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过我，上海沦陷八年的时期，哪一项业务最容易赚钱而又没有风险？我毫不迟疑地回答：“开银行。”因为那时银行界的蓬勃气象，正与当时上海的畸形繁荣，成为正比例。

但是，创办一间银行，并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资金固然要充沛，这是先决条件，但是，人事关系却是基本条件，尤其是在上海，全是江浙财团的势力范围，和他们一定要有相当渊源，始能立足，至于政府官方，也少不得打通门路，所以，新大银行的创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乃经过一番努力，可惜昙花一现，至为可惜。

在上海公共租界时代，欧西银行林立，都在外滩一带。而中国的官办金融机构有“大四行”——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简称为“中中交农”，另有半官式的“小四行”——“通商银行，四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国货银行。”

此外，有江浙财团所主持的“南三北四”等七间银行。所谓“南三”，就是“上海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而“北四”，就是“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这七间江浙财团的银行，自从北洋政府开始，一直左右全国的金融活动。北伐之后，蒋介石政权成立，得到他们的合作支持，联成一气，声势更加显赫，尤其是上海银行的陈光甫前辈是其中的佼佼者。新新公司和上海银行发生联系，是在我父亲逝世之时，内部发生权力斗争，后来由铙韬叔世伯主持正义，改选董事会，平定内部。而陈光甫和铙韬叔世伯是世交、同道。所以，上海银行和我们建立了密切关系，派了两位干部担任新新的董事。他们是上海银行经理徐谢康和襄理金宗城。

当抗战军兴，陈光甫进入重庆之时，上海银行不但照常营业，而且更加兴盛。因为汪氏政权的财政部长周佛海对他们照顾周到，暗通声气。

当我们想自己开银行前夕，若陶四兄派我到上海银行向徐谢康请益，探讨进行步骤。

徐说：“最快捷的途径，是收购一间现成的银行，然后加以改组。至于人手吗，我可以推荐，不成问题。但是，话又说回来，现在做银行生意，正是方兴未艾，哪个人肯放手？如果，领一个新牌照，更难如登天。因为汪氏政权的中央储备银行代替了以前的中国银行，统制了全国金融，由周佛海担任总裁，非亲莫问。”

若陶四兄听了我的报告，当然有点失望，但是现实是如此，欲速则不达，只有耐心努力。

拖了一段时日，机会终于来临。有一间小型银行，名叫“久昌”，其实原是旧式银号，因内部股东意见不合，正想分家。杨富臣世伯和他们有同乡同业之谊，由他出面磋商条件，想出两全其美的办法。退股的股东，我们出高价收购他们的股权；不愿退股的，我们欢迎他们参加合作。由于杨伯伯的地位和背景，从中保证，这件事就顺利解决了。

我们把“久昌”改组，成立为“新大银行”。“新大”两字的取意，是将新新公司发扬光大的吉祥含义。

新大银行的地址利用新新旅店楼下的大堂，四方堂正，宽敞舒畅，由广西路的正门出入，经过重新装修，更加金碧辉煌，气象万千。新大银行的主理人是张景侣先生。他是前国华银行经理，正式科班出身的江浙派中坚分子。新大银行的其他中层干部，都是来自上海银行界的精英人物，济济多士，卓尔不群。这金牌式的阵容，已先声夺人。

新大银行的董事会，我没有参加；新大银行的行政，我没有职位。因此，许多亲友都觉得很奇怪，其中内幕很少人知道，这是我和若陶四兄两人的协议。他对于银行业有兴趣，是因为他来上海追随父亲参加公司之前，在故乡香山石岐曾创立“宝孚银号”，有极超卓之成就。他的理想，如果在上海大都市建立一间银行的话，真是梦寐以求的快事，大展鸿图，一偿素愿。

当新大银行成立之时，若陶四兄对我坦白表示：“新新的事业是你父亲所创立，我只代你管家，迟早都归还给你。现在新大开幕，我想集中全副精神去培植它。以后，新新的事你多多偏劳。”

换言之，若陶四兄以新大银行为他的自立基地，独树一帜，向外发展。他的盛情是可感的，他做得很成功。

新大的董事会成员全是江浙财团的领袖，以唐寿民为首，是上海的风云人物。凡是老一辈的上海人都知道交通银行，唐是该行的总经理。当抗战军兴之际，他逃到香港，不幸被日军侦悉，将他递送回上海，担任“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会长”。他出山之后，提名上海一班知名人士担任委员。若陶四兄代表百货业就是他提名的。那无权无利的空衔，胜利后以“汉奸”论罪，得不偿失。古语有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世事确是难以预料。

我记得，新大银行开幕之日，江浙财团的同业都来道贺，按照他们的惯例，开立一个往来户口，存入一笔资金，叫做“叠花”，以壮声势。

“叠花”资金都是百万以上的数目，有些只存三四天就收回，有些存着不动，视乎存款人和银行当局主持人的交情而定。“聚沙成塔，积水成河。”能够拥有二三十位的固定客户，无形中多了一笔活动的资本，何况当时货币贬值，早晚市价不同，一个月前的存款，可以买一袋米，但是，在一个月后收回，只能够买一只大饼而已。“叠花”的用意是帮助新同业发展，彼此照顾，骨子里，等于送一笔资金作为周转，培植实力。

新大银行得天独厚，每天有亿元以上的现金收入。这都是新新公司的商场、旅店和酒楼的营业所得，除了留一些应付存户现金来往之外，大多数都投入三项活动：（1）黄金买卖；（2）工厂放款；（3）地产投资。

讲到“黄金买卖”，在汪氏政府的法令下是合法的，而银行方面更是公开，得到财政部所许可，视为正常的业务。由于币值的不断下降，买黄金作保本，是人人皆知的。所以一般老百姓都是做“多头”（按：这是术语，即看价上涨的意思），总是赚钱。银行自己存贮黄金是理所当然的，当战事开始时，每两黄金的市值，最高峰是100元左右，八年之后，每两黄金的最低额也要1800万元。这比例差数，确是一串很长的天文数字。由此可见，黄金盈利的倍数极为可观。

讲到“工厂放款”，新大银行沾了新新公司的光，比别的银行来得灵便而优先。因为我们的百货有许多部门，有各行各业的工厂。他们要买原料，要添机器，要扩充内部，总需要款项，希望新大银行垫支，或保证。新大银行按着自己的能力放款，收到高利息。而且不用说，工厂的新制成品都给新新公司有优先选购的回馈。所以我们有双重的利益。

至于庞大的借款，新大银行可以转给中央储备银行代办。因为中储是“银行中之银行”，工厂需款项向中储申请的话，必须先向商业银行抵押，再由商业银行转给中储，如果获准，中间稳赚一笔优厚的利息，而不必承担任何风险，其中经过颇有曲折文章，完全视乎自己的银行和中储的人事关系。

讲到“地产投资”，也是银行业务的例行公事。当时在上海，无论任何人持有“道契”，或“土地证”，而附有“银行准备库”的估价单，随时可以向银行作抵押借款。由于上海地产一直上涨，这是最稳妥而易做的生意，有时对象适合加以收购，更有利润。

我和若陶四兄有了君子协定，所以新大银行的业务，只知其梗概，绝不过问内幕。他凭着这登龙捷径，又和一班财团集资4000万元，另创“新新实业公司”，专门经营地产，非常蓬勃。当该公司才成立一个月，那些股票市值已涨一倍了，生财有道，称雄申江。

这是他在上海创业达到最高峰的阶段，也是他一生中最得心应手，最有收获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