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的地域不大，语言的构成却相当复杂，这是由于中山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移民城市，它的先民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地主迁徙过来的。目前，中山市内的不同区域（亦即是聚居地）的人所说的话至少分属于三大语系：广府话、间南话和客家话，此外，沙田地区的水上居民还普遍说与广州话接近但有明显区别的水上话（俗称蛋家话）。 　　务员　其实，这样划分也只能说个大概。例如隆都话和三乡话同属间语系，语音语调的区别就相当大；石岐话属于广府话，与广州话的区别也相当大，原本九个声调的广州话，到了石岐人口中，就只剩下了六个声调，再到近郊的恒美一带，变音变调的情况就更明显。 　　无可否认，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由于语言间的互相影响。 　　这种影响历时既长，涉及的范围也广，要弄清它的来龙去脉不是易事。 　　大约在十年前，我到五桂山区采风，偶然听到了一种山民所唱的民歌“白口莲”，这种流行于山区、民田区、少田区接壤处的特有的民间艺术，作为一种模式，一个显例，可以协助我们，通过比较去找寻它嬗变的痕迹。 　　众所周知，五桂山是客家人的聚居地，当地流行的当然主要是客家山歌。那天，民歌手陈玉池为我们演唱了几首客家山歌后果，告诉我们这里还有一种本地特有的“白口莲”。说着，她唱起一首“白口莲”《对花》： 　　“乜子（客家方言，意即“什么”）花开蝴蝶样，花开结籽尺二三长？乜子开花嘀打（喇叭）样，花开结娄大过盆子花天花开浮水面，花开结籽两边钩？乜子花开银样白，花开结籽搭起凉棚？” 　　这首谜语式的《对花》，正确的答案依次为豆角、南瓜、菱角、金樱子。但此时此刻，最令我感兴趣的，却是它与蛋家人的“咸水歌”中的一首传统民歌《对花》无论在形式、内容、旋律，甚至遗词造成句方面都实在术相似了。 　　试看“咸水歌”的同题歌谣中的一小节： 　　“妹又好呀哩？野花开呀哩蝴蝶样呀哩好哩妹呀罗，花开哩结籽尺又多呀哩长呀罗。”除去衬字，其实是两个七字句：“？野花开蝴蝶样，花开结籽尺多长？“ 　　传统的客家山歌是四句一段的，颇似唐诗的绝句，只是平仄的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用字也比较通俗，例如以下的一首：“妹有情来郎有情，两人有情怕漫（谁）人。我郎有事妹担戴，阿妹有事郎出身。”不是山民唱不出这样有胆有色有情有义的歌。客家山歌功颂德与咸水歌在格调上的区别，恰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豪迈奔放的《木兰辞》与南方缠绵悱恻的《子夜歌》之间的区别。陈玉池所唱的这首客家人的“白口莲”，蝇然还带那么一点点“客”味，但大体上与蛋家人的咸水歌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细细分析，它至少有如下的三个特点： 　　首先，它是两句一段的，这正是咸水歌的标准模式： 其次，它的基本旋律也与咸水歌相近，都以“so调式“进行，但在每一段的临近结尾处，却自然而然地回至客家山歌常见的“la调式“，结音落在“la”上； 　　更奇特的是，她演唱白口莲时，不用客家话，也不用水上话，而是用不磊纯正的广州话。广州话俗语称“白话”，“白口莲”的得名正是由此而来的！ 　　换句话说，“白口莲”这种独特的民间艺术，是三种语言融汇的结果。它显然是从咸水歌移植过来的，然而由于五桂山客家人在商品交易等到方面与居住在县城里的广府人接角较多，所以在生活中使用的第二语言是广州话而不是水上话，于是就把蛋家人的咸水歌改用广州话唱，并联按照自己的习惯，把曲中某些“so”改成了“la”，于是一种区哉性的独特艺术形式便出现了。 　　考虑到客家人迁徙到五桂山区并形成自然村，最早要数山区腹地的桂南村，时间大概是清代康熙年间，因此，这种曲调产生的上限不会超过二三百年前，而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已经没有多少年轻的山民愿意再唱传统的山歌了，因此，它产生的下取胜也不会迟于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流传的地域那么窄，产生的日子也不太长，正是研究民间艺术和语言演变的极好的典型例子。在这个意义上，它正是一种极其难得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