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段往事： 　　1976年，当最高统帅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红卫兵”之际，中山的第一批革命小将也如期抵达北京，参与浩浩荡荡的“停课闹革命” 。那些中山小将大都是什么模样呢？身上穿的是全国统一的草绿色军装，头和足布却显现出了浓郁的中山特色：渔民帽、打赤脚。他们的出现，据说曾在北京引起哄动：又一支小数民族的革命队伍来了！ 　　渔民帽就是南海渔民出海捕鱼时所戴的竹帽。外形略如一个大写的汉字：“凸（自然所有棱角处都是浑圆的）。它是由两层细竹篾编织成蜂巢状，再用模子压成的。外面的一层细篾是竹的表皮，叫竹青（其特点是好看，而又比较坚韧）；里面的一层细篾不带竹皮，叫蔑囊。两层蔑间夹着一层竹叶，外边还涂上厚厚的桐油（后来用人造的“光油”代替了）。江海上风大，往往夹杂雨点打在人的脸上，十分难受。所以渔民帽不能太大，帽沿的尺寸只在30厘米左右，而且把帽沿造成一个向下的弧度，以适应江海上作业的特点。 　　不知为什么，到了“文革”期间，这一款式突然广为流传，工人农民戴它、机关干部戴它、中小学生戴它，从幼稚园学生直至70岁老头子、老太婆也戴它，它甚至几乎成了革命的标志，尤其是参加大游行，不戴上这么一顶帽子，仿佛就不算是“革命群众” ，而成了“阶级敌人”了。当然，“阶级敌人”其实也有这么一顶必备的帽子的，那时的“地富反坏石”经常被强迫劳动，没有这么一顶帽子，如何遮风挡日头呢！ 　　总之，“文革”就是那么一个年代。人们的爱美之心全部被“革命”的需要所取代了。那时中山的革命派的标准形象是：头戴渔民帽，身穿麻包衣（或用染色的尿素袋缝成的衣衫）、脚登“千里马”（这是一种用旧轮胎作原料制成的拖鞋，外形略似日本的人字拖，最适宜穿上在田间走动） 。 　　时至今日，我怎么也猜不透，当时在中山大流行的为什么是渔民帽而不是其他款式的帽子？这显然不是由最高统帅选定的，登天安门城楼的清一色可是绿军帽啊！ 　　其实，即使是竹帽，也决非只有渔民帽一款。在我读书的时候，所戴的竹帽的尺寸比较大，帽沿是平的，看起来就像锣鼓八音柜里的铜跋的一半，或是近年在报上闹得纷纷攘攘的半只—FO。戴着它在狂风中走动比较吃力，但却能较好地挡雨；东乡（张家边一带）人戴的竹帽，外形就像一座浑圆的山峰，里面带一个托，可以较稳定地戴着，我们叫它做“村婆帽” ；划龙舟的农民戴的竹帽很小，外型就与越南流行的“通帽”差不多；客家妇女戴的竹帽没有顶部，帽沿垂挂着一圈黑布做成的幔。 　　有这么多款式的竹帽而偏偏选中渔民帽，除了实用的因素（例如：下乡劳动比较多）之外，我想，大概可以称之为“形象设计工程“ 。不管怎么说，这可以称之为当时的中山特色之一。 　　现在可以稍稍广义地说说帽子了。从古到今，帽子的款式和质料可谓千奇百怪，多式多样。文官的乌纱帽、武将的头盔、书生一领青巾，乃至现代流行的旅游帽与女性多姿多彩的帽子；竹制的、藤制的、葵叶编的、草料的、布料的、塑料的、金属的……万变不离其宗，除了考虑实用因素之外，的确与人的形象有关，甚至是区别人的高低贵贱的标志。在古代，是不能乱穿乱戴的，否则就是“？越” ，轻则判罪，重则杀头。 　　古人见客，讲究“正衣冠” ，孔老夫子说，“服饰不衷，身之灾也。”你看，戴一顶帽子就有那么多的规矩、那么大的学问。 　　有句成语“冠冕堂皇” 。冠就是帽子，冕就是皇帝专用的帽子。 　　古代的男子20岁要行“冠礼”待客，表示已经成年，可以戴上符合他身份的帽子了。皇帝专用的冕俗称“冲天冠” ，前低后高，表示恭敬，前面用丝线垂面，表示目不斜视，两旁用？（玉串）遮耳，表示不听谗言。你看，尽管是封建帝皇，在形象设计方面，也得处处显示他的伟大与亲民，尽管不免是虚假的。 　　至于官帽，也是非常讲究的。以清代为例，从一品到九品官，帽子是什么颜色，顶上装饰什么珠子，插什么花翎，都由朝廷规定得清清楚楚，不准？越乱用。摘下宋、明代官员的乌纱帽，或者摘下清代官员的顶戴，那就意味着他丢官，削职为民了。 　　从这一点看开去，尽管“文革”时期在中山从来没有明文规定，那时渔民帽的大流行，其实还是很有身份的象征意味的。以“破四旧”为己任的“文化大革命” ，兜一个大圈后又回到以服饰区别等级（人民与阶级敌人的界线）的怪圈中去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