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届红木家具发展研讨会暨大涌红木家具精品展览会”于2001年12月6日在中山市大涌镇隆重揭幕，这无疑标志着我市（甚至是我国）的红木文化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到了2002年，大涌更进一步由国家文化部正式命名为“中国民间（造型）艺术之乡“ 。 　　大涌并不是红木的原产地，在我过，除了海南岛的热带雨林尚有少量的红木（包括酸枝、坤甸、花梨等）出产外，从古到今，主要还杀靠从南东亚进口的；大涌也不是传统的红木雕刻工艺中心，现在在大涌的红木家具厂从事雕刻工艺的，大多数讲普通话，没有几个是本乡本土的大涌人。然而为什么偏偏是大涌在红木家具生产工具中闯出了一条新路，并且创出了自己响亮的品牌呢？ 　　这不能不能令人钦佩大涌人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力与精明的现代经营意识。 　　然而，仅仅有了以上这两点还不够，还需要一个历史的机缘。 　　对大涌人说来，这个机缘在二十世纪的70年代已经隐约出现了。70年代，正是全国上下热火热天地大办农田水利的年代。广东由于地缘与经济、技术实力较为雄厚的缘故，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即主要从人力操控的农田排灌，进入机械化、电力化排灌的年代。于是，原先用作水闸、水窦档板用的大量坤甸木料就从农田及排灌系统中取回，成了弃置物。这些木料部分改制成农具，但一时间却也用不了那么多。精明的大涌农民就把这些木料打造成家具出售。红木家具在我过本有悠久的历史，结实、耐用、美观，夏季尤有清爽的舒适感。另一方面，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以后，完整的红木家具在民间已经流传不多了。所以这些农民打造的红木家具，尽管比较粗糙、简朴，仍然很受消费者欢迎。到了改革开放之年，这一趋向就转化为商机。 大涌人决定放手大干了，他们从江浙请来雕刻师傅，从外地购进红木，由作坊式生产、家族式经营起步，经过20多年的发展，终于使红木家具形成大涌区域性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红木家具名店街”蜚声中外，名不虚传。 　　以上是较为普骗的说法，其实，大涌的“红木”历史，还可以稍稍向前继续追溯。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既然大涌不生产红木，那么，70年代以前那么多的红木板料从何而来？ 　　答案其实很简单。这么多的红木（以坤甸为主）其实来源于从50年代起逐渐被清拆的明清时期留下的古旧祠堂、庙宇和学校（书院）。 　　在我国古代，较大的建筑物的承载梁、柱等构件，都主要是用坤甸等木料建造的，这些用整件原木制作的狗件，动不动直径逾尺。新中国成立后，出于破除迷信、兴修新学校、乃至“破四旧”的需要，一幢幢明清古建筑被夷为平地，大量的红木构件就成了打造农具和家具的绝佳材料。大涌人的“第一桶金”的“金砂”就是如此逐渐地露出地表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很具历史文物价值的明清建筑毁于一旦，因然是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与屋宇直接关联的精美的石雕、木雕、砖雕、彩塑的遭受破坏，令人痛心疾首；而大可合抱的红木梁柱变成了小件的农具和粗劣的家具，也未免大材小用。顺带补充一句，当时木工专用的电动机械还不普遍，大多是把梁柱在平地平放，两端用砖石木料垫高，再依靠工人站到梁柱上用手工拉锯把木料截断，开成木板，耗用的人力和时间是相当多的。 　　不管怎么说，现在大涌的红木家具和雕刻工艺品已向“精品”的方向发展，似应视作我国红木文化的槃涅与复兴！ 　　最后，我还打算在本文中稍稍回顾我国的家具发展史： 　　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虽然已经出现了房屋建筑的雏形（如今天在西安半坡遗址中所见的） ，由于房屋的低矮与狭小，人们只能席地而坐，因此最早出现的家具是铺地用的兽皮和用植物枝叶编织的“席” ；进入青铜时代，开始出现以木架钩为主的建筑，于是出现了矮家具，供人们盘腿而坐，这种家具流传到日本，就演变为今天的“塌塌米” ；随着屋宇的轩昂，家具就逐渐“长”高，人们从盘足而坐演变为垂足而坐，今天我们在通常意义下所说的台凳之类，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出现，到隋唐以后才逐渐流行的。到了明清两代的鼎盛期，为了显示王室及贵族富豪的威仪，椅子已高的只的直着腰板坐下才能勉强让下垂的足尖点地了（自然也有休闲时用的低矮的“马闸”之类） 。 　　不知读者留意到没有，近年流行的红木家具有“矮”下来了，他的尺寸已经和崇尚“人体尺寸”的西式家具差不多，令人使用起来不必双目直视，正襟危坐，因而有一种安逸舒适的家居感。而在同时，明清式家具的优点却也很好的继承下来并予以发扬光大。这就是： 　　选料精良、造型美观大方，榫卯精密，几近天衣无缝，以及丰富多彩的装饰手法，例如千变万化的线角、攒斗、浮雕、缕空、镶嵌和套装的配件等，以求取得居室装饰整体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