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年间编纂的《香山县志》 ，给我们留下了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的香山民俗记载，文字虽然比较简朴，但却是相当宝贵的资料。例如，其中关于古代香山妇女的描写，寥寥数笔，于今读来，依然令人感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女子重礼节，不轻出门。出必以大葵扇自障，到嫌唯谨。” 　　这里说的是小户人家的妇女，即所谓“小家碧玉” 。大抵说来，中国社会在男女关系方面，在唐代以前是相当开放的，宋、明以后，儒家理学派的“三贞九烈”之说渐烈，“女字无本之木才便是德” 、“三步不出闺门”之类的种种束缚逐渐形成，女子偶因要事出门，也必须注意“别嫌” ，防止别人的闲言碎语。办法之一，就是随身带备花伞、纸扇、手帕之类，尽量在陌生的男子面前遮蔽自己，一如伊斯兰的女教徒所用面纱。在古代，中山妇女用的主要是本地生产的葵扇，从而显出了有别于中原地区的区域特色。 　　“县城富家妇女出必肩舆，亲串遣婢媪随行，多者二三十人。笼灯灼烁，履声囊囊喧坊里。日间无事泽以脂粉，旁奉水烟壶吸之。” 　　《县志》的撰稿人对这些源自中原的骄纵淫逸的社会风气是很不以为冉的。你看，不过是豪门的小姐、媳妇或者是老太太出一趟门罢了，用的着丫环、侍婢、女佣少的老的一大串二三十人前呼后拥在轿子后面跟随么？尤其是在夜间，灯笼的光影，屐履的杂沓声音，简直达到了“喧坊里”的地步。然而，这恰好又说明了古代香山由于“山高皇帝远” ，因而形成的豪门的“土皇帝”心态，在中原，若非官符出巡，是不敢轻易如此大阵仗的，因为，有多大的官品，才配有多大的排场，在森严的封建社会中是有严格的规范的。这些富家妇女的日间无所事事的慵懒状态也很令人讨厌。这里所说的水烟壶，是一种银质的小器皿，并不是沙田地区常用的那种竹制的水烟筒（即所谓“大碌竹”）。 　　《县志》对香山的劳动妇女的评价却是十分高的： 　　“贫者习劳苦，躬操作，唯土物是爱。即或失其所天，耕樵纺绩，多以节自完。” 　　勤劳、俭朴、热爱家乡的土地，这是香山妇女的最为显著的优良品质，由于劳动妇女在妇女的人口构成中占有绝大的比例，因此，这些传统，可以称之为“主流” 。香山地处亚热带、土壤肥美，雨水充沛，农耕一年两造甚至三造（例如冬天加种一造蔬菜，称之为“菜基” ），此外还要养鱼、种桑、养蚕？丝，一年到头，难有几天是空闲的，。种的又以水田为主，双脚站在泥浆里，脸朝田土背朝天，不想北方的妇女，在漫长的冬季里围着火炉坐，抱抱孩子，纳纳鞋底，也就过一天了。香山妇女的特别勤快能干，有主见，是在千白年来世代的劳动生活中形成的。哪怕是丧失守寡（俗称寡？婆） ，也必依靠“耕樵纺织” ，再辛苦也要把儿女拉扯大，决不轻言改嫁。 　　《县志》还介绍了一些地域性的风俗。“黄圃、小榄、海洲诸乡，染顺德余风，既嫁，尚多不肯归其夫家者。” 　　“不落家”是小榄等地的旧俗，这一旧俗反映了女家无视儿女幸福的私心。小榄一带很早就已是较富庶的经济作物区，讲究深耕细作，养蚕？丝，因而劳动力是十分宝贵的，女家用不让女儿随夫生活的办法，拖得一年算一年，直至怀孕声生孩子为止，短时间家里多了一个劳动力，但小夫妻却被活生生的拆开了，这还没算上期间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例如丈夫有外遇之类，所以这一古俗实在不值得恭维。 　　“不落家”的进一步演化，就是“自梳女”的出现。这应该是清末民初以后，随着以养蚕？丝生产工具的工厂化，即资本主义萌芽阶段所形成的社会现象。不少青年女工，或因逃避父母强迫的不幸婚姻，或因害怕出嫁后受到丈夫的虐待，或因“金兰姐妹”之间一时意气的互相约定，总之是决定“梳起不嫁” ，从此住在姐妹屋、姑婆屋中自食其力。当然，要“梳起” ，也要隆而重之地举行一定仪式，并且从此就不能在嫁人了。产生这种畸形的社会现象有两个条件，一是婚姻不自主的痛苦；二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使她们有了自食其力的可能。随着妇女解放的呼声日高，以及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自梳女”终于在南粤大地上绝迹，只在顺德等个别地方留下了几幢昔日的姑婆屋的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