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原地区，脚是人体上非常尊贵的部分，绝对不能轻示于人。二十世纪50年代时，许多随军家属到了中山，她们受不了南方酷热的天气，喜欢搬一张藤椅在户外乘凉，一般都穿得很少。倚老卖老的老太婆干脆就赤裸了上身，有路人经过，就只伏一把大葵扇遮羞。这颇让穿得严严蜜蜜的南方妇女看不惯。但有一点，她们脚上一定穿着鞋子，另加一双厚厚的老布袜。这就与打赤脚的中山人大异其趣了。 　　我的整个中小学阶段，几乎都是打着赤脚过的，晚上冲凉以后则穿一双大木屐（在大沙田地区，有的连这双木屐也省了，茅？就盖在涌边，监睡时伸脚在涌水中一流，抹干了就直接钻进被窝里）。直到冬天天寒地冻的日子才改穿鞋子，那时的鞋子矜贵哩，一双上海的回力球鞋可能是孩子多年的梦想。一般穿的还是不带衬里的泥胶底的布鞋，所谓泥胶就是廉价的废旧橡胶复制品。有的还穿家里人向北方人学来的用手工纳制的布底鞋，看着老人家把旧布一层层地用米浆糊贴、晒干，然后用麻线一针针地纳成鞋底的情景，是不能不让年轻人感动，从此十分珍惜鞋子的。有一个时期，我们一伙中学生突然打起足球来，但没有几天，便告鸣金收兵，为的是鞋了太容易破了。在那个时候，谁家的鞋子也破不起。 　　与妇女的“三寸金莲”相比，打赤脚实在太自由太无拘无束太自在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发生了这么一则有趣的逸事：一位镇委书记被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革命群众命令他脱下皮鞋，赤足弯腰在古板地上罚站，向革命群众请罪。站着站着，这位北方籍的书记大人竟然不由自主地操着不纯的中山话骂了一句：“？家铲，原来打赤脚是这样舒服的！” 　　由此看来，打赤脚实在是古代越人的遗风，自从中原移民大量涌入中山之后，古越人或是被赶跑或是被同化，几乎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来。留下的，就只有这打赤脚的习惯。到了物质较丰富的现代，当然连这习惯也成了遥远的过去。 　　打赤脚的习惯当然只限于穷人和一般平民百姓的孩子。至于稍有经济能力的成年人，当然也还是穿鞋踏实袜的，不然就显得太失礼了。 　　鞋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5000年以前，在3000年前的古籍《周易》上，就每一次出现了“履”字，履就是鞋的古称。在古代的中原，穿鞋子也得遵照严格的等级区分。奴隶只准赤足，天冷了，才允许用棕榈叶裹脚。官员们穿的是夫子履，贵妇穿珠的，他给宠涓敲碎膝盖骨之后，不能行走，只好用硬功夫皮革裁逢成高皮靴，以乘车指挥化战，直至打败庞涓，报了大仇。 　　有趣的是，最隆重的礼仪，例如上殿参见皇帝，脱了鞋才算是最恭敬的。所以只有立了大功的臣子（例如汉代的很箫何），皇帝才会给他“赐剑履上殿”的荣耀。说到底，这不过是当臣子的向主子表示效忠，表示自己愿像奴隶一样伺假主子罢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从来就是培育奴性的温床，连穿衣着鞋这样的小事也不例外。 　　最可怜的当数古代妇女的缠足恶习，这一习俗始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此后越演越烈，直至辛亥革命之后才由政府明令禁止。其间，足足残害了中国妇女1000多年。缠足的做法是把正在发育期间的女童的双脚缠上重重布带，直至把足趾弯曲至脚底为止。这样，脚就变成了“三寸金莲”，当时甚至把判断妇女美丑的标准定为看“金莲”小不小，长得怎样还是其次。记得我的一位外太婆就缠足的，她活到97岁，小时候我见过她，她的脚给缠得不足三寸，乡花鞋放在手掌上，就只有半只手掌的长短，据说她年轻时是县里有数的大美人，“美”就“美”在这双小脚，但我看她走起路来颤巍巍的实在令人揪心得很；我的外祖母杜慧剑也是缠足的，缠了不久，辛亥革命一来，她就主动扯去缠脚布，这就叫“放脚”。放了脚的她，脚虽还略有点变形，但走起路来就利索多了。放脚后的她努力学习文化，还到省城广州读过幼儿师范，回中山后创办了中山的每一家幼稚园、第一家妇女职业学校，算是为妇女解放作出了不少贡献！ 　　现在，又有人在议论：外国甚至还有“女权”主义者。可是，不少女强人却穿插了鞋跟随高三寸的高跟鞋。这显然是对走路和身体健康没有好处的选择，算不算是“三寸金莲”的变种和延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