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百货公司的宣传口号是“推销中华国产，统办环球货品”，所有包装纸和发票都印上这16个字，成为不二商标。实际上，真真正正实践“推销中华国产”的诺言是在上海沦陷之后。奇美服装厂是开路先锋。新新公司试办这第一家工厂，了却了我们多年的愿望。

从我推行商品管理制度之后，对往来的厂商都密切注意它们的出品和组织，借以作为借鉴。那时一般制造服装工厂，多是中型的家庭工业，因循老法，很难与外来的机制品竞争，尤其生产慢，式样古旧，是以落后。有一天早上，鸿益工厂的老板梁鸿益先生突然来新新公司找我，焦急地要我帮忙，为他解决一件官司案。这其实不是一桩了不起的事，可是老一辈的人都怕打官司，收到法庭传票就感到头痛。

“生不入官门，死不入地狱。”踏入衙门，内部重重黑暗，能不触目惊心！梁鸿益先生是香山县曹边乡人，和我舅舅梁锦伦是同乡，也是邻居。他从广东来到上海谋生，夫妻两人勤俭经营一家小型的手工制衣工厂，成绩也算美满，与新新有生意往来。因为他们制造的童装不错，在刺绣方面尤有特色，所以引起我的注意。

半年前，梁鸿益想扩充业务，听了慎昌洋行售货员的鼓吹，签定了购买一批机器的合同，价值1000英镑，先付250英镑，其余货款分3期付清。条款是公平的，不过规定，到时不提货就取消订金，还要补偿一切仓租和运费。鸿益先生忽略了一点，只订机器而未预先买妥英镑外汇。由于法币贬值，定货时结汇，与隔一年半载之后的汇价，就有天文数字的差距。鸿益先生果然无法履行合同，再次延期，结果欠数愈涨愈高。慎昌洋行为了结束这笔交易，唯有循法律途径解决。

鸿益先生向我诉苦，他的厂原址在闸北，但已不幸毁于八一三战火，后来迁到公共租界，缩小范围，从头再起，总算复兴，但是元气未复，又遭到这场打击。如果这一次官司失败，就要把生意结束，折充赔偿，半生心血，付之东流。他不禁老泪盈眶，令我黯然，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于是安慰他说：“鸿叔，这件事我一定帮忙，现在你先回去，让我想一想应付的办法。”

鸿益先生听了，破涕为笑说：“我知道你的交际广，人面熟，一定有办法，那我明早再来吧！”

他走后，我静静一想，这官司是不能打的，打了一定会输的。因为有合约签定，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解铃还需系铃人。”不如去找慎昌洋行当事人一谈，讨个人情！

我提起电话，找到慎昌洋行经理，说：“EDWARD，你有空吗？请来新新七楼吃顿午餐，如何？”我知道EDWARD最喜欢吃法国菜，我们的麦氏厨师在这方面是颇有名气的。

他听了，欣然接受，并且自作聪明，说：“是不是你们公司又想订货？”

我笑着，说：“你真聪明，见面再谈。”

吃这顿饭，我得到一个国际秘密消息，远东局势恐有变化。时在珍珠港事变前半年，慎昌洋行最高当局指令，尽量放出存货，套回现金。因为日本的野心永无止境，欧战一起，巴黎沦陷，法国在远东的殖民地越南，尽入日军手中，逐步蚕食侵略，已是无可避免的趋势。

EDWARD低声说：“我们仓库存的货多数合你们的需要。我可以给你优先选择，你可以发大财！”

他的话引起我的兴趣，连忙伸手和他一握，表示接受，并说：“你举个例子来听听。”

“有一套最新的机器。”他回答说，随后加重语气：“是用来制造服装的，有100部缝衣车，还有绣花机、裁剪机、熨衣机和零件，价值1万英镑。

我听了这数字，不禁轻吹一个口哨，叹道：“数目太大了，我们开的是百货公司，又不是工厂。”

EDWARD笑眯眯地瞟了我一眼，似乎捉到我的痛脚（广东话：找到我的错处），说：“你以前不是对我说过，要开工厂吗？现在正是天赐良机了。你可知道，这套机器独步远东。我们正想在中国开辟新市场。”我仍然固执地摇头，表示价钱太贵。

EDWARD想了一下说：“好吧！一口价6500英镑……”

我接着说：“照鸿益的条件，分三期付款，12个月内付清。”我不等他开口，又细声补充：“你的佣金照老规矩，一次先付。”

他苦笑一下，耸一耸双肩，作为最后协定。一批最新机器就在三言两语中买下来，多年创立工厂的心愿终于顺利实现。鸿益工厂的官司案也连带解决，慎昌洋行经理答应撤销控告，庭外和解。这批订货，新新的新工厂恰巧用得着，这样一举两得，利已利人，我何乐而不为。

第二天早上，我刚走到公司大门，梁鸿益先生已急步赶上来，焦急地探问消息。我见他容颜憔悴，一定彻夜未好好睡过，连忙停步，欢呼一声，“鸿叔，早晨！这件事已完满解决了，上楼到我办公室喝杯茶，再详谈！”

梁鸿益先生惊喜地望着我，呐呐地问：“真的吗？你不是在安慰我，骗我开心？……”

我恳切地拍拍他的肩膀说：“别的事可以开玩笑，这件事却是千真万确的。”他握着我的手紧紧不放，好像怕我逃掉一般，大概心情太紧张的缘故。到了我的办公室，大家坐定后，我把开工厂的经过告诉他，并付还他定金250英镑，照当天市价兑现，他不但没有亏本，还嫌了一笔外汇，大喜过望，前后判若两人，神采飞扬踏着轻盈步伐，告辞走了。

趁着这清静时间，我开始筹划新工厂的开业方案：第一，要找一适宜的厂地，交通便利，不宜远离市区。第二，要找一两位主管人和一批有经验的干部。第三，要招考一批技术工人。

机械虽然齐备，物资和财政都不成问题，但管理人才是最重要关键。正所谓“三军易聚，一将难求。”整个工厂的命脉操在指挥主管人手上，有了新都饭店舞弊事件的教训，凡事不得不慎重其事。忙了整个上午，仍然没有想出适当人选，我正想出外用餐，一舒困倦，那知梁鸿益先生又出现了。他亲切地表示他已考虑结束自己的工厂，愿为我们工作，因为时局转变太快，应付不过来，而且自己资金不充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勉强支持，吃力不讨好。

他的提议，于我正中下怀，解决了我们人选问题，因为可靠的人未必有本领，有本领的人又未必可靠，梁先生与锦伦舅舅很熟络，他的背景我很清楚，可以放心，于是，双方顺利达成合作的条件，梁先生成为我们新工厂的总管，他原有工厂的职工，我们量才录用。新工厂的地址，我们就地取材，借用新新公司附近的仓库。这场地四方堂正，足以容纳200人，必要时还可以扩充。仓库内原来储存整箱货品和杂物，可以迁移到较远的地方。恰巧上海银行在苏州河北岸有空的货栈，我们就租用了。第二天，动员50名工友，用10部大卡车把全仓的货物搬到新仓储藏。第三天开始把旧货仓清洁装修和涂漆。第四天，慎昌洋行把全部机器送来，还派了几名技工指导安装，由于配合得宜，整整忙了三日，便一切就绪，可以开始运作。

新工厂定名为“奇美服装公司”，请元老杨富臣前辈担任董事长，若陶四兄兼任总经理，锦仪五兄任经理，实际负责新工厂的行政。

锦仪五兄是我三伯父的第五子，在新新公司主理服装部多年，很有经验，所以指定他专心管理工厂，以便起工厂同商场的联带的作用。

两星期之后，奇美工厂正式开工，我觉得很自傲。工厂后来所制造的成品，十分畅销。

服装的范围广泛，有女装、男装和童装。服装的种类也很多，有长褛、短褛、内衣、外衣、便装和晚服，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奇美初期制品集中于女装，务求精益求精。因为上海女性多爱美，喜欢新装，日异月新，才算“时髦”（SMART）。食住可以马虎（即随便），外着衣装却一定有“台型”（上海方言：气派）。

我们设立一小组，专门搜集欧美的时装画报，作为参考。用不同的布料，用不同的颜色和图案，制出大量与众不同的新装。

为了推销和示范，我们在南京路和西藏路最兴旺的交角，设立一门市部“奇美服装店”，一连三个店面，辉煌的橱窗，明亮的灯光，衬上艳丽的华服，吸引行人注目，所以生意接应不暇，收到有效的宣传效果，为中国成衣放出异彩。此外，奇美也推出一种布制的工人装，迎合大众的需求，畅销各地。在沦陷时期的上海，贫富悬殊，以服装而论，愈名贵的衣服，愈有人抢购。相反地，穷苦的人，一件大衣，一袭长袍，千孔百补，也是很普通。所以，奇美也推出用国产呢制的大衣，质地虽然比不上欧美的柔软，但是价廉耐用，与其穿破的，不如多花一点钱换一件新的，来得风光。是以奇美制成的冬天长大衣和夏天短袖衫、短裤，销路很好。而新新公司的服装部，成为奇美出品的销售处，货源充足，花样繁多，深受顾客欢迎。最主要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价廉物美，更是因为它们全是中华国货。

奇美最初以裁制服装为主要产品，后来，添置机器，推广到针织方面，从事机制毛线内衣、内裤、长短袜和背心等的生产。这些针织产品又分男、女及儿童三大类。直到1947年，我们计划从美国订购新机器，开办织布厂。可惜工潮起伏，人心思变，我们遂放弃这念头。

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全行业公私合营”条例，开展“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奇美服装厂被归并为国营。锦仪五兄仍留上海，负责移交。那时，我已离去，感到十分失望，多少心血、多少精力，都付之东流，能不痛心！这是我在上海创立的第一间工厂，也是最后的一间工厂。

讲到锦仪五兄，他是我李氏家族成员中最后一位离开上海，也是我家族成员中最幸运，最有福气的快乐人，令我羡慕之至！俗谚有云：“庸人多厚福。”这可以作为他一生的写照。他在香山故乡出生，只在私塾读了四年书，就到一间米店里当小学徒，因为我三伯父过早去世，家境贫苦的缘故。

1926年，我父亲由澳洲回国，到上海创业，在家乡见五兄孤苦，就带了他同去，一直住在我家，朝夕相见，所以我们感情很接近。五兄对于书本，毫无兴趣，父亲强迫他就读，都没有成绩，只好派到商场去学习，吸收做生意的经验，这点倒切合他的所好，既勤力，又忠实，由助理员升到服装部部长。按照新新公司的商场编制，部长之上就是主任，有指挥各部的行政权。可是五兄恳辞了，宁愿呆在服装部做他喜欢做的工作，不要名，不要利。

父亲只有摇首三叹。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对服装的研究，确有独到的心得，每年业绩都名列前茅，所以，任他发展他的所长（注：服装分女性服装，男士服装和儿童服装三大类，包括内衣、鞋、袜、帽和化妆品等等。服装部是百货公司的主要营业部门）。

直到，我建立奇美时，调任他为主管，升了他两级。他却欣然接受，为工厂建立了璀璨业绩。

1948年，我把家人撤退到香港。我问他的去留决心，五兄很爽快地回答：要留在上海，不走！希望维持奇美，尽最后一份力，发最后一分光。解放后，全国开展 “三反五反”的斗争，许多人都受到压力，但是，五兄很幸运，只写了几次坦白书，就过了关，确是吉人天相。1956年，他获准出国到了香港。劫后重逢谈起往事，他对我讲了几句有关人生哲理的话，既令我衷心佩服，又令我啼笑皆非。

他说，“我读书不多，头脑单纯，容易适应环境。你读书太多，思想复杂，欲望太高，所以多灾多难，以后，要向我看齐，好好地学习才对！”其实，他是大智若愚，头脑灵活，所以，能够活学活用，很会应付环境的变化，这才是他的真本领。后来，他移民到美国三藩市定居，一家八口，其乐融融，成为李氏家族在美国发展的一支强大队伍。五兄享寿到96岁，一生无灾无难，福有攸归，确是幸运快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