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曾问我，80年前新新公司在上海创立，有26个部门、800多名职工，用什么方法来管理呢？这是很有趣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管理法多少带着一种人情味，与现代化的企业管理颇有点差异。

上海有四间百货公司——永安、先施、新新和大新，都是澳洲华侨归国创办的，而这些创办都是广东省香山县四乡的人。由于宗族、乡里的关系，四大公司的干部可以说非亲即故，彼此都互相认识。他们初到上海人地生疏，言语不通，生活习惯不同，为了方便，他们都聚居在一起。例如虹口的公益坊，全部住户都是广东人，他们多是四大公司的职员和眷属，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无形中由许多小家庭集合成为一大家庭。

公司的首长就等于家长，连称呼也是一样。例如：我父亲排行第七，凡是广东职员都叫他“七叔”，叫我母亲“七叔母”，充满亲切之感。称呼他为“总经理”或老板的职员，不用说，不是上海人，便是外省人。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间大公司的运作，就凭着家长的一名话决定，这是包括新新在内的四大百货公司的特点。

这些广东籍职员，多数是“受职股东”。换言之，他们领有新新公司的股份，而同时又在公司任职，具有双重身份。他们多是归国华侨或他们的子侄后人。“受职股东”对普通职员有示范作用，凡公司的重要任务，均由他们执行和完成。

在“一二八”和“八一三”战争中，新新公司当局开放了六、七楼的游乐场和四楼的旅店，作为战区逃出来的难民收容所，安抚、收容、施粥和施饭等工作，就是由“受职股东”负责。他们还同时担负看更、守夜、维持秩序和保卫公司资产的责任。他们有这样额外的义务，也享有额外的权利，每年年底，除与普通职员享有双薪福利之外，另加派花红，以示优渥。

照公司的传统，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受职股东”其职位为终身制，但倘无特殊过失，绝少被革除。

新新公司从来没有开除任何一位“受职股东”的纪录，即使遇有不快的事故发生，也有温和的处理办法。这也可以说是新新公司人事制度的特色。

至于普通职员的管理，另有一套办法。凡雇用的人多是登报招考的，少数由亲友介绍。凡录用的新职员，先由人事部登记，发给他（她）一本职工手册，让其熟读，三日后再来接受口试，口试及格才算正式录取。但在开始工作之前，必须先要办妥担保手续，担保的标准，多是店保或人保（即由公司认为合格的人士作保），唯一的例外是上海宁波同乡会担保，予以特别优待，一律接受。这是上海宁波人的一段佳话。因为宁波人来上海谋生极多，互相照顾，自成一帮，遇事可以得到同乡会支持，凡经同乡会作保，有什么银钱纠葛，先由同乡会代为解决，容后内部关起门来自行处理。这固然是中国传统的对外看重面子的关系，而宁波人富有这股重团结互助的精神，实属难得。

新新公司在商场服务的职员，男士一律穿黑色的中山装（冬天是呢绒料，夏天是棉布料），黑皮鞋、黑袜。女职员一律穿浅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黑袜、黑鞋。衣著用品由公司供应，每人四套（即冬夏各两套）。如果服务未满三个月而退职或被革除，这笔费用则从其薪金中扣除。

每个职员都有黄铜徽章一枚，刻有数号，必须配戴在右胸襟上。内部的人看徽章的第一个数字，就可知道该职员是属于哪层楼，因为新新公司的商场共分三层，楼下以（1）为代号，二楼以（2）为代号，三楼以（3）为代号。

人事部有三块长木板，写明各层楼职员的徽章号数，放在大门入口处，每天早上开店前，每人要到那里领取徽章，晚上下班时要将徽章挂上，然后离去。人事部派人专责监管，作为迟到、早退或告假的纪录。所以，有一条很严格的规定，每人只取自己的徽章，若被发觉代别人领取的话，便受革职处分。

公司对于职员并不苛求，只要尽忠职守，就算合格。一般职员免费供应早、午、晚三餐，免费理发和诊病，单身者还可以申请在宿舍免费居住。初期的宿舍在江湾，占地三亩，有平房三间，包括图书馆、食堂和运动场等设备，后在一二八战争中被日军炮火夷为平地，宿舍便迁到新新公司附近的“慈安里”。职工一切活动都在公司四楼的职工会堂举行，文娱活动有京戏、粤剧和口琴等，每年正月初一日在新新酒楼公开演出，并邀请职员家属参加。当天膳食由公司免费供应，表示同乐。春节连放假三天，在正月初四开业。年年如此，直到1950年止。

新新同人另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一、凡是员工，不论职位的高低，不分性别和籍贯，如在职死亡，人事处从全体职员的薪金中扣除百分之二，作为互助金送给死者家属，并由公司另发互助金一倍的金额作为死者的殓葬费。因为当时政府没有福利救济金，只有私人和公司作出表示。

二、凡公司员工子女向公司求职，得优先录用。

三、凡男女员工的婚嫁，在新新酒楼或新都饭店开排筵席，享有八折优待，还可在新新旅店免费住宿两天，作为对新婚蜜月的庆祝。

以上三点不成文的做法，为父亲任总经理时所创立，因他是基督徒，“爱人如己”，也一直为我们所奉行。

我父亲唯一的憾事是少时未受教育，所以他对青年有志于学，莫不慷慨扶植，悉力以赴，施胜于取乃其目的。当我在新新公司主政之后，更积极推动该举措，以实现父亲的素愿。

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和“潘序伦会计学校”，都是专门训练商业人才的学校，我每年向其提供10项奖学金。学生毕业后到新新投考都予以优先录取。新新内部的中坚职员多来自该校。他们表现良好，有了经验后，有些人就跳槽到别家公司去，我都泰然处之。许多亲友和同事常讥笑我“为他人作嫁衣裳”，不值得花钱为人家训练职员。我纯粹为达成先人的心愿而已，不会计较别人的回报。

只有一件事我觉得很惭愧，有负先人遗命，就是在故乡中山石岐的慈善工作，办得失败。1926年，父亲从澳洲回到家乡，见到年老的乡村父老没有人照顾，年幼的孩子没有受到良好教育，心里感到难过，在他离乡时留下一笔钱给石岐银号托管，代他办理三件事：

一、施米济贫，每月由族中长老代派米粮给乡中孤独老人，不论宗姓，均一视同仁。

二、兴助学金，凡族中子弟，有志于学，可指定入读“翠柏小学”，一切费用悉予供应（翠柏是我李族先祖的名号。这小学是为纪念他而设立的）。

三、赠医施药，协助丧葬事宜。

这基金的运用，非常透彻，故乡受惠的人很多。直到1941年日本南侵，战火蔓延到华南，主持乏人，加以货币贬值，瞬息万变，余下的基金，当时可以买一座大楼，数年之后，仅能买得一只薄饼，遂失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