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序幕揭开了，随着国民党军事形势恶化，经济问题的严重性达到极点。法币已失去流通效能，25万元票面的“关金”大钞开始问世，在上海城市的大宗买卖（例如地产），都用黄金或美钞计算，农村里的交易则用粮食或银元计价，恢复“物物交换”的古老方法。物价的波动，币制的混乱，令人民无所适从。

新新公司每天有成千上万顾客，每天收入都有亿兆元之多，处理起来，确是大问题，因为纸币贬值，早、午、晚的市价不同，但币值只有泻跌，永远没有上涨。今天卖出10亿元价值的货品，明天只能买回价值5亿元同样或相等的东西。但是我们内部定了一个补救的方法，如果货不能补充进来，就把当天的收入购入黄金和外币，以便保值，这是无办法之中的变通办法，等待机会再谋发展。

真想不到在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经济紧急处分方案》，我们的最后机会也彻底失去了，连最后的希望也完全破灭了。新新公司一家的遭遇如此，它也可以反映出上海工商的劫运。

所谓《经济紧急处分方案》，就是为了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将等于废纸的法币收回来，不再流通。根据统计，此时的法币价值600万元等于抗战前的1元，现以300万元折合1元的“金圆券”。国民政府为了稳定这新发行的金圆券，使用硬性管制，规定：

由8月19日起，无论任何人均不得储藏黄金、白银、银元和外币，持有者必须于9月30前向政府银行兑换金圆券。逾期任何人都不得持有，私藏不报者严办。

所有物价必须维持8月19日的市价，不准上涨，这亦即官方所谓“八一九防线”。

8月23日，蒋经国以督导专员身份到上海执行任务，对全市的货栈、库房进行搜查，登记所存的货品，限令照价出售，不准囤积。违抗者，吊销商店执照，负责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

新新公司的目标太大，所有货仓都被彻底检查。但我们的帐目很清楚，一出一入都有单据作凭证，总算通过检查，并没有囤积居奇的嫌疑，我也松了一大口气。至于历年来，新新公司内库积存的美金共80万元，黄金和银元照市值100万美元，悉数送到中央银行兑换新发行的金圆券。这是经董事会同意的，表示拥护中央政府颁行的改革方案，我更觉得心安理得。

从8月23日到10月2日，整个上海在蒋经国严厉镇压之下，物价居然暂时得以稳定下来。蒋的口号：“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他把违法官员戚再玉、囤积居奇的商人王春哲判处死刑。工商界主脑人被逮捕入狱的有64名之多，其中包括申新纱厂荣鸿元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

新新公司的生意，表面上似乎很稳定，货物出售了，收到的是金圆券，但有个苦恼的隐忧，货物出售后，补不进来，因为许多厂商由于没有原料，无法继续生产，以致停工待料。根据经济原则，货物总是流向价高的地方，如果无利可图，又何必辛辛苦苦地运来上海，而费时费事？

那时外地物价日涨夜大，上海的物价却被压抑在“八一九防线”上，不准波动，正像把洪水蓄满的水塘不放，满溢就会泛滥，不可收拾。上海的工商各业无形中停顿在冬眠状态。

当局只知管制物价，完全忽略对游资的疏导，对物资的调节和鼓励生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全盘计划。

最自相矛盾的是财政部，10月初主张发行金圆券，后又突然宣布“烟酒加税”法案，“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既一面严格限价，又一面领先加税，自毁诺言，失信于人民。烟酒加税引发了“星火燎原”之势，从此掀起一股抢购风暴，最初是抢购白米和燃料，后来波及的货品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经济迅速崩溃。

新新公司每天早上一开门，人们就拥进店内，所有欧美呢绒、电器用品等都被一扫而光，然后等而下之，不论什么货品都成为抢购对象，连一些冷门货品，如花边、文具和五金工具之类，都在抢购之列。我到商场巡视，不禁惊心动魄，眼见人头涌涌，狂抢货物，尽快把手上的金圆券抛光，重蹈以前老法币的覆辙，可见《经济紧急处分方案》不但未能阻止物价上涨，反而掀起抢购物资的风暴，酿成黑市猖獗的恶果。上海市长吴国桢到南京向蒋介石辞职。凡是有政治常识的人，都可以想像到其中内幕不简单。11月6日，蒋经国悄然离沪，这70天的经济管制宣告彻底失败。

金圆券昙花一现，暴露了国民政府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因为民心已不止是怨艾，而是愤恨，渴望改善，其大势去矣！

就新新公司的情况来看，我已知道它将近油尽灯枯的地步，因为货物已被抢购去了一大半，而库存的基金（即黄金与外币）都变成金圆券的废纸，加以工潮不停，时局又恶化，不知何从！心里疑虑万分。

恐怖政策、极权主义的手腕（TOTALITAEIAN MEASURE）可能发挥效力，但是有条件的：必须有绝对严密的纪律，有共同信奉的理论基础，没有温情主义的包袱，没有破坏组织意志的枷锁。经国带到上海的班底，只算得上是一群“业余的权力主义者”（AMATEUR AUTHOEITARIAN）。单靠一时的宗教狂热和个人崇拜的阿Q精神，凑凑热闹则有余，成大功，立大业则戛戛乎难矣！何况国民党内部新的上层组织，根本是托庇古代封建皇朝的余荫，加上现代法西斯主义的一件混合体。它太腐朽了，以这样的组织来对付组织，失败乃理所当然的事。

成败不足以论英雄，我们从史学的角度看，着重因果，寻找它对未来的意义。关于当时上海的环境，本文已有详细论述，经国肯定成功的或然率，少到等于零。他之临危授命，一方面事非得已，学诸葛鞠躬尽瘁，来个忠孝两全；一方面年少气盛，有点不信邪，妄想西方出太阳。可是，他的殉道精神，他的良知，他的抱负，在国民党那个大染缸里，能出污泥而不染，使命虽未达成，他的英雄气概，还是可敬的。

上海的经济改革，经国以必胜的信心始，落荒而走终，多年积下的政治资本，经过这场豪赌，全部付之东流。

继经济惨败之后，国民党军事情势，更是糟到不可收拾。

从9月12日开始的辽沈战役，到11月2日结束，那个蒋先生认为必争的东北，至此尽为中共襄括，国民党军精锐，丧失了47万兵马。东北失陷，林彪的四野雄师，沿着多尔袞的老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乘胜入关，直迫平津。中原战场，陈毅的主力，配合刘伯承、陈庚的纵队，与国民党军黄伯韬、黄维、李瀰兵团交锋，揭开了空前巨大的徐蚌会战。蒋先生对此役，抱着极大的希望。他的如意算盘：这是和中共逐鹿中原的一次决战，如能聚敌而歼，军事上的颓势，即能迅速改观。谁知道，进行了62天的现代淝水之战，国民党军丧兵折将，并没有能使蒋先生做历史上的符坚。徐州一失，京畿震撼，南京覆亡的命运，已经不日可至。

华北战场，同样是一败涂地。1949年1月14日，天津易手，陈捷指挥下的13万大军，受歼的受歼，成擒的成擒，而无一幸免。剩下北平(今北京)傅作义的30万兵力，外援割绝，后退无路，乃只有和平乞降之一途。

于是兵不血刃，故都北平，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占据。

人是环境的产物，“革命”的定义，是要有翻天覆地，破旧立新的作为。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革命的果实来。可惜，经国嘴里的革命，对象仅限于上海少数的几个巨商，一遇到豪门、家族集团，就只有裹足，成为父亲的政治祭品。征服不了环境，必然为环境所征服。

曹聚仁写道：“经国放下经济特派员职位的前一星期，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至于狂哭狂笑……”可见他动了真情感。

“曲终人散日西斜，殿角凄凉月一家。”也许，这是他当时心理的最佳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