、副省长古大存、尹林平……的反党材料。中山人争看报纸，主要是关心领导过五桂山游击队的现任省领导之一的欧初在没在被列入此中。 　　是年，再跃进。中山吸取顺德建造大良大堂的经验，在仁山兴建新式大型三层大会堂，在民生北路兴建县委新大楼（后作服务大厦），征地３００亩建设人工湖。省委勒令下马，但人工湖已经动工，经呈报还是获批准，但要求尽可能多养塘鱼（１６０亩塘有上调任务）和养观赏鱼提供外贸。三处劳动我都有参动，留在石岐的右派分子集中担泥。 　　入冬，佛山地委人作组正式进驻中山，组长是专区公安处处长刘楷，开展反右反地方主义运动。每次干部大会在县灯火球场举行，“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三面红旗！”等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个个都争着交心写《决心书》表态。小组交心首先要交出自己反党反三面红旗的思想，那么，言行呢？写出文字交代和后期的总结。有时直落搞到凌晨２时，天亮天要去劳动，在人工湖又冷又饿，但必须强振精神，顶住。因为我１３岁开始一直干体力劳动，饭量大一些。所以在交心时我说自己“口讲一套，内心另一套，因为粮食吃不饱，对党有意见”，为此，以后做了“运动健将”，常常挨批。 　　在当时的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过程中，不知什么缘故，首先在彭姓中清查（文革首先向彭真开刀）？化工厂党书彭大力（又名彭镇识）首当其冲，在后来运动成果展览上还成了“知名人士”。中山工商联党员副秘书长为？漪因为说大跃进成绩与缺点不是九个指头同一个指头之比，缺点不是小指，可能比姆指还大。加上１９５５年担任分安派出所领导时，讲过一些实话，这次被划入反党之列，先到人工湖与右派分子一起劳动，再调南海采煤。运动挖出“冯郑集团”。原石岐市委书记郑吉（被逼自杀了）、组织部长冯兰、财贸部长吴献辉、妇联黄曼……成为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成员（后来平反）；还有一些党员干部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少数人被开除出党。 　　８月，全国工商联下文，指示会员要开展反右倾运动，但是，各级党委统战部明确，民主党派的工商联成员，不参加国家干部的反右倾运动，也不会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不再搞像两年前那样的反右斗争。 　　１０月１４日起，工商联员由共产主义教育运动转上总路线教育运动。在统战部领导下，贯彻党的庐山会议精神，以三面红旗为主线，人人检查思想，“梳辫子”，批判右倾否定大跃进。不提加速改造，改说深化改造。此时，在农场的会员，都已回企业，晚上参加“总教”。 [center][B]一张一弛，运动不停[/B][/center] 　　在捉“彭德怀分子”之后，省、地领导口头提出“松一松”，内部文件提“一张一驰”。市县领导说少林拳打得多，应该改打太极拳。打，是既统又战；战，是改造者同被改造者的事，是和风细雨的“战”。 　　１９５９年４月，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 　　１２月１６日至１９６０年２月２１日，全国工商联三大在京举行，中山叶添、赖锦源出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勉励工商联“听跟走”，即“听毛主席话，跟中国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认清苏联共产党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复辟危害性。中共中央《贺辞》提到“一张一弛”，改造松一松”。 　　刘少奇在接见大会主席团时说，各包一头，即国家对参加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原工商业者的生活包到底，工商联（团体组织）对会员包教育。刘少奇针对工商联提出的问题。阐明“五不变”即学衔不变，原高薪不变，政治安排不变，定息不变，改造不变。３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商业者应当下决心“顾一头”，“一边倒”》社论，要求原工商业者顾住社会主义这一头，倒向社会主义这一边。同时，工商联的总教运动改称总路线教育学习。年老的会员知道晚年生活有着落，安心了。对那些被清除失业的，上面劝服厂企重新接纳这些人，例如原悦来路琼芳茶楼饼店经理方春，有肺病，咀香园重新接纳他（不接触食物工具或制作），恢复支薪。 　　工商联干部在阶级斗争环境中，工作难做也要做。为执行好党的政策，被误解侮骂也和言以对。例如私方人员职务、病假工资，定息、年老体弱的工种调换以及劳动竞赛评比条件等，我都按政策做工作。我曾多次申请参党，１９６３年３月，石岐统战系统党支部安排我加入民主党派民建会，担任专职干部仍兼任工商联工作。 　　１９６０年３月，广东省“新三反”运动开始，石岐的运动由石岐镇委副书记、县法院院长邸民聚全面主持。积极妥子先集训学习，怀疑对象大会集中，小组交代。全镇干部几次开大会听报告。机关团体干部一律下水，逐个逐个“上岸”。各级线查出问题不少，售货员贪污万元以上都有，很多商业职工尤其是供销员都受降薪、戴帽、劳改处争分。五一劳动节这一晚（我留家值班），工商联干部王××挨斗到天亮，终于承认贪污６４２。９４元，按照３００元上案，６００元中案，１０００元大案处理，王保留公职，留队察看，工资降为２８元，单车、首饰退不了，每月从工资扣退２０元，退足为止。 　　有一天，我到新华书店领取预订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当晚到人民会堂开大会，财贸领导组组长汤××讲话后，实然宣布要我在小组交代，劳、民、商、财四个科的积极分子喝令我站出来，团团围住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声声，举手如林。我手上拿着毛选，虽受到突然袭击，但心中有数，民主党派的会员会费缴收支清楚，民建省工委下拨的特别补助统战费开支也清楚，所以不承认有贪污；但为了党群线平日相好的积极分子好下台，我便交代了自己对三面红旗大跃进后粮食量２４市斤不满的“错误思想”。 　　经过共产主义教育运动，报章说形势大好，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形势更加好。实际上，当时物资短缺，处处告急，外贸部门告急，来一个“内销服从外销”。入秋，干部集中在二中学校进行“三反”补课，一声号令收拾行李到斗门、朝雾去，当时我病倒，三天未食过干饭，但见到人人热火朝天去支农，不甘落后，支撑病体也要去。上岸后，暂睡学校，天未亮，行两座大山到五狗涌汇合，匆匆吃点薯芋，人人披蓑衣，拿着兜（瓦钵）和镰刀（或锄头）行个多小时，下田抢割抢插。８月８号立秋，是下造禾无人割。？籽草比人还高很多。我们插秧分任务，锄田挖？籽草很辛苦。而晚晚还要“三反”补课进行交心，批判。第三晚，我被召到一棚内，都是有问题的干部，我说自己带病来，第一、二天超额完成任务，结果，我与梁成忠都被奖了一碗白粥，田头宣传队用广播筒宣读表扬的名单也有我份。第三天痔疮发作浓血，只能接近完成任务。党员陈荣兴患上虐疾，硬说“任从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边打寒颤边干活。此期间，有几个干部，累病死在那里，用艇运尸回石岐。 　　后期，转到大涌口，百米长的秆寮，将鸭红驱赶逼在一头，另一半地方给干部睡，我们个个席下垫些禾杆，再下是鸭屎。广州新华书店、电影院、剧团的干部来支农，唉声叹气说，沙田区真落后，连晒谷的灰沙地坪都没有，田沟杂物沤到乌黑有毒，蚊虫鼠蚁太多。耕田农民无饱饭，禾田好似荒凉地！我在广州文化的人面前，不敢附和说什么，只有服从分配，边食药、边下田努力干。农村大沙田“三反”补课劳累３２天。回来是我用木板车分三次将工具运回石岐镇人委的。 　　１９６０年，物资比１９５９年更缺乏。怎样体现总路线的“多快好省”？怎样达到党的八届中全会的“提前三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山县委号召搞“四化”即自动化、半自动化、半机械化。服务与改造两条腿走路的工商联积极的响应，愿意为国家建设服务多作贡献。４月，县工商联举行五大，叶添当选主委。大会主题是总结前段四化工作，誓师把四化推向前。县联常委、石岐民建主委陈腾芳表态：尽管吃不饱饭，油糖副食有困难，大家应该听党话，投身四化。大会后不久，陈在改革锅炉时发生爆炸事故，不幸牺牲。中央政策是私方人员因工死亡与劳方员工一视同仁。但石岐镇委统战部决定：资产阶级分子不属因工死亡。尽管陈是县政协常委、镇人委会委员、副食品经理部经理，但在反右倾运动延续时，谁敢替他说即使是符合政策的话？我这个在外工作，有时偷偷回“家”处理党派事务的无用民建专职干部，只能发讣告给广东民建。民建省工委发来《唁电》：本委委员陈腾芳……光荣牺牲，并向其家属致发深切慰问。是时，港务私方人员谭锦在改革煤气炉中，因炉休爆炸死亡。港务局党委顶住压力，按政策办事，既给谭锦家属抚恤金，又承诺供养其遗腹子至１６周岁。这样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center][B]形势转变[/B][/center] 　　１９６０年冬，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在刘少奇主持下制定了一系列正确政策。１９６１年，中山县和县级石岐镇实行“社来社去”，即原自负盈亏集体经济的社厂、小商贩、街道生产组，从国营企业退出去，自己想办法“看菜食饭”，分配可以“水涨船高”；但是，如果盈利必须缴纳利得税，小商贩可以按股派息。 　　农村公社可以“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准许计划外自由种养，完成计划内的超产产品可上农贸市场，可以队与签约包产，社员有自留地、饲料地，多养禽畜都可。很快，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但不久有人说小农经济思想抬头，会产生资本主义；要认清形势，反修防复辟。于是县政府管市场的一个又一个《条例》相继出台，什么统购、一二类、特种商品不准上市，坚决取缔长途贩运、二道贩子和倒买倒卖投机倒把。工商行政管理、市管、打投人员，忙个不亦乐乎。名目是管，实是就地（目测）征收猪鱼产品税５％，查、罚、没收。计划外商品价格昂贵，职工说“牌价工资高价菜，难挨”！农民也考虑成本、销售价。猪苗每担超千元，猪肉每斤１０元，三级鲮鱼每斤１。８０元（牌价０。３９元，有价无市）。钢板（１市斤粮票）每张１。５０元；铁板（１市尺布票）１元。基层政权搞“划地为牢”。南朗有番薯摆卖，可乘车２０公里去买，但超３斤就被没收。许多人不知就里，我洲买家禽、河鲜杂，就被没收过一次。据解释“怕当地产品被抢购，造成当地物资紧张”。我说产品有销路，生产者有钱赚，可以带旺社会。但执“罚”人员根本不和你讲道理。那时有人在岗走自发，有人擅自离职，工人、私方人员都有人擅自职去做临散工，一些私方人员因为不参加开会学习，不服从分配生产工作，不接受改造，被称为“三不人马”。 　　话得说回来，尽管未能提前三年完成第二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然而，１９６１年的八字方针确实给社会经济带来一定的生机，政治运动“驰”了。 [center][B]“阶级斗争不能停”[/B][/center] 　　１９６２年１月的七千人大会即中央工作会议（扩大），初步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但是，“左”的错误思想在经济上并未有纠地正，而且政治、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 　　我们机关干部在党的教育下，通过学习，逐渐克服宁“左”勿右，按照政策，引导、推动生产。是年，《红旗》杂志再版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学习后，认为目前粮食食不饱，劳动量大，困难是暂时的，社会主义一定愈来愈好，入冬，机关干部粮食定量由２４斤调整到３０斤，可见形势一步步好起来了。 在这个时期，没有苏联“老大哥”专家，我们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工农生产形势的确好了。国家财政多了，３月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从１９６３年算起，对合营原工商业者的定息，延长３年。７月１６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处理资产阶级工商业者退体问题的补充规定》文件，接受改造的私方人员喜如雀跃。企业也恢复评奖，发出一点奖金。机关饭堂设“中灶”和小卖部。对科级以上干部给予照顾。干部１５天年假。镇统战干部到从化温泉渡假，我本人因兼工作多，不能抽身参加。９月２４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主以席　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的绝对化论述，断言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至于“资产”和“资产阶级”，我个人理解：款项与物的折价——资金（资产），分生产资和生活资料；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用以生产经营，从中剥削劳工取得利润，这类人形成了资产阶级（社会集团）。不雇工或基本不雇工（如收学徒工）的小手工业，小商贩属小资产阶级，好像土改划分成份的“小土地”。１９５６年后埋头工作产资料归两　—种“公”，可为什么说资产阶级仍是无处不存在？我有所思但不得解。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石岐民建支部主任林焯和我，到民建省工委开会。会议主题是在当前世界帝修反掀起反华大合唱环境下，如何反修防复辟。会议开了２０天。此后，凡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有反修文章，民建中常会必定印发原文小册了寄送给全国会员。 　　１——３季，珠江三角洲公安局放宽政策，批准很多申请者去港澳定居。后期，有关部门认为公安部门审批出境，应考虑资产阶级分子接受改造，对原工商业者卡住为宜。此后，需由段警、居委主任、治保主任三人小组加具意见。对四类分子和私方人员卡得很严。石岐民建、工商联委员，另谋职业。第４季以后，申请出国，往港澳很难，１９７９年后，才恢复了正常审批。 　　入冬，为防止“牛鬼蛇神”出洞，方方面面都抓（卡）得很紧。党的十中全会后，机关干部首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标语口号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center][B]社教、四清[/B][/center] 　　１９６３年初，石岐镇委副书记任俊主管干部的社教运动，参加社教的民生北路石岐法庭（今农行分理处址）集中。镇商业局领导沙有才、李光也“湿身”浸了很久。统战部干事兼改右办负责人蔡×，稿出万多元（落实贪污是０），侨联副秘书长陈荣兴因岳丈卖过米（属小商贩合作店），办公室主任刘有技因工商联帮助饮食公司筑建烟墩山茶楼的余下建材问题，干事梁成忠因处理旧纸料问题，魏惠贞因旗帜的布料问题，民建专干高乃熹从农场回来后去掘生草药，我本人因出卖过自用衣服……都下水，迟迟才“上岸”。副部长汤林焯经办镇工商界农场，将猪苗、农儿作物卖给其兄，也挨了整。 　　２月，中央工作会议，研究领导各族人民稿好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后来又发最高指示：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未几，中山（含石岐）的社教，改为（新）“五反”运动，称“小五反”。县委成立了“五反”运动领导组，组长胡立本，副组长陈燕山、任俊、邓永年。内容是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第一项俗称“两反”，经济退赔很严。先是预备阶级，到１０月才正式开始，至１９６４年４月结束（见《中山市志》２６０页）。随即、佛山地委四清运动工作总团中山县分团、石岐镇分团成立，有公章印鉴。工作队集训，内部“事肃”极严，８、９月份分批进驻厂企和农村公社大队搞小四清运动，１９６５年转上大四清，１９６６年转入“文革”，我本人是工作队队员之一。 　　是年（１９６３年）开始，学雷锋，学大庆，学大寨，学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 　　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５年，四清运动虽然纠正了农村部分基层干部的“懒、馋、占、贪、变（修）”，工人农民又努力生产，但社会物资供应减少，一年一次配给统销户每人１市斤腊味，１斤大葛，几角钱的春节煮斋料，只增加２两食油，而中山比内陆山区还好得多了。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吹响了文化大革命运号角，山雨欲来风满楼，灾难深重的文革运动，即将来临了。 　　我本人是一个贫苦的矿山、工厂工人，毛主席和共产党使我翻身解放，我敬爷、仰毛主席，热爱共主党，一贯服从分配，但由于政治运动，在“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口号下，我在统战工作中，做过违背良心的事，例如写上报材料、立案办等等。但我还是屡屡被“整”，因为我犯“右倾”。这些虽已成为历史，但给我的教训和体会却是非常深刻的。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