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3月4日，新新公司举行股东大会，我被选为董事，正式晋身高层决策的中心，随后，由饶韬叔前辈提名，升任我为经理，掌握公司行政的实权。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距父亲殉职之时，足足近十年，终于兑现了。在这漫长的岁月，我体会到权力斗争的无情，饱尝人间冷暖的滋味，以少年人承担成年人的责任，真有力不从心的负荷。升职本来是一件喜事，不过面临难以预测的危机，又是一件苦事，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在董事会里，我是资历最浅的后辈。

在公司内部，我是最年青的主管人。

年龄的弱点，资历的短缺，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不过，在董事会里，幸得父执元老的照顾，获得强大经济的外援。

在公司的内部，自己拥有一班经验丰富的旧部，一队朝气蓬勃的新助手。此外，最主要的，是父亲遗下给我的新新公司股权。

“商场如战场”，唯力是尚，资望和名位，固足重要。

有时候，实际的投资股权，就是最后决策的皇牌，何况再加上人事和经济的支援。

任何商业组织，谁的手上，拿着这张皇牌，谁的话，最响亮，最中听，任何人都不敢忽视的。

原有的董事会秘书职务，我想辞去，但全体董事都说：“驾轻就熟，你仍然兼任下去吧！”说起来，秘书职位我前后干了五年，每次他们开会，我只用耳朵听，只用手记录，没有发言权，因为我不是董事，最初我觉得很闷，后来我留心他们的言论，渐渐地懂得许多做生意的门槛和心得，凡事便有了自己不同的见解和主张。我更了解每位董事的个性和背景，知道如何应付妥善，在各种情况之下，如何和他们打交道，所以我也乐意兼任下去，所有的议事纪录全在我手上，任何事我比他们清楚。

为了加强我的办事能力，我聘请周翰老师和赵宗预老师当我的私人顾问。周老师是一位公正严明的法律专家，瘦削的身材，清癯的颜容，眼神炯炯，凌厉逼人，鼻正口方，唇上留着两撇小胡子，有一股不怒而威的神态，令人见了肃然起敬。他曾任上海地方法院刑事庭庭长多年，在日本人进占租界后辞职，过着很清苦的隐士生活。我很幸运得到他的指导，对人情世故有了更透彻的认识，应付起来，中规中矩。赵老师曾任上海《申报》的主笔，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的眼镜，手持手杖，身穿长袍，脚踏布鞋，面上常带笑容，从外表上看好像乡村的冬烘老学究，毫不引人注意，但是，他文笔流畅，见解清新，能安据《申报》的笔政多年，确不简单。他曾有著作12种，包括政治、经济、宗教和文艺等，都有独到之处。他退休后，曾受聘到新新，当职工的训育主任，也成为我的智囊之一。

上世纪40年代，人们对于年纪轻的领导人，多少有点不信任，认为“少不更事”，缺乏经验。我当时也吃了年龄上的亏，因此他们把我的岁数，报大了五年，劝我戴上黑色阔边眼镜，以示老成持重，说话要有板有眼（那时我说的是国语，不是广东话），动作要端庄凝重，甚至我的服式装扮也要保持朴素，不追新潮，切忌浮夸。经过一番训练，我已习惯成了自然，养成一副中规中矩的演技。

接任后第一件要做的任务，是安定内部的人心。我即把全家人搬到新新旅店四楼居住。以前我逃避日本人指定的保甲工作，把户籍报入南京路作为借口，现在正式迁入，表示与公司共存亡的决心。我公开吩咐“福安南货公司”大量购入杂粮和食品，储足三个月的粮食，准备非常时期之用，令全体职工不用担心食用问题，只要跟着我们走，有饭就大家吃。倘你行你素，另谋高就，也不勉强。这一招果然有效，稳定许多高级人员的逃难心态。

在大团结号召下，他们不再作退避的打算，有公司这个大靠山，总比自己出外去闯来得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