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沦陷的八年中，市面流通过三种纸币：日本军票、国民政府的老法币和汪精卫政府的中储票。日本侵华的主要目标，就是搜掠中国的财富，尤其是战略物资。他们的手法很毒辣，直接用军票征购。例如：江苏省内的产米地域，全被划入军米区。日军只付给你一张军票，就如取如携，名正言顺地把大米掠夺而去。

这些军票，没有编号，也没有储备金保证，在中国境内究竟发行多少，无法统计，任何人不能拒绝使用，反抗的话，就有斩首之虞。农村百姓受此祸害最严重。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此不问不理，毫无勇气为遭殃的人民说句公道话，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赔偿。

上海市面上军票虽有出现，但尚属少量，而且人人都推来推去，不愿接受，而日军方面也没有严格执行，不像在农村那样硬性强迫人们使用。上海市面通货仍然是老法币和黄金，甚至港币和美钞，或其他比较流行的外币。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始有彻底变化。1942年2月2日，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首先极力控制财政和税收，设立“中央储备银行”，并发行“中储票”，取代老法币。规定兑换率为2对1，即2元国民政府的法币兑换中储票1元正。这法令是于1942年5月27日公布的，我记得很清楚，在26日上午新新公司已接到中央储备银行的通知，派代表出席。那时在上海的官方银行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市面称之为“大四行”）。当八一三撤退时，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已停业，只有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照常营业。现在的中央储备银行接收外滩的中国银行，两总行则设在南京新街口的交通银行原址。

中央储备银行的总裁由汪伪财政部部长周佛海兼任，以钱大槐为副总裁，执行一切。钱大槐衣着朴素，趋于保守，年过半百，却掩不了那干练本色，笑面迎人，说话很有条理，简淡清晰。周佛海选中他为助手，确有其因。他是江苏太仓人，也是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的主力干部，曾任金城大连分行经理。大连和旅顺两地受到日本势力控制多年，周作民是亲日派，因此，钱大槐也和日本人攀上了关系，相当亲近。

在会场上出席者全是金融界代表和工商界领袖，人人心情沉重，极想早一点知道统治政府的意向。钱大槐是主持人，当席宣布要点：

一、法币与中储票，以2对1的比例折换。在限期满时，法币不准在市面流通使用，只有中储票是唯一的合法货币。

二、黄金和美钞的兑换率，由中央储备银行公开挂牌报价，可自由买卖，但一切交易要用中储票。

三、日本军票中止再发行,已在市面流通的,由中央储备银行照牌价收回。

四、除官立或有牌照的银行可以继续营业外，其他兑换店应立即改组。

综合以上四要点，都切实迎合目前形势的急务，得到大众普遍的支持。从此，中储票代替了国民政府的老法币，开始在市面流通。

在商言商，我觉得中央储备银行的新措施，并没有对老百姓过于剥掠，比之抗战胜利后归来接收的国民政府，似乎来得公道。中储票与法币的比值为200对1，即1元法币兑换200元的中储票。没有人知道这比值是根据什么计算方法得来的，于是，原来沦陷区的老百姓在一夜之间傾家荡产。这大大失却民心，伏下了四年后国民政府崩溃失败的祸根。而当时香港政府以1对1的比例，负责回收日本统治时期发行的港币，体恤民情，同时，将沦陷时期三年零八个月的政府欠薪，一次发还给所有相关的公务员。对比之下，当时的国民政府能不惭愧之至！我并没有任何政治偏见，以上海当时情况来见证，自从中储票统一货币之后，工商业都蓬勃发展起来，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各业交易所也恢复昔日的活动，经济的操作也上了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