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雪梨中华商会会长郭顺
澳资永安企业集团,由郭氏昆仲所创立。郭乐雄心万丈,富于冒险精神。郭泉实事求是,头脑冷静,勇于实践。兄弟两人,个性虽有不同,但能彼此配合,一心一德,创立伟业,而相得益彰。 郭顺年纪最幼,排行第六,中山亲友,同乡和后辈都尊称他为“六叔”,以示亲切,因为他谦厚和蔼,最得人缘,同时,也是郭氏昆仲中最杰出的一位。他承袭两兄的特长优点,负起“攻”和“守”的重任,接受最艰巨的挑战。 郭顺,字和辉,英文名WILLIAM(威廉),1885年12月10日生于广东香山县仁良都竹秀园村(今属中山市南区)。于1976年4月16日在美国去世。 他的父亲郭沛勋致力务劳,勤谨俭朴,以安份治生为旨。郭顺幼遵严训,在家乡度其淡薄的童年,协助兄弟,分耕作之劳,虽终年忙碌,无冬无夏,备极艰辛,但父贤子孝、同甘共苦,自有一番天伦乐趣。 1901年,其二兄郭乐在澳洲雪梨已创立了永安果栏,业绩日趋旺盛,稳步推进,于是函召郭顺前来,加以训练造就。郭顺时年方十六,仅是一位天真无邪、稚气未除的青年而已。 我国传统常有“易子而教”的良好习惯,郭乐亦有相同见解。那时,雪梨附近有一聘记商行,是华侨前辈李近冬先生所开设,专以营业牛皮和羊毛出入口为生。如果以当日澳洲同业的标准来衡量,似属规模微小,但以华人商行在雪梨一隅,已算是佼佼者,处于领导地位。 郭乐征得李近冬前辈的同意,收录其弟为学徒,一切按部就班,从头做起,这就是郭顺一生事业的开端。 自古有云:“名师出高徒”、“强将无弱兵”,郭顺在聘商行三年艺满,为时虽短,已得了李老的秘传,还积累了不少经商的经验。 1904年,郭顺正式在永安果栏开始工作,协助业务,充当副手。但其为人,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尤其谦逊待人,赢得顾客和同事的好感,且对工作负责而勤谨,毫不作伪。 郭乐冷眼旁观,考验再三,认为满意,逐步讲业务移交其指挥,而本人退居幕后。其实他另有他图,准备后退回国的张本。 其故安在? 因澳洲联邦政府于1901年正式成立,并颁布第一条的法例,就是《限制移民法例》,凡是有色人种入境,受到严格的管制,已在澳洲的华人,暂可获得三年至五年的临时签证,到期再申请,批准与否,全无确定的文明。 换言之,在这条例之下,凡是中国人绝对无法享有澳洲公民的资格或归化的权益。 因此,当时侨商都步步为营,适可而止。郭氏昆仲是先知先觉,深知澳洲是“长安地,不易居”,应早作后退之所。1907年,郭泉先返香港筹办永安公司。 两年后,郭乐见香港的事业以奠立稳固根基,决心将全部资金、人力转移,由澳洲撤退。这种“壮士断腕”的果敢,确有超人的睿智。 至于在雪梨的永安果栏,委交郭顺全权处理。这是郭顺接受第一次的挑战。时年他仅24岁。 如何维持雪梨的永安果栏的光荣业绩于不败?有似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确是一个很费思量的课题。 出任中华商会会长 广结人缘 昔人有云:“创业难,守业亦不易。” 创业,有如战争一样,攻城陷阵,凭着一股干劲,锐不可当,勇往直前。 守业,却不是如此简单,先要有统筹全局的才智,确保已得的成果,加以利用和光大,然后,可以延续永保。 是以善于守业的人,必须兼备“攻”的干劲和“守”的才智,始能运筹自如,开拓新境。 郭顺受了兄长的嘱咐,留守澳洲的事业,其责任至为繁重。因为,当时政府的法令日渐严厉,对于香蕉业的发展频加限制,瞻首前途,殊不乐观,好像一朵盛开的蔷薇,姹紫嫣红,鲜艳绚丽,但已渐渐呈现凋零的状态,时日无多。 郭顺明乎目下环境,不进则退,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挣扎突破,另辟新途。于是,郭顺采用了以下的新策略: [B]一、薄利多销,优待顾客[/B] 永安果栏是批发赏,一方面,代表农场种家,带他们推销产品,以抽回佣金为主要收;另一方面,酌量订定市价,卖给门沽的顾客,如此一出一入,均有好处。当然,拥有大量顾客的批发商生意滔滔,财源滚滚。郭顺利用永安的原有关系,加以发扬。 凡是顾客都有优厚的折扣,换言之,减少自己本身的收益,而给予他们多一些额外的赚利,薄己而利人。 凡是同乡或诚实顾客,也放宽或延长收帐期限,间接地给他们经济上的周转便利,因此旧雨新知纷纷而来。 [B]二、投资别业,改途易辙[/B] 郭顺以前学艺出身的聘记商行因东主年老,经营不善,业务有如江河日下,日趋没落。郭顺觉得皮革贸易极有前途,而且澳洲政府对于出口极为鼓吹,甚至有优待纳税的特权,自己对于该业务早有经验,且目前永安果栏财力充裕。他决意大量注资,挽回颓势,一则回报老东主的昔日恩情,二则为本身业务多辟一新阵线,可攻可守,利人利己,公私兼顾。 郭顺的新策略很成功,深得亲友故旧的赞许,建立更进一步的深厚感情,在众望所归之下,遂被推举为雪梨中华商会会长,领袖群龙,而连选连任,共达十余年,声誉之隆,固足夸耀与骄傲,然而亦有他的才智和品德因素,并非偶然侥幸所致。 因此,永安果栏的业务,在四面压力交迫之中,却能一枝独秀,有如秋菊,当万花纷谢的时候,仍能凌霜不凋,傲骨生姿,神韵清秀,繁英似锦,堪称奇迹。 郭顺留守澳洲,直到1920年才决心放弃,黯然离去。其主因,是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已开幕,正需一位年青有为而稳重的人主持这新兴局面。 初期,永安在上海创立,系由其四兄郭葵主持,倚望正殷,但不幸积劳病逝,未竟全功。后来,由郭乐亲自挂帅,完成其遗下任务。郭顺在兄长的召唤之下,赶返协助,接受第二次的新挑战。 另一个原因,使郭顺灰心失意而离开澳洲,就是中澳轮船公司的停业。 中澳轮船公司AUSTRALIA-CHINA MAIL STEAMSHIP LINE成立,是澳洲华人历史最光辉的一页。 1917年,澳洲雪梨侨领余荣、刘汝兴、叶炳南、郭标、刘光福等发起建立一间华资轮船公司,以便利澳洲和香港的客货航运,最初集合股本计有1。8万镑。郭顺闻讯极表赞同,立即投资3000镑,以为先导。当时的3000镑,确是一个很可观的树目,由此可见其爱国的热情。 随后,澳洲各地华人纷纷响应,结果,全部股本集腋成裘,共达10.8万镑。 该公司开办时,购有两艘轮船:(一)S。S GABO,“加宝”,载重2060吨,(二)S。S VICTORIA,“维多利亚”,载重3000吨,于1917年12月27日正式开业。航线系由墨尔本启行,中途经雪梨而至香港。 初期进行,甚为顺遂。可惜,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澳洲动员参加,日见积极,中澳公司的轮船,竟被征作军事运输之用,因此,营业无形中停顿了。 1919年冬战事结束后,该公司才恢复原有航运业务,还多租用一艘轮船“华平”号HWAH PING加强阵容,与外商轮船公司争一日之短长。郭顺被选为中澳轮船公司的理事,出钱出力,悉心支持。 英、日轮船公司财雄势大,且沆瀣一气,用种种降价手段争取生意。中澳轮船公司基础不固,资源单薄,又没有祖国政府的外交支持,终于1924年结束。澳洲华人合资的航运计划,昙花一现,消失于无影无踪。 郭顺身历其中过程,领会到海外创业毫无保障,只空劳力绌而已,于是,落实了返国的意念,到上海和各兄长会合,另辟他事业的新里程。 [center][B]兴办实业 主持永纺纱织[/B][/center] 昔日中国工业向以人力是赖,谈到机械制造,全属雏形,无法和欧美的厂商竞争。 例如,在上海,外资工厂林立,利用中国资源,低价劳工,大量生产,然后将产品倾销于中国市场,由此大获厚利。 是以,有识之士莫不大声疾呼,“振兴实业,挽回外兴溢的利权”,是当务之急。 郭顺对于实业展拓,极具强烈热心和信心,加上永安的强大财力背景,是以实践理想,较易为力。 巧合的是有位广东同乡骆乾伯适从欧美归来,对于纺织素有心得和经验,正想在上海一展抱负。他福至心灵,选中了郭氏昆仲。“识英雄者,重英雄”,于是,他们合作起来。 由于郭顺对办工业有浓厚的兴趣,遂由他主理。 筹办工业并非纸上谈兵,首先要有充足的资源,始济于事。他们原定资本额为300万银元,主要用于购地建厂、添置机器、训练人才和收购原料等。 后来发现估计似未充足,于是公开招股。郭顺本人立即返澳洲,向亲友故旧广事宣传。 在海外的中国人对祖国总是有百折不回的爱护,对于向祖国的投资总是有良好的冀望。何况,永安百货公司的业绩已有超卓的表现,信心坚定,不在话下。结果,认股踊跃,由300万增至500万。 最后,于1921年4月额满截股,共达600万银元,比之最初定额超出一倍,高涨的热情令人振奋。 郭顺怀着满足愉快的心情,向欧洲的乡亲父老告别,重返上海,积极部署永安纺织厂的开业。 第一厂,建在杨树浦,于1922年投入生产。杨树浦在上海近郊,但水路可达吴淞海口,陆路可通市区,交通往来,舟车称便。永安纱厂以此为发源地,经之营之,逐步扩展,后来的第五厂和印染厂都建在该地,将生产运作一气贯通。 永安纱厂虽属新兴,比之欧美似乎逊色。但郭顺抱着再接再厉的精神,精益求精的锐志,于三年之后,使该厂以臻国际一流水准,其主要产品有“金城牌”42支的双股纱线,堪称上乘,因而拥有广大市场销路,获利甚丰。 1925年,在吴淞镇,有华商经营的大中华纱厂,因内部股东意见不合,有意解散。郭顺闻讯,立出高价收购,并入永安旗下,改名为“永安纺织公司第二厂”,其扩展范围,由进了一步。 从此,永安纺织业务节节上升,日趋蓬勃,于1928年再收购了鸿裕纱厂。这厂在市区的麦根路,近苏州河畔,改为第三厂,专门以织布为生产主力。 永安纱厂起初之际,郭氏兄弟感到经验缺乏,人才不够,于是派弟子出国学习纺织工程、印染等专科,以备致用,其中已郭棣活最有心得,卒业返国,担任总工程师,以其英年迈进的气魄,学专识广的才智,更为永纱前途放出异彩。 郭活棣,系郭葵的长子,有精密的头脑,有灵活的手腕,一直致力于永纱。1949年,大陆易手,仍留上海,有“民族资本家”之称,后被委任为广东省的副省长。 由于人才鼎盛,戮力合作,所以永纱业务成绩逐年大幅增进。1932年,在吴淞的第二厂已不敷应用,只有在该地旁边另建一座新型大厂,以补其不足。用新设计、新机械、新管理,独树一帜。这就是永纱的第四新厂,比之往昔,更胜多筹;比之欧美同业,旗鼓相当,不遑多让。 1935年,在杨树浦附近,适有纬通纱厂出让,就地利的优势,正符合永纱的需求。郭顺当机立断,立即将之加以合并,积极改组扩拓,成为第五厂。 在这13年光景,永安纺织厂以有长足的进展,成为融纺、织、染、印于一身的全能工厂,也是中国私有经营的最大规模企业。其股份价格超出原价以十数倍计,居热门股票的首席,实至名归,并非徒托空言、投机取巧而幸致。 上海永安纺织公司的组织,以郭乐为总监督(总经理)、郭顺为经理、梁创为副经理、郭棣活为初总工程师,后期成为整个事业的接班人。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日本势力南侵,咄咄迫人,郭乐却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警觉,在不动声色中,又为永安集团筹备后路,藉着参加“美国金门博览会”为题,先到旧金山建立基地,派郭顺留在上海,独当一面,应付另一艰险的新挑战。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日军进占租界,上海成为沦陷区,也成为孤岛,和外洋断绝,一切机械和物资,都靠自力更生。永安纱厂的前途面临严重的考验。 日本自发动战争后,其国力已有过度的消耗,渐赶匮乏,对于占领地域,莫不尽量搜索物资,以资挹注。 他们在上海设立了“全国商业统制委员”,对于纱布、食米、面粉等都伸出魔手,大有罗掘殆尽之势。 郭顺代表永安纱厂和永安百货,是必须争取,加以利用的最佳对象,因此,被委派为商统会的理事。在暴力逼迫下,这种指派是不能逃避的,如果过于积极,就会有“为虎作伥”之嫌,愧对祖国民族;如果诿言推托,就会立即惹上杀生之祸,家破人亡。 在这八年沦陷的岁月里,郭顺一本其坚忍不拔的信念,加以灵敏的智慧,圆融的外交手段,却应付裕如,不屈不挠,不卑不亢,非但令原有事业保存完整,且使业绩蒸蒸日上,彰彰昭著。 还有,最使人惊讶万分而莫名其玄妙者,就是在抗战胜利复员后,全国厉行肃奸运动,所有和日人有关的分子,一律受刑处判,鲜有漏网和赦免。而郭顺位列伪职,却无丝毫影响,因为当时美国军部用专机将他由上海送至香港,后来转到美国定居。 宣布原由,郭顺曾经在沦陷区献身地下工作,曾协助盟军筹划反攻任务,这种“身在魏营,心存汉室”的忠贞,并非一介商人的身份所能做做到的;也非一般人的智慧可能胜任愉快,而达成使命的。 当然,其起伏的全部历程和艰难的挣扎,殊非一言两语所能详尽的。 1949年,大陆易手,郭顺仍在香港。那时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由郭琳爽(郭泉的长子)留守,而永安纱厂方面由郭棣活以副经理职衔接班主管,照常营业。 但在易手前,永安为了改良生产,在欧美订了一批最新式的纺织机器,已在运返途中。 当时,在香港的永安公司当局一致主张将来货截留,准备就地设厂,另创局面。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计划,而正合时机,定获厚利。 但是,郭顺却独排众议,并说:“当年,我们在上海创立永纱,其目的是振兴实业,抢回外溢利权。既然在祖国留播下了种子,就让它继续生长强壮,不要削弱它的力量和生机。” “身为中国人,理应为祖国尽最后一份力,我们在商言商,不谈政治。” 由于郭顺的一番话,原批定货就运回上海。 这批定货,内有瑞士特莱的海轮发电机一组、1000锭纺纱机全套、美国棉纱6000包,共值250万美元之巨。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郭顺的决策,大概鉴于当日处境,另有其内幕原因。 [center][B]一段恩情 永铭五中[/B][/center] 永安郭家辈,我都认识,常亲聆他们的教诲,但以郭顺六叔最为接近,“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令我由衷地产生亲切感。我的父亲李敏周和六叔,在澳洲的时候,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年六叔为永安纱厂招募股本,北上昆士兰,和父亲磋商如何进行大计,希冀到良好的效果。 父亲开口承担了五万元,作为私人投资,以示倡导,并公开宴请亲友、同乡、故旧,广为六叔介绍和宣传。 结果,个人反应热烈,踊跃参加,成绩至为美满。为此,父亲与六叔感情更为密切。 后来,父亲回国,在上海创立新新百货公司,虽和永安分庭抗礼,六叔却欣然担任董事,鼎力支持,直到1949年为止,胸襟坦荡,饶有古风。 1935年,父亲去世,我只有15岁,为了充实自己,准备将来承继遗志,在课余之下,常到新新公司各部向亲友请益,学习做生意的秘诀,以广见闻,增益经验。但是,他们总是多方推托,敷衍了事,给我一些皮毛的答案,或那种不着边际的理论,令我索然无趣,知难而退。 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我想起六叔,专诚拜谒,请他指点迷津。 当日见面,他向我说了一番话。事过境迁,历半世纪,但金玉良言,清晰明朗,至今由言在耳。 他脸上浮起一抹笑容,缓缓地说:“你涉世未深,当然不了解人心的自私。在商场里,每个人都藏有自己的秘密,拥有自己的秘诀,秘而不宣,才能自保;教会了徒弟,那就没有师傅了。” “学习经验,全凭自己的观察,多研究,多比较,多留心,多实践,日积月累,便会了悟,融会而贯通。” “对人,要谦虚礼让。这是对的,但是,要谨守自己的立场和人格。过于谦让,便没有真诚;过于礼让,就变成虚伪了。你知道吗?” “如果,你真有决心的话,想锻炼自己,就到永纱来吧!我会替你安排的。在新新公司,你有特殊地位和背景,人人都对你有所顾忌,有所猜疑,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六叔的主见很正确,很高明。从此,我每年暑假、寒假和星期假日都到永纱各厂实习,前后有两年之久,即我在圣约翰大学肄业的第三和第四年。 两年学习的收益太丰富了,我了解了物资的采购、成本的统计、货仓的管理、人事的结构、行政的支配、业务的宣传、生产的运作。我深切明白了“坐言起行”的要义。 课堂的书本只给我知识,但工厂的实践却给我宝贵的经验。学以致用,诚非虚语! 1940年,我刚满21岁,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正式入新新公司,接掌先父亲手创立的事业。六叔却在暗中又助我一臂之力。 他给上海的汇丰银行和麦加利银行签了一份保证书,以他私人资格,同意我可以动用50万元的信用借款。照当时币制,确是一个很庞大的数目。如此坚信,如此厚爱,确非我感求的奢望。他却慷慨地、无条件地惠赐给我! 六叔的用心,至为明显,纯系壮大我声势,予我以实质的支持。后来,我发挥这项借款的法力,克服了公司内部多次的危机,出奇制胜,如有神助。 当然,助我的不是神,而是人,是六叔!长者的恩惠,天高地厚,好瀚茫茫;长者的隆情,绵绵无尽,永铭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