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后的上海，出现两种人：一种是从天上飞回来的；一种是从地下窜出来的。从重庆派到上海的接收大员都是乘飞机到达，由天上降临，君临天下。在沦陷时，不少潜伏的爱国份子，担任地下工作，现在胜利了，不再掩盖原来身份，自以为劳苦功高，趾高气扬。

8月中，上海人们沉醉在胜利狂欢的气氛里，盛况空前，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新新公司也不甘落后，把全座七层大厦油漆成淡黄色，焕然一新，恢复八年前的鲜明光辉。但是，好景不常，生活压力却一天比一天加重。这是因为胜利后，内地的法币大量回流，法币价值直线上升，冲击整个市面，法币和中储票同时流通，市面上兑换率不同，尽量压低中储票兑换比值，造成极大的混乱。

9月29日，中央银行总裁陈行到达上海，整顿金融，使出“杀手锏”，规定中储票200元兑换法币1元。上海工商界都认为不公道，却没有人敢出面力争。谁敢开口，就会被戴上“汉奸”的帽子。

最初，中央银行的外汇牌价是法币20元兑美金1元，但是半年之后，涨至法币2002元兑美金1元，还不到一年，更涨到法币100万元以上兑美金1元，走势有如脱缰之马，无法控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马克，同一命运。法币不断贬值，物价随之暴涨，使普通老百惶惶不可终日，对政府的信心也冷了下来。

沦陷八年的上海，生活虽然艰苦，新新公司却从来没有工潮，但是胜利后，从1946年初开始，差不多每两个月就发生一次罢工。我虽然是资本家，却同情职工的处境，所以初时每次劳资谈判，对职工的要求多是接受，换言之，每两个月把他们的薪金调整一次。“若要马儿好，先给马儿吃饱草。”这是经济学的原则。物价天天涨，公司营业额也水涨船高，收入增加，加些工钱给职工们也是应该的。我大概受父亲基督教教义的熏陶——“大家分享”，“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每次劳资谈判，我从不亲自主持，全部由人事部出面，我只给他们一个原则（即guideline），作讨价还价的余地，有时双方陷于僵局，才出面打个圆场，所以劳资双方都相安无事。但后来，劳资纠纷却愈闹愈激烈，应付起来，渐感吃力，实非原意所料及。原来，有位叫“韩武城”的新新商场售货员，平日奉公守法，沉默寡言，谁也想不到，他是暗中领导工运的不寻常的人。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韩正式露面，原来是上海总工会负责人之一。我外婆高氏有位远亲杜汉碧，是位孤女，母亲可怜她的身世，收养在我家中，也在新新公司当售货员，被韩武城用手段吸收运用，成为“爱人”（解放后，他们才公开了夫妻关系）。当时，我们被蒙在鼓里，把她看作亲人，穿堂入室，毫无隐秘，那知我家一举一动，都在她监察视线之内。韩武城暗中指挥工运，逐次升级，抱着以打倒大资本家为目标的心态，选中若陶四兄作为斗争的对象，因为他是我家族的长辈，位居新新公司总经理高职。解放后，韩武城成为英雄，在上海红极一时，但在文革造反时，被打入黑帮，落得悲惨的下场。世事反复，因果循环，凡事不可逆料。而杜汉碧也因此而自杀云。

当韩武城领导工运，要打倒若陶四兄之时，恰巧有位叫舒月翘的电梯司事员，因犯过失被开除，一肚子气，忿恨不平，天天在公司大门口“告地状”，写了一篇大字报，放在地上，向路人控诉，经我们报警，将他驱逐。本来这件小事就此了结，不料过了一会，舒月翘竟开记者大会，揭发四兄曾在日伪时期出任“全国商业统制会”的理事，是汉奸，用一个大题目“勾结敌人，危害本国人民”，大做文章。

“全国商业统制会”其实等于商会，包括各行各业。在百货公司方面，日伪选择了两家公司为代表，一家是永安公司，另一家是新新公司，所以，这两家公司的负责人被指派为理事，一经确定，不许违抗，凡有关百货业的事，只通知这两个人，再由他们通知其他同业，如此承上转下，谈不上“勾结敌人”，更谈不上“危害本国人民”。但是来势汹汹，而且有民盟的人讲话助威，火上加油，闹得满城风雨，不可收拾。更令人惊讶的是，新新职工会居然响应支持，众口一词，联合控诉，告到法院。

章乃器先生是民盟的主力人物，又是经济专家，曾任新新公司的董事，我与他素有往来。为了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特地去拜访他，向他请教，可否有挽回的余地。一见面，我未开口，他已率直声明：“这件事你管不了，我也管不了，另外有人在背后操纵，因为是组织决定的，九牛也拉不回来。”

我当时还不大明白他的话，但是，他已直率指出此事涉及政治，并非劳资纠纷那么简单。

我又特地飞往南京，晋谒国民党元老吴铁城前辈，请他出面。论私，我们有两代交情；论公，他曾任上海市市长，现在又位居国民党的要津，有一言九鼎的力量。他叹了一口气，说：“这件事不是一个人的面子可以平息的。我看，他们告到法院，只有循法律的途径去解决，较易为力，你也不必东奔西走去求人了，我都不敢开腔，谁还敢？”

他的话不错。我回到上海，聘请了三位大名鼎鼎的律师，为四兄辩护。第一位是章士钊，名满京华，人人皆知；第二位是陈霆锐，战前已是租界的工部局华人董事，从重庆回来，又是国大代表和参政议员，名噪一时；第三位是郭锐，上海最有名的法律专家，擅长辩论和法理研究。

结果一场官司打了三年，四兄终于获得自由，但已失去总经理职位，因他在狱中时已由副总经理萧宗俊晋升一级接任该职，而且时局日趋恶劣，工商界受通货膨胀影响，步入岌岌可危的困境，夕阳西落，黯然无光，大时代的剧变迫在眉睫，大家都关心的是将来，何必去争职位的高低？还是同心一志，以维持现状，共渡难关为上策。

兹述李泽四兄简历如下：

李泽，字若陶，是我二伯父德彰的次子，9岁便失去了严亲的慈爱，14岁便踏上人生的奋斗征途，因此，体历社会谋生的艰苦，饱尝世态炎凉的滋味，遂养成了一股坚忍的意志、刚毅的性格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泽兄继承我父亲的遗志，充分表现出他的长才。他夙兴夜寐，任劳任怨，固然获得新新上下同仁的拥戴，同时，也令社会各界人士有清新的认识。从此，公司内部日趋稳定，事业的发展又揭开崭新的一页。

追随我父亲到上海发展的亲友和同族兄弟，不下30余人，在危难关键时刻，能任重致远，独当一面的，仅泽兄一人而已。他1936年2月2日出任新新公司总经理，时年31岁。

新新公司历任总经理共有六位——李煜堂、刘锡基、我父亲、泽兄、萧宗俊和林干文，其中以泽兄的年龄最轻，不过，他是最杰出，最苦干，最有业绩的一位，连任10年之久。

新新公司的营业时间，由早上8时到晚上8时。泽兄上班总是在早上8时前到达，晚上8时之后回家，天天如此，风雨不改。

这种夙兴夜寐的奋斗心志，这种敬业苦干的精神，诚然获得上下同人的钦佩，引为楷模。

泽兄的国学造诣，渊博深厚，文笔流畅，尤其是字体，更为清秀，一如其人，唯一的遗憾，就是不懂英文，在上海的华洋社会，感到诸多不便。

当我进入圣约翰大学肄业的开始，遂成为他的助手。每逢星期六上午放学后，我总是顺道到他家里（愚园路庙弄），代他翻译英文书札，经常吃了晚饭才回家，利用吃晚饭的机会，讨论公司业务，或社会动态及各项问题。

由此接触，我们的感情，交流贯通，深切了解，较之其他同族兄长，亲爱密切，情真意切。

他于1951年在香港经营“建中行”失败之后，一直不得志，于1975年来澳洲定居，和子女一起生活，安享晚年的宁静福乐，直至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