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6日上午，蔡自我急忙来报告：“‘美国之音’播出新闻简报，美国向日本投下了一枚大炸弹，把整个广岛毁了。在12时正午英语新闻有详细报道，还是你亲自去听吧！你也知道我对英文是不懂的。”

他的话令我惊异，也令我怀疑，一个炸弹威力能够炸毁一座建筑物，已经很少见，怎会一下子竟把整个地方毁灭？真是破天荒的大新闻。果然，“美国之音”清清楚楚地传来：“今晨8时15分17秒，在日本广岛市，投下了一枚原子弹，成千上万的人被辐射热力烧成灰烬，整个广岛市变成一座熔炉。”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原子弹的名称，它竟会有如此巨大的威力。

当时日本人在上海出版两份日文报纸，《每日新闻》和《日日新闻》，主要供日本人阅读，凡是遇到特别事件，我总托人购买一份作为时事的参照，因为往往可以从反面推测获得正面的答案。

8月7日的《日日新闻》用特大号字体在头版刊登，“暴米在广岛投下猛烈性的地毡弹，死亡人数无算”（按：“米”字是指美国，暴米即是残暴的美国）。由此可见，日本本土已陷入挨打的地步，无力自保。

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这是极取巧的投机。此时出兵进攻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显示出斯大林的“聪明”，坐收渔人之利。

8月9日，美国空军在长崎又投下了第二枚原子弹，再次对日本施加压力。

上海的情况却显得异乎寻常的平静。新新公司一如往日，照常营业，但是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恐惧和不安，不知时局将会怎样变化。当时有个流行的顺口溜：“有事快快走过，无事归家静坐。街头站立观望，会遭无妄之祸。”这24个字正是一般人的心境写照。我下班后赶快回到寓所，晚饭后坐在书房里，开了小电灯看书。这是最安全，最舒适的消遣，因为这时灯火管制，更为严厉。9时左右，楼下守卫王焕长特地上来报告：“闻路上人们传说，日本人宣布投降，这话是从霞飞路俄国人那里听得到的。”

我半信半疑，立刻拨电话给彼得·史洛夫。彼得是白俄人，以前在《密勒士评论报》担任记者，太平洋战事发生后，转业在霞飞路开一间咖啡店，其实是为苏联做情报工作，那时苏日联盟，所以泰然无事，两面逢迎，异常活跃。我曾与他共事，而且他又是新都七楼法国餐厅的常客，所以很熟悉，而且也有默契。“喂！彼得，有什么消息？”我问。

“好消息，萝卜头（按：上海人叫日本人为‘萝卜头’，因为他们的身形又矮又胖，含有藐视之意），投降了。”

我惊喜地追问一句：“是真的吗？”

彼得毫无顾忌，大声说：“我从苏联大使馆听来，官方消息怎会假！你不信，马上到我小店来，饮杯香槟，我们正在开庆祝会呢！”

我当然绝对相信他的话，这不是开得玩笑的儿戏，弄错了的话会遭日本人的毒手，杀戮无赦。我步出寓所的阳台，在高处四方眺望，整个上海黑沉沉，静悄悄，只有南面方向（即法租界中心地段），光芒闪耀，宛似白昼，还隐隐约约传来劈啪的爆竹声，欢腾的人声，悠扬的音乐声，令我更加深信不疑了。随着我又从“美国之音”证实消息真实无误。

原来，日本吃了两枚原子弹，天皇裕仁为避免生灵涂炭，表示接受“波茨坦”的最后通牒，向英美无条件投降，托瑞士政府发出这个讯息。我通知若陶四兄这大喜讯，并约其他高级职员于明早7时在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安排新时局下的对策。那个晚上，我躺在床上，兴奋到无法入睡，整个脑海好像一盘乱丝，茫无头绪。多年来我从未失眠过，那天晚上却尝到迷蒙困倦而又不能入睡的滋味，整个人好像魂游太空，飘荡无依。

第二天起来，我喝了一杯浓咖啡就下楼去买报纸。这时候，日伪的报纸也遮不住丑了，无不刊出日本投降的消息，内容千篇一律，寥寥几句，仅作简略的报道。回到公司会议室，各人早已到齐，一片喧嚷欢快的谈笑声。这也难怪，八年来受到种种怨气，今日才得到倾吐的机会。若陶四兄只讲了几句话，要大家保持常态，约束下属，在得到上面命令之前，不许擅自行动，然后便匆匆散会。

上海全市简直乱成一片，因为所有日本人都集中到虹口，没有出来，路上连警察的影子也不见。我们不禁担心起来，在无人管理的真空时间，很可能会出大乱子。

到了第三天，在西藏路和南京路的交界，上海最热闹的地方，居然出现了中国军队，士兵们都穿着灰色制服，头戴别着“青天白日”徽章的军帽，全副武装，在十字路口站岗，警察也恢复指挥交通。人人都感到高兴，中国士兵怎么会来得如此神速？后来报上说，这批军队是汪伪政府的，因财政部部长周佛海收到重庆指令负责维持秩序，确保上海治安稳定。周佛海把装备最好的税警团派来，每个士兵还戴上红底白字的臂章，上写“忠义救国军”字样，特别引人注目。这样，上海人心开始安定下来，照常作业。

不久，重庆的部队到了，钱大钧出任市长，李及兰为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为上海警察局局长，都是清一色蒋介石侍从室的亲信人员。上海市商界联合会发起一次隆重的欢迎会，我代表新新公司出席。这是我第一次和国民政府官员接触联系，尤其是对李及兰倍觉亲热，因为他和我同宗，顿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他详细地问沦陷八年的许多情况，作为行政参考。他个性爽朗，没有官僚的骄傲气焰。闲谈中，他提及家事，原来钱大钧的太太是他的姐姐，随同乘飞机赶来上海，一切衣着用品不能多带，而一时又未备齐，问可否在短期内订制购办。

这点小事倒问对了人，我轻快地答应：“所需用品，我可以在一天之内办妥，因为我们有服装厂，人手多，置办服装绝无问题。”新新公司供应百货，应有尽有，而且价廉物美，他对此非常满意。他的同僚接着也来光顾，我们都一视同仁，忠诚服务。结果，做了一笔大生意，交了一批新贵朋友。许多人都赞赏我交际手段高明，其实是机缘巧合而已。我觉得以诚恳坦白待人，容易得到别人的好感和信任。

李及兰从此与我时有往来，但我从不向他提出任何要求和请托，更不向任何人炫耀，保持三缄其口的警惕。他送给我一张警备司令部特别通行证。凡遇到困难的事，向军警出示，便可迎刃而解。在胜利后的上海，手拿着这张护身符真是威风八面，傲视同侪，令人拭目相看。但是，我却把这张特别通行证秘密藏起，连家人都不敢告知，因为上海政治内幕黑暗复杂至极，有中统局、军统局、宪兵部、党部、市政府、警察局和警备司令部等等机关，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后台和势力，明争暗斗，互相排挤，尤其是抢收敌伪汉奸的产业，闹出许多丑剧，大失政府威信和人民信心。

我坚守在商言商的立场，决不愿意卷入无谓的是非。李及兰对我一番善意，盛情难却，唯有心领。不久他又调任，我趁这机会把这张特别通行证送到警备司令部注销，了却这段人情，以免提心吊胆。

“天亮前后”的上海人有着别样的心情。

1945年是我国进行抗日战争，赢得最后胜利的一年，但在上海人看来，则又是八年抗战中最黑暗与最恐慌的一年。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当时的上海人于8月10日便已听到，不可谓不早，但因谣诼既多，日军态度未尽明朗，故虽喜极欲狂，心头仍不免蒙上一层阴影。直待日皇正式下诏，接受四国宣言，日军放弃孤注一掷的决心，上海人才能尽情放松，欢庆此一自天而降的战果。笔者今日追述当时的情形，感慨万千，恍如一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