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旅居海外谋生，历史悠久，但在鸦片战争前，人数很少。鸦片战争后。清朝闭关锁国的政策，已被船坚炮利的欧美帝国主义者所打破，西方殖民国家到中国招募和掠卖华工，从此中国人大量出国，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大增。 　　中国历史上自代以后，历代王朝都严禁国人出国。清衩承袭明朝的海禁条例，在大清律明文规定“一切官员及军民等，如有私自出洋经商，或移住外洋者，应照交通反叛律，外斩立决。府县官员，通同舞弊，或知情不举者，皆斩立决。” 　　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国家，在南洋、美洲等地进行开发，急需大量劳工，清政府在西方殖民国家的压力下，就放松了海禁政策。第二次鸦片战争（又称英法联军之役）后，1866年又允许英、法在中国任意招募劳工。1869年中美续增条约规定，华人出洋，清廷不得禁阻。所有这些，都为外国人在中国招募、掠夺华工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清王朝黑暗腐朽统治下，广大劳苦大众失业破产，挣扎在饥饿线上，到处流浪，寻找谋生机会。这就为外国人大量招募、掠夺华工提供了条件。于是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移民公司就大登广告招募华工，与应募的华工订立契约华工的由来。但是契约内容，只是一纸空文，并不兑现，装潢门面而已。事实上，华工是被当作“猪仔”贩运的。 　　所谓“猪仔”贩运，起源于17、18世纪的黑奴买卖。这是当时最有利可图的买卖之一。后来，非洲的黑奴买卖被禁，西方殖民主义者因而把视线转向华工，继续干贩卖人口的勾当。当时中国人把这种拐卖的人叫“猪仔”。“猪仔”贩运实际上是黑奴买卖的继续。 　　澳门原是香山县（今中山市）属地。自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被葡萄牙借口曝晒水渍货物借用而逐渐强占。尔后，澳门则成为掠骗华工、制造惨绝人寰案件的罪恶渊薮。 　　鸦片战争前，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沿海地区暗中掠骗劳动力的案件，时有所闻。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五月十七日皇帝上谕，亦以闽广两省海口停泊夷船（指外国船只）收卖内地幼孩之事而感骇异。同年七月廿四日，禁烟钦差大臣林则徐查明夷船骗带华民出洋情况后，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臣到粤之初，……闻有买猪崽之土语，诧为怪异。……五月间，南海县知事刘师陆访获省城鬼子栏杆作坊内，有拐骗幼孩逼勒做工之事。先后查起幼孩及百人……据署澳门同知蒋立昂先后禀复，每岁冬间，夷船回国，间有无业贫民私相推引，受雇出洋，但必择年加强壮之人，其弱稚者，概不雇用。议定先付洋银六七元，置买衣物，带至该国则令开山种树。或做粗重活计。又查另有一二夷船惯搭穷民出洋谋生，不要船饭钱文，俟带到夷埠，有人雇用，则一年雇资听该船主取去。……当其在船之时，皆以木盘盛饭，呼此等搭船华民一同就食，其呼声与内地呼猪声相似，故人目此船为买猪崽。”由此而得知夷船诱骗华人为“买猪崽”。 　　鸦片战争后，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烟禁驰，在澳门的葡国人不能专利，则转为诱骗华工出洋勾当，坐收其税，澳门成为殖民者贩卖华工出洋的大本营。秘鲁、古巴诸国在澳门设招工馆收卖华人回国供役。 　　西班牙、葡萄牙等殖民主义强盗，在澳门遍设惨绝人寰之劳工收容所，名叫“BARACON”，即所谓“猪仔馆”。据资料记载，当时澳门有招牌的“猪仔馆”达79所。驻澳门美国人致香港美国人函中称：澳门一地，葡萄牙、秘鲁、西班牙三国人所开招工局计300余所。葡国人员及招工局人员。向靠招华工发财，靠招华工吃饭者三四万人。澳门地方一无正经生意，专靠招华工做坏事。参与拐骗华工勾当者，德国说甚亦突出，通过运载华工大赚其利。贩运猪仔华工有利可图，多多益善，一时各国在澳门大贴“街招”（招工广告），争设“猪仔馆”，大肆干其诱骗之能事。 　　前山同知前山营都会禀中称：“查得已在澳门最辟静之水手先街，开设招工所二间，诡名华利栈、万生栈，两相对面，日集月增，现已达四百余名之多，大半是新安县属客民。洋差防守甚严，路人稍立观看，辄加呵斥，甚至拘禁。刻因船赴暹罗（今泰国）运米，一俟该船回至澳门，便将招致之人装运出洋。该船名叫‘地打杜士’，系德国之船，代理人名卑拿威地士。其‘街招’所叙合同工银服食，及做工相待各款，与历来诱骗办法，大略相同。但七月至今，未及两月，招致之人。因受刻薄事多次，现被监禁多人，并有数十人乘间逃逸。而该公司控于洋官，诬累无辜之人。尚未出境业已如此，将来到彼后之害，不问而知。” 　　华工乘船出洋，途中所受非人虐待，更是骇人听闻。人们把贩运“猪仔”船的生活，形容为“浮动地狱”。华工在船上的悲惨遭遇，由此可想而知。由澳门乘船至古巴，约需147至168天之多，船行极慢，船舱仅71尺。在热带海洋荡漾百余日，水手虐待，馀食恶劣，身心极之痛苦，死亡率惊人。如1850年运往秘鲁华工共740人，抵目的地时，幸存只493人，惨死船上247人，死亡率达1/3。1856年运往古巴华工298人，幸存166人。死于船上者达132人，死亡率达1/2。船上淡水奇缺，买水一杯要付船主一元。1864年3月，华工陈阿乘从澳门开出之“猪仔”船。船上无水，一路渴死约300人。1987年秋，西班牙船“罗西达”号在澳门载广东华工700余人往古巴，途中遇风浪，船不坚固，折回澳门，改雇轮船“发财号”，工人转拨船上。该船原已载广东华工数百于舱下，今两船人合于一船共1005人，船小人多。麻麻密密，须侧身叠股而睡，酷热不堪其苦。航未数日，有人抗议。船主镇压，用火枪伤三人，余则骇怕。船主又将“猪仔”工发辫（清代男人留有长辫）5人或10人一组系于船旁，又将130人之手足捆绑，迫令伏于布袋上，脱光裤子打屁股，补打得皮开肉绽，血染船红。哀号之声惨不可闻。外国船主阴险凶残，打完还用生盐搓于创处，其痛可知，天时既热，屁股发炎腐烂，腥臭之气，远闻数里。及至古巴，死于船上者80人，其余均受重创。 据《古巴杂记》载，1853——1974年从澳门运华工往古巴共260航次，所载华工的中山东西两乡（今环城、张家边、南朗、沙溪、大涌等镇区属乡村）破产农民为多。 　　“猪仔”华工抵达目的地后，更悲惨的命运又是在等待差那些幸存者。命运的悲惨，莫大于被贩往秘鲁钦查群岛（CHINCHAIS）的“猪仔”。那里气候恶劣，工作繁重，人容易晕倒；晕倒时，凶神恶煞的监工还用皮鞭将其抽打死亡。1860年的前后10年，贩运往秘鲁的华工其数在4000人以上，有的被打死，有的劳动过度而病毙，有的坠落鸟粪中而死，有的不堪苦投自绝壁上或投海而死，生存者不过百人而已。情况之惨，真是骇人听闻。 　　正是这些受苦受难的华工和当地人民一起，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使美洲和南洋许多地区得到开发，并逐步繁荣起来。对于这些华工的贡献，许多态度客观的外国人，包括一些官员和学者，都作了很高的评价。 　　　　　　　　　　　　　　　　　　　　　　　　　　　　　　　1996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