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有一天，慎昌洋行经理EDWARD兴致勃勃地约我到外滩华懋饭店（即现在的和平饭店）午餐，谈一笔大生意。因为上次同奇美工厂完满地做成了一批机器的买卖，彼此双方关系也加深了。

这次他很坦白地说：“去年我们行里从美国运来一套新式冷气机，原想在上海开辟新市场，那知八一三战火吓破了上海生意人的胆，大公司为保存实力，都不愿花钱来改进设备和装修，小公司又买不起。这批货的市价是25万美元。我曾考虑过，它对你们新新最适合，因为中国的商店没有一家有这样新颖的装备。如果成功，新新可以独步上海，名驰远东，成为攀上时代尖端的百货公司……”

我听了一半，已完全明了他的来意，微笑着说：“EDWARD先生，你的推销术口才确是一流，但是，你要清楚，拿25万美元出来，并不容易办，即使拿得出，也要多方考虑。”

EDWARE似乎胸有成竹，神态潇洒地从口袋里拿出一份英文文件，交到我手上，说：“这是装置冷气的献议书，我已派工程师到贵公司实地观察过，你带回去研究后，我们再详谈，你一定有兴趣的。”

我把大纲大致看了一遍，有绘图也有说明，居然头头是道，于是问他：“你花了多少时间在新新内部测量，何以我们的人一点也不知道呢？”

他诚恳地解释：“我是先在工务局取得新新公司的建筑蓝本作参照，只是派人去印证一下，当然你们没有发觉。坦白说，你们的建筑比永安、先施新颖，安装工程比较容易，效果也好，你一定会满意。我也研究过其他的商店，总觉得新新连旅店、剧场、夜总会和酒楼都齐全，最符合我们的理想。”

我幽默地答：“你的理想是把机器卖出，我们要付出25万美元，这可不是小数目，我没有这样轻松的心情。”

谈到钱是关键问题。EDWARD很有灵活应变本领，看我未加拒绝他的提议，而提及钱的多少，察言观色 ，已忖测我感到兴趣，立刻补充说：“只要贵公司有兴趣，价钱可以商量，总而言之，有商量。”

一顿午餐，就在轻松闲谈中结束。我回到公司，把慎昌洋行的计划书翻译成中文，送呈四兄参考。想不到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他的兴趣是想争回一口气，因为在那一年年初美国新发明的萤光管日光灯初到上海，本来先向新新公司探讨第一家公司的装用权问题，不料永安公司横刀夺爱，抢了过去，不但最先试用，还签了代理的合约，令他非常失望。

永安和新新的创业人一向都是和衷共济的，如：郭顺六叔待我如亲子侄，处处照顾。但是他的手下却不放松，尤其在商场的竞争中简直咄咄迫人。大概他们以老大哥自居，如果给后来的小弟弟赶上了，就感到有点“失威”（广东话，即失面子）。

我很了解四兄的倔强性格，上回输了，今次一定要领先，正所谓“人争一口气，佛争一柱香。”所以慎昌洋行的提议来得合时，独得他的支持。他反复看了两遍，迟疑一会才开口：“钱虽是大问题，照我们的经济情况，可以应付裕如，不过如何取得董事会里前辈的同意，恐怕要费一番唇舌。”他习惯地微微一笑：“你去准备资料，开会时由你详细报告，看看他们的反应如何？同时也表现一下你的办事能力。”因为他上次失败了，这次让我出阵。在第一次董事会会议上，这冷气提案就触礁了，无法通过。因为这是新的玩意，他们闻所未闻，由于好奇心，反而提出不少疑问，综合起来约有三点：

一、投资25万美金来美化公司内部,不如买入货品来充实商场,反为上算,绝对有利可图。投资冷气装备，要多少时日才可以赚回来？有什么把握呢？哪位可以保证？

二、装了冷气，是否会影响各部货物的品质？是否会影响内部工作人员的健康？

三、将来保养维修费用要多少？

在商言商，未算买，先算卖，是传统的经商铁律，董事们所提出的问题，并非有意留难，而是慎重其事。在新新的经历中，这是我第一次尝到失败滋味和遇到阻力。

我回到办公室里，把慎昌洋行的计划书，细心重读了三次，把他们的工程绘图一步一步地分析、比较和计算。我幸运地找出一条折衷途径，不禁得意忘形地欢呼起来。

慎昌洋行的工程图共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于商场，由底层到三楼，面积最大，费用最多，成为重点。第二阶段，是六楼和七楼的新都饭店。第三阶段，是新新旅店。第四阶段是新申剧场。第五阶段是新新酒楼，面积最小，仅占3万平方呎而已。慎昌洋行想做大生意，把重点放在商场，列入第一争取的要务，而不把新新酒楼放在眼里。但我的想法和他们相反，想利用新新酒楼作为试用冷气装备示范，来说服董事会同人。他们都是商业前辈，有资深经历，要想得到他们的信任，唯一的办法只有用事实来证明，百闻不如一见，尤其是新发明的东西，很难一下子解释清楚，令人接受。主意已定，我约了EDWARD来新新再谈，到酒楼实地视察，看看先把冷气装好，要多少时间及多少费用。他见我提出在酒楼安装冷气作为示范，精神为之一振，知道大生意有希望了。他不假思索地答应在一星期内完成，而且工程在酒楼收市之后夜间进行，并不影响日间的营业，确是想得很周到。至于安装费用，他提出一个很吸引人的办法，如果新新公司愿意接受他的提案，就不收一仙半文；但冷气安装后，如不满意，新新就要付慎昌2万美元作试用的补偿。据他说，只是取回成本，无钱可赚，主要是作为宣传。

他说得很有道理，这不过是用小小的鱼饵来钓大鱼的生意手法。在第二次召开董事会时，我已准备充足。首先，我拿出慎昌洋行所提供美国著名百货公司美施（MACY）的照片，作为证明，这公司采用冷气多年，内部比我们大，职员比我们多，分行满布都市小镇，也没有问题。举一反三，便可以说明一切。最重要的是新新酒楼首先试用，更足以证明冷气的优点，并且发现冷气的缺点，来个事实的判断。因为事实胜于雄辩。至于保养和维修，由慎昌派技工二人长驻新新，但由我们支付薪金，这也甚为公道。

在这次会议上，董事们都很满意，我顺利地获得全体前辈的支持。事实上，他们也想见识一下美国这个新玩意，究竟有何偷天换时的法术，能把夏天变成冬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冷气”这名词，现在来说并不稀奇，但是在上世纪40年代，人们对它多少有些陌生，甚至把它神化，何况在中国，它更属空前创举。

新新酒楼的冷气装备如期完成，一经宣传，轰动上海，成为大新闻。第一天开放只五分钟已全场满座，人潮汹涌，前推后拥，川流不息，令我们应接不暇，只好高挂“客满”招牌挡驾。由于顾客太多，我们改变了营业时间，同时提高供应水准。以前早午都有广东茶点供应，但利润低，现在废除了，只供应正宗粤菜，而且仅限于午餐和晚饭两段时间，无形中增加了利润，而且将营业时间缩短，还节省了人力。

第三次董事会会议，我安排晚上在新新新酒楼举行，名义上是会议，实际上是庆功宴。因为冷气的实用和效能，已得到答案。会上一致赞成采用，但只限于商场和新都两大主要地方，至于新申剧场和新新旅店，则暂时押后，因其内部已趋陈旧，装上冷气，就好像戴上一顶新潮帽子，而穿了一套古老的衣服，殊不相配。还有一个喜讯，董事长授权我主理这次谈判，已暗示我获得全体同人的支持和信任。

那时，美国已宣布制裁日本，双方正在勾心斗角，摩拳擦掌。慎昌洋行大概鉴于时局日趋紧张，所以，拟尽早把存货脱手，换回现金应变。由于机缘巧合，新新公司只用了20万美元购入全套冷气机器，先付40﹪作订货，在30天内再付30﹪，余款于试用一年后付清，不计利息，条件可谓优惠。

冷气工程完成，新新公司商场果然门庭若市，有了新新酒楼的经验，我们已有准备把各部门的货物都换上新款的东西，尤其是在自己工厂制造的时装，尽量展出，获得大量销路。

另外，在楼下商场的后座，特辟一间饮冰室，专售“冰淇淋”（ICE CREAM）和“多福饼”（DONUT）、冷饮和咖啡，以供顾客休憩。这些东西似很微小，但利润惊人，有两倍之多，聚沙成塔，积水成河，想不到这小小的饮品部门，居然为新新公司带来名利双收的超卓成果。

那么，以此类推，其他庞大部门的成绩，定不会比小部门差。装置冷气，为新新公司争取到第一流百货商店的美誉。我由此体会到应有接受新挑战的勇气，更应有把握时机的眼光。这是做大生意成功的真谛。

1941年为新新公司装设冷气，是我认为光荣而快慰生平的任务。1949年，我离开了上海。江山依旧在，人事已全非，这件事已经完全忘记了。但是，世事常常有想不到的奇妙，在30年之后，我重返上海，竟然为了新新公司的冷气再次献议，了却我最后的心愿。

这件趣事似乎已是明日黄花，事过境迁，但是也可以反映大陆在解放后的实情。中华人民共和国虽成立于1949年10月1日，但是和澳大利亚的邦交并没有建立，因为自由党“孟齐斯”R.G.MENZIFS执政，对于国际共产主义不敢苟同。直到1972年工党“葛威林”GOVGH WHITLAM上台，才和大陆政权和好，从此，澳中商务开始交流。我的老上司卡尼基爵士担任第一个访问团的领袖。他需要一位中国秘书，要懂中英文字，会讲国语、粤语和上海方言，我幸运地被选中了。

这次是我第一次返国，给我留下很难忘的印象，因为1972年时，中国经过文革运动之后，整个大地河山受到天翻地覆的震撼和斗争的洗礼，所见所闻，触起无限的伤感，颇有“相见不如不见”的叹息。

我随着考察团由香港到广州，上北京，再上东北，最后回到上海，沿途备受外宾优厚的礼遇。回来之后，我写了一篇《中国钢铁之都——鞍山访问记》。这是澳洲创先河对中国工业的报导。可是当时我加以保留，一直过了很长时间，才交《星岛日报》发表。

我到了上海后，公务很忙，其间得到特别许可，获准参观新新公司。

新新公司依然矗立在南京路中心720号，楼高七层，雄风犹存，不过改了名字，叫“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底层仍是商场，其他六层都改为工厂，昔日辉煌的气派，美仑美奂的布置，都已春梦了无痕，找不到丝毫的痕迹，更呈现一片暮气沉沉，整个破落户的残局。

陪我参观的同志已经有两位，当我抵达新新公司，那商店的主管人另加派了三位，于是一行六人，热闹殷勤，反令我的行动和说话都拘束了起来，巡视一周就失了兴趣，尤其是内部空气很热很闷，觉得有点不舒畅和沉闷。

我触景生情，忽然想起以前的冷气，顺口而出，问：“公司内部为什么不用‘空调’（这是国内术语）？”

陪游的领导同志毫不思索地回答：“这大厦是没有空调的！”

其他两位也连忙点头附议，表示正确，其中一位最年青的同志面上还带点鄙视的神色望着我，表示我是外行人，思想太落后了。

我微微一笑，也望着他，说，“在这大厦七楼的西北角，有两间大房：第一室是电力控制总部，第二室是MOTOR（马达）机器总部。其中有一部很大的马达（如果仍然保存），就是这大厦的空调机器。还有，在室外200码，有个储水池，就是供应空调之用的。”

我说完，那位年青同志仍然不服气，问“你怎会知道？”

我轻松地，拍拍他的肩头再说：“这大厦的空调系统是在1941年装上，由我亲手经营，整套马达来自美国，一共花了20万美金，当年在上海是最新款的。”

那年青同志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怪不得呀！1941年，我还未出生呢！”

一班人听了，禁不住忘形大笑。那领导同志立刻注意起来，要求我再复述详情，让他做个笔记，向上层反映一下，因为这空调机器马达仍然可以应用的话，确是非常珍贵的，因为文革之后，元气大伤，物资和外国机器是相当缺乏的。

那时，他也知道存放在上面机房里的东西是机器，但不清楚有什么效用，也没有人有这种闲情去过问，自找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是当时大陆人的心态。

当我回到澳洲，两个月后，我意外地接到上海来信，多谢我的提示，更欢迎我再次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