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汉谋将军暗示玄机离沪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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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4月29日 来源：
中山政协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失去东北全部，中国人民解放军乘胜入关，直迫天津；在中原的战场，又揭开了规模空前未有的“徐蚌会战”的序幕。这是国共争霸的一场决战。
余汉谋将军应召到南京，出席军事会议，回程中路过上海，我特别在新都饭店设宴招待，聊尽地主之谊。他是我的广东同乡，又属近亲，所以，彼此之间无话不谈。我诚恳地请教他对于“徐蚌会战”的观感如何。他苦笑一下，摇头不作答复。我很明了他的立场,说出来颇有泄露军事机密的罪责；一句话也不说，又似乎愧对多年的亲谊和交情。但是，他很会用外交辞令，对我只谈广东的状况、故乡的风物。谈了一会，他轻飘飘地劝说：“你和你的家人多年没有回乡，为什么不回去一段日子度假，换换环境呢？这是不会错的。‘富贵而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古人的名言，你想不起吗？”他说完，哈哈笑了几声，又向我敬酒，谈些其他琐事，就借故告辞。
我闻弦歌而知雅意，当然知道他的弦外之音，暗示我回广东避一段时日，亦是“三十六着，走为上着”的意思。
我的家族，在上海有两代的经营，根深蒂固，不是轻易放弃的，虽然余将军的话很坦白而确实，以我当时的心情，只将他的话作为参考而已，但是时局变化得很快，不到半个月，已有剧烈的恶劣趋向，引起我的警惕，遂重新将他的话再三审虑了。
回忆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日本侵华战争，在上海展开序幕，直至1945年8月15日投降为止，整整八年。
这漫漫的长夜、消沉的岁月，确实令人太疲倦了。可是，胜利来得太快，战争结束得太戏剧化，带来许多后遗症。
第一个大错误，是由中央银行宣布，硬性规定，将沦陷区的中储票每200元折作法币1元，如何比值？按照何种资料计算？无从稽考。当然，损失的是人民，而沦陷区的人民，更是无辜的。
第二个大错误，是大小上下官员的劫收行为，不但丑态百出，而且使国家的信守、法律的威严荡然丧失，胜利复员复兴的希望，只是昙花一现，消散于无形。
随后，国共政治协商会议失败。1947年7月，全面内战序幕展开。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成为泡影。
军事方面，东北战场，国民党军处处失利，只留沈阳、长春和锦州三个孤点；华东战场，中共的新四军挺进苏北，下鲁南，攻胶东，控制了津浦线。
政治方面，凡知识分子、广大农民掀起反对政府的运动，达到高潮——“反饥饿”，“反压迫”，“反奴役”，彼起此落，无日无之。
我是一个商人，在商言商，不谈军事和政治，但是，在大洪流冲击之下，能够洁身而退吗？
因为，前方战讯，越来越坏，越迫越近，上海市面，渐呈不安，物价日高夜涨，法币一跌再跌。
政府对于财政的改善毫无对策，陷于通货膨胀的深渊，无以自拔。面值25万元的关金大钞居然在市面出现。物价上涨的幅度，势如脱缰之马，无法控制。
我们站在商人的立场，如何应付？
以新新公司的庞大商场，又何以自保？唯一良策，将商业范围缩小，保留一部份物资，期待政府的改革方案。
1948年8月18日，政府又宣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规定金圆券1元兑法币300万元，金圆券4元兑美金1元，如此兑换比率，令人震惊；同时规定，于8月24日起，法币停止发行，民间持有的法币、外币和金银，一律在限期之内兑换回金圆券，禁止私人藏有，雷厉风行。据说，政府收兑得来金银美钞有1.7亿万美金之巨，而政府也规定，只发出金圆券2亿元为限。
曾几何时，金圆券的信用，崩溃了，一泻千里，人民顿时恐慌，重物质，轻纸币，卷起抢购之风，公司里的日用物品，一扫而空，如何营业下去？确是大问题。
由此，劳资纠纷日增，工潮起伏，因为，他们所得的月薪，不足敷用，追不上日夜飞涨的物价。职员处境固足同情，但是公司的货物，日渐减少，营业的进益，也比对低落。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长此下去，唯有关门大吉。
这不独是新新公司的问题，而是大上海整个工商业的严重大问题，劳资双方都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亲友和部属都来探询应变的方策。
因为，国民政府的金圆券改革失败，通货膨胀，金融混乱，经济方面已走到病入膏肓的绝境了。
而军事情势，国民党军更是一败涂地，寄予厚望的“徐蚌会战”也无回天之力，挽回颓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指日可待。所以，上海人心惶惶，都作种种准备。
新新公司内部分两种意见，有的人主张我留下，静观其变；有的人主张我撤退，另作打算，两方都有理由。在此进退两难、去留取舍之间，实难立定决策。
以我个人而论，父亲留下的基业，都在上海，一经退出，永难回头。
倘若，“守株待兔”，冀保平安，但是，时势转移，幻变多端，未可逆料，毫无把握。
“去”与“留”，是两个很简单的问题，可是，对“去”与“留”的选择，却非轻易。
上海虽非我出生的故乡，而是我长成立业之地，有许多“事”值得怀念，有许多“人”值得留恋，谁愿意甘心，放弃一切，漠然无动于衷？
白天里，我食不下，坐不安，脑海里，好像浪潮般翻腾激荡，无法宁静。
深夜中，我恶梦频频，冷汗涔涔，心内充满了复杂与无奈的叹息。
曾经沦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当你面临这永远终结的边缘，你自会感到彷徨，甚至怀疑，财富太多了，会令你增加烦恼；权位太高了，会令你诸多顾虑。
我特地跑到杭州的别墅，静养三天，借此清幽雅静的山川秀色，一洗尘襟；红莲绿柳的明媚风光，还我清明。
不错，清澈的湖水，依然静静地流着，安祥而和平。环列的山峰，孕育如诗如画的境域，确实惹人悠然神往。偶然传来一阵清脆的鸟声，何止令人身心舒泰，简直是身处世外桃源。
可是，解决不了，我的烦恼，“去”与“留”的取舍。
无可奈何，只好回到家中，请示母亲，听听她的意见，因为，整个事业是父亲传下来的，她是最深切的关系者，也是最有权威的决策人。
母亲听了我的陈述，淡淡一笑，道：“勘破生死，忘怀得失，是不容易做到的，尤其你是当事人，受了物欲所蔽，自然理智不清，难下决定。”
我感到有些尴尬，只有恭谨地，说：“母亲，照你个人见地，应该如何选择？”
她老人家毫不考虑地，答：“迁地为良。”就是四个字，一句话。
母亲回答得如此爽快，如此简单，颇令我有点惊奇，甚至有点不敢相信，愕然一怔。
于是，我慎重地，慢吞吞地，再问：“你的意思是离开上海，放弃了我们两代经营的事业？”
“不错！”母亲斩钉截铁地，吐出她的心声，而且将这“不错”说得很坚决，很响亮，充分显示她的决定，并非出之偶然，而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
前些时日，我诚惶诚恐，为了下不了“去”与“留”的决定，内心感到烦恼。
现在，母亲代我选择了“去”的方向，我又不禁更迷惑了起来，更彷徨，更烦恼，不知所措。
我只好怯生生地，呆望着母亲那轮廓坚毅而慈祥、和蔼的面孔——发怔，欲语无言。
“知子莫如母。”母亲怜惜地，摇一摇头，勉强展开了一丝笑容，柔声说：“你有点不舍得，抛弃这样庞大的事业，是吗？”我向她点一点头，随手将台上的冷茶，张大嘴饮干了，长长地吁了一口大气，竭力使自己的心神平静下来。
母亲继续说：“我日夜在佛的面前，诚心祷告，就是希望你能够得到‘平安’和‘乐业’。如果，你认为留在上海，可以一如往日，安享成果，那就留下来不走！相反地，你认为没有绝对的把握，那就不宜冒险，应该预作退步！至于财富，当然有点舍不得，但是，‘留得青山在，哪怕无柴烧？’你明白吗？”
母亲的话，有如暮鼓，如晨钟，令我憬然醒悟，落实了“去”的定见。
何以，母亲的话，会有如此影响力量？
因为，我举棋不定，下不了决心的原因，就是看不透财富、权位的羁縻，而忽略了人生最重要的“自由前途”。
如果，没有个人的自己前途，哪里会有个人的财富和权位？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很显浅的道理，能够透彻了解的人不多。
父亲留下的财产，十分之七是新新公司的股权，十分之三是房屋。股权是不能抛让的，因为失了股权，我们在新新公司不能享有应得的利益。有用的时刻，股权是一张皇牌；不合时宜的时候，股权等于一堆废纸。
那时，市面混乱，地产狂泻，如果，将房屋出卖，只得原值四分之一，得不偿失，还是，一动不如一静。上一代的人都有个传统观念，变卖祖传家产，是不肖和不孝子孙所为。
为了准备家人的撤退，我只好将我以个人能力赚来的资产（包括股票投资和饰物）全部变卖了，折成港币，托上海麦加利银行汇存香港。
1948年12月，我遵照母亲的指示，带领全家人回到广东，暂在故乡中山石岐居住。祖家极为宽敞，合乎所需，且有旧家人等照料，无后顾之忧。
我只身再回到上海留守，作最后的挣扎，聊尽我最后的责任。
一直到1949年5月23日上海解放的前三天我才离开了上海，仿似做了一场春梦。 “春梦，了无痕，醒来无觅处”，反映人生的飘泊与无常。
母亲的后半生，就以拜佛念经，安度余年，享寿92岁，1983年1月7日终于香港。
慈恩浩荡，永垂弗替！
母亲为人，精明谨慎，智慧聪敏，很有判断能力。她曾为我家族，作出两次的重大决定，足以影响我们整体的安危前途。
一、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芦沟桥事变”入侵华北，国民政府认为和平绝望，决心抗战到底，劝导工商各界将厂企搬入重庆，建设大后方。
上海市长吴铁城先生亲向新新公司当局致意，希望我们响应号召，并愿意作出最大的，最有效的协助。母亲极力主张一动不如一静，保存实力于上海，以不变应万变。
她的明智决定和判断，求证于后来事实，完全正确。因为，八年抗战，我的家族留在上海，共同艰苦挣扎，虽然惊险丛生，但是建立了我们的事业地位，光大了先人的宏愿。
二、相反地， 1948年，大陆尚未解放之前，母亲却毅然主张先“迁地为良”。我家是第一批离开上海的，邀天之幸，趋吉避凶，未受任何迫害，安抵香港，再到澳洲定居。澳洲已成为我家第二故乡，以至今日。
往事如烟，虽隔多年，印象犹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