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９年１０月间，由陈赓、邓华将军等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数十万大军从赣分三路入粤，解放广东，沿途国民党军队不战而弃城逃跑，１０月１４日广州解放。粤赣湘边纵队亦由东江挺进珠三角，配合“两纵”解放中山。随后，解放大军马不停蹄，沿着西江两岸追歼残敌，进军广西，解放大西南。 　　中山在１０月３０日解放，１１月初组织上动员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分配我去搞支前工作，任中山九区支前指挥所副主任兼安平乡粮筹工作队队长。当时支前工作十万火急，要供应数十万解放大军进军大西南的粮草，任务非轻。我服从组织安排，立即打起背包，带着由华南分局派来的同志，以及中山县青训班毕业学员共６０多人，从三角（九区支前指挥所驻地）开赴安平乡乡府所在地——同兴。 　　安平乡是九区最大的一个乡，它地处珠江口，过去是国民党、大天二、土匪走私、抢动、偷运粮食出香港的必经通道。全乡经有禾田１０万亩，均是肥沃的沙田，也是地主的大粮仓。全乡包括现在民众镇的陈十顷、田基沙、沙仔、鹌仔沙；番禺市的横沥镇；珠江农场的大澳沙、鲟沙；还有南顺沙、塞口沙、沥心沙、缸瓦沙等。上级交给我们的支前任务是要筹８００万斤粮食。 　　解放军“两纵”一团一连驻在乡府同兴炮楼，机炮连驻沥心沙，一个加强排驻陈十顷炮楼。华南分局派出广州军管会的肖促钊、关振光、梁津等２０多位同志，“两纵”派五名党员班长与我们中山４０多位同志，组成强大的筹粮工作队；全乡分六个（同兴、陈十顷、冯马庙、义沙、沥心沙、九冲）筹粮分处。一连副指导员肖来同志任工作队临时党支部书记，加强党对筹粮工作的领导，确保支前任务的顺利完成。 　　我们进村后，当晚召开了有１０００多群众参加的大会。在会上，我向广大群众宣传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讲明我们工作队的任务是筹粮支前，支援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我们筹粮的政策是按田分派，对象是地主，田亩多的地主多派，贫下中农下派任务。并号召广大群众支持我们完成支前任务。 　　我们正在开大会，国民党逃到万顷沙对面的龙穴岛的炮艇向天打炮，火光映红了黑夜。炮声响后，安平乡大地主陈柱石的孙陈林走到我的背后，拿出左轮手枪指着我，准备开枪时，恰好解放军派来参加工作队的刘文锋同志带领大会群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响彻云天，陈林被群众的呼声吓呆了，不敢开枪。又见一连解放军驻在同兴炮楼，离会场不远，他怕枪响后逃不了，于是便偷偷地离开了会场。 　　事后，当地群众对工作队李铁光同志说：“开会当晚我们捏了一把汗，以为会出事，结果陈林害怕你们，害怕解放军，他不敢开枪。” 　　我们进村不久开始秋收，当年晚造收成不错，地坪上都堆满金灿灿的稻谷。物质基础有了，接下来，就看我们如何去做工作，保证任务的完成。 　　但是，地主阶级则想尽千方百计来阻挠、破坏我们筹粮工作，甚至使用残酷手段来对付我们，杀害我们的解放军，他们的反扑行为比蛇蝎还毒，综合起来有如下几种： 　　（一）报低产量、隐瞒田亩，企图蒙混过关。安平乡是新解放区，没有群众基础，地主以为我们全是非本地人，不熟悉情况，便报抵产量、装穷叫苦，又隐瞒田亩，企图蒙混过关。我们采取的对策是让工作队同志深入到各村，与群众搞好关系，消除他们的顾虑，在群众中了解掌握第一手材料。我们先从了解农民与地主租佃关系入手，查实地主们的粮食产量。因当地农民一向与地主采用“分耕制”，即每造收割稻谷后，即用８：２或８５：１５的比例分配收获，从家民中调查每户总收入，即可得出稻谷产量，地主们想报低产量的阴谋首先被我们击破。 　　其次，在查实地主拥有田亩方面，我们一进村就做上层工作，要原国民党安平乡乡长陈锦鎏交出他们乡府代国民党征收田赋的底册，里面有全乡地主向国民党田粮处交纳的田赋税记载，也登记了每户地主的田亩有多少；当然此册也有不准确的地方，有些地主也瞒报少了田亩，但基本情况是给我们掌握了，地主想隐瞒田亩也不成了。第二个回合的较量，他们又失败了。 　　（二）分散粮食，偷运粮食出口。我们当时和地主阶级斗争的焦点是粮食的争夺。他们瞒产隐瞒田亩的目的是企图不给粮食我们支前。他们在第一、第二个回合失败以后，即用分散粮食方法来对付我们：（１）把收割回来的禾把不脱粒，整把藏在禾草堆里，掩盖起来，等工作队走了他们才去取出来；（２）把粮食分散到农民家中，由农民帮他们分批运去大岗、潭洲、万顷沙等地出卖；（３）用大船偷运去香港和东莞万顷沙出卖和收藏起来。 　　我们工作队发动群众起来与地主作斗争，提出凡是查出地主偷运和分散粮食者，奖励所查粮食的１０％。当时有一农民举报地主陈主石在夜间分散３０００斤稻谷到万顷沙一间米机收藏，我们到该米机查实确认后，就把全部粮食没收，奖励３０００斤粮食给举报人。于是群众纷纷起来举报和监督地主。 　　（三）利用关系，写条子放粮食出口。安平乡的“大天二”霍海泉原是“挺三”大队长，在搞战期间是我们的统战对象。解放初他利用当时郭××区长的关系，找其写条子给他放行粮食出口。有一次在冯马庙冲口，工作队发现一条大船装有三四万斤粮食出口，第一分处工作队长肖仲钊同志前去检查，知是霍海泉的粮食，见运粮食者持有九区政府盖章，并且郭××区长签名的放行条，感到奇怪，于是就打电话问我如何处理，我问他霍海泉完成借粮任务没有，肖查过后答未曾，我叫他不能放行，扣住它用来抵顶任务，有多余的再让它出口。后来郭区长知道此事，在电话里批评我“目无领导”，乱扣押处理私人粮食。我当场对郭区长反映霍海泉未完成粮食任务，告诉他我有权处理，否则我就失职。后来县委副书记杨光同志到安平乡检查工作时，亦表示同意我们的做法。 　　（四）地主阶级捏造假象，联名控告我。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底，安平乡大地主陈柱石、伪乡长陈锦鎏两人牵头，联合全乡地主、大天二、伪保、甲长等１００多人签名向华南分局诬告我。他们捏造我在安平乡强迫“群众”借粮，任务过重，只写一张借条，盖筹粮办的章，无写明何日才归还，大批粮食不知运去何方等等。地主们称自己是“群众”，向华南分局领导诉苦。 　　他们控告的原因是我们筹粮工作队立场坚定，按当时支前政策办事。陈柱石是安平乡最大的地主，他在安平乡拥有5000多亩田地收租，在石岐有一间模范电影院，在大岗有一间大屋，在香港有商铺、有别墅，他拥有百万家财、三妻四妾，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解放后我们接收了他在石岐的电影院，向他借粮数十万斤，触动了他利益，他当然非常不满，所以他就联名来控告我。 　　1950年1月，华南分局叶剑英同志掼、批示派尚景波同志下来安平乡调查，尚景波拿出陈柱石、陈锦鎏等百多人签字的诬告书给我看，要我实事求是地一一回答，把真实情况向上级反映。我说：这是地主搞鬼，狗急跳墙，无中生有诬告我。我拿出全乡地主交纳国民收田赋的材料，证明他们不是“贫民群众”，我们是按占有田亩去下达任务的。关于粮食去路，我把中山县支前指挥部的收据拿来，证明粮食已运去支前。至于借粮收条是我们发的，但何时要归还，我们却不知道，此事由上级来决定。尚景波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感到我们支前工作有成绩，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完成任务。他表示回去会向上级如实汇报，叫我不用担心。 　　（五）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不改，他们放出声气要杀害工作队××同志。他们曾经提出：如果谁杀了工作队×××，就奖励稻谷10万斤。九冲积极分子郭××少出街，平时赞成不要单独一人行动。后来我召开了工作队全体同志会议，要大家提高警惕，并叫大家不要害怕，地主阶级的阴谋不会得逞的。 　　（六）地主提供武器，勾结伶仃仃岛残匪，组织武装暴乱，杀害我解放军。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６日（除夕）下午７时，由地主陈华胜、梁锦全，大天二吴兆华、郭明生等供给枪枝，以陈满根为首的“反共救国军”，由国民党残余部队退守在伶仃岛的匪首汤炎光幕后策划，于陈十顷聚集100多名匪徒进行武装暴乱，打死我5名解放军同志。当晚陈十顷筹粮分处10多名工作队员在石岐参加中山县第一届干部会议，免于罹难。 　　（七）派员假装积极，混入革命队伍，作长期潜伏，等候时机反攻。他们知道“堡垒最容易在内部攻破“的道理，在国民党全面败退时则安下了定时炸弹。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广州卫戍司令李及兰部向珠江口败退时，于安平乡冯马庙遗留下一大批武器给当地“民利”中队长谭秉恒，谭在逃亡澳门前，将那批武器交与其弟谭满收藏，解放后谭满曾到澳门去探望其兄谭秉恒，谭秉恒叫他不要把枪交出来，留作“反攻大陆”之用。谭满回来后，则假装积极，帮助筹粮工作队要报酬。而且还觉得工作队同志的信任，与他同食、同住、同工作，提高了他的威望。后来被群众选为冯马庙第一任家会主席兼文书，掌握农会大权。直到自新人员举报，才把他挖了出来，把收藏的枪枝起出来，计有轻机一挺、冲锋枪４支、卡宾两枝、七九步枪１０多枝，以及子弹一大批。１９５２年由司法机关判处他死刑。事实教育了我们不能思想麻痹，要警惕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 　　通过这场历时一年多的支前筹粮斗争，我们全体工作队同志增长了斗争的经验，深刻认识了地主阶级的本质。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中，我们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筹粮支前任务，最终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1999年12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