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七八十年前，中山民间是有酿酒的习俗的。酿酒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取七夕的“河溪水”或在重阳节从井里打来的“井花水”（传说这些水特别澄净，不易腐变），盛在瓦埕里，加上糯米粉酒饼（麦曲），密封埕口，过了一段日子，自然就醇化成酒。这种酒的度数很低，但是入口香甜，喝下去不容易醉，却收滋补之效。那是，家家户户自酿的酒数量并不多，非到冬时年节，是不会软易启封品尝的。 　　要喝酒精含量较高的酒，就得到店里买。那是经过用蒸馏法富集的，所以又有双蒸酒、三蒸酒之称，一般在酒里长期泡制呈块肥猪肉，所以称为“玉冰烧”，也有泡浸三蛇、蛤蚧乃至人参等药材的，统称药酒，一般度数相对低一点。 　　酒类在我国出现的年份很早，而且形成了丰富的酒文化，尤其是诗人、画家乃至政治家，几乎都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关于酒的起源，曾经有一段时间，被认为是从阿拉伯（蒸馏法）或欧洲（啤酒的酿造）传入的。近年的考古发掘证明，酒类的老祖宗原来起源于我国，年代甚至比公认的酒文化的祖师爷杜康的年代还要早得多。 　　1959年，山东省莒陵县阳河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发掘出整套酿酒器具，包括沥酒漏缸、接酒盆盂、盛酒瓮与盛装发酵物的阔口罐。这是东夷部族的遗物，属新石器时代，距今约4800——7000年，用这类酿酒器酿酒器酿成的就是古代的啤酒。 　　不久前，在湖北省青龙县出土了一套北方金代的铜制青龙烧酒锅，考古学家用它作试验，蒸酒时，酒蒸气在上升后通过卷状壁导入酒槽，注入盛酒器，据说，仅用了45分钟，便从3公斤坯料（稻糠）里蒸出了将近10公斤酒，这就是800年前最原始的蒸馏法，起源于道家秘制丹药时采用的露药蒸馏术，与阿拉伯炼金术士在炼金过程中偶然发现了蒸馏法制酒恰有异曲同工之妙。 　　张岱在《夜航船·卷十一·饮食篇》中说：“黄帝始始作醴，夷锹作酒醑，杜康作秫酒，周公作酹，三重酒（按：即三蒸酒）”。 　　这也就是说，醴（以麦芽作原料，酿出来的酒属啤酒类）在传达室说中的贡帝在位年间已经出现，这种酒后来没有流传下来，是因为酒味淡薄，加上糖份偏高，在缺乏冷藏条件的古代不易保存。今天我们喝的啤酒，其酿造法克是重新从欧洲引入的，其特点是加上了蛇麻草，俗称淮花，因而略带苦味、具有一种另类的芬芳，这种配料的加入，是从十二世纪的德国开始的。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中华文化中，“酒”已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内涵，一种表情达意的符号象征，那就是解除束缚，回归自我，你看鉴湖女侠秋瑾烈士的“貂裘换酒也堪豪”多么洒脱，读来令人感到豪情万丈要是换米换油就令人感到可笑和委琐了，甚至换书换宝剑也不行，更加提换香烟了。 　　谈到酒文化，不免令人想起晚清在中山家喻户晓的传奇式人物“严老师”（名字已佚），这是一位比鲁迅笔下的“孔乙已”年代更早的香山县版本的“孔乙已”。严老师少年时代便有“神童”之誉，博学多才，文思敏捷，惜乎贪杯误事，命途多舛。他先后应过无数次乡试，往往不是宿酒未销误了进场，或者不慎泼墨弄污了试卷（在古代，这要被重判为试卷无效的），再就是文体风格不合考官胃口，每次幸免名落孙山，始终连个起码的“秀才”也考不上。可是，偏又作怪，他不想应考，被有钱人的纨？子弟聘为“替枪”，参与考试作弊时，却又每次均“高中”，从不失手。后来他自己实在不想再考了，孜为设馆教学，由于谁都知道他有真才实学，所以学生倒也不少，据说他的弟子中后来就有几位当上了笛山县官的。但其时严老师已经落魄得如叫花子一般，和“孔乙已”差不多。过去的人讲究尊师，学生当了县官，少不免要用八人抬大轿，大开衙门，把严老师抬进来，为启蒙老师备下一桌慧的肴菜。但严老师一身百衲衣，奇臭难耐，所以学生也不便作陪，就由他一个人自饮自酌算了。严老师后来大概是患上神经失常症，在破庙里住宿，一有两个钱，就唱得醉醺醺的，在街头踯躅，嘴里还喃喃地自言自语说：光绪皇“杀孽”！这个词是用文字写不出来的中山方言，意思是要把委屈了他一生的光绪皇帝斩为一截截。在封建社会，说这样的醉话当然是大逆不道，按律该砍头灭族，但他孤身一人，无“族”可灭，旁人把他视同疯子，又是前后几任县官的老师，便是衙役也不惹他，由他自个发酒疯去了。 　　酒可解悉，酒可娱人，酒可壮胆，但酒也可误事。愿沉浸于“酒池”中的朋友，以严老师3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