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沦陷八年中，金融混乱，通货膨胀，新新公司却能安然渡过，还比以前发达，业务更加蓬勃，是意想不到的奇迹。孙子兵法有句名言：“置之死地而后生。”可以说是这个时期新新公司的写照，它就是在绝境中努力挣扎，闯出一条生路。

当八一三战役之后，国军退守，南京也失陷了。国民政府表示抗战到底，一迁武汉，再迁重庆，上海遂成为沦陷区，上海的老百姓成为无主孤魂，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仍然是英美法三国的势力，日本军队虽然领有四郊的地区，却未侵入租界。这是由于它对三国有所顾忌，关系还未破裂，同时又企图维持上海市面的繁荣安定，以免失去一只会生金蛋的母鸡。

八一三战事结束，租界市面似比以前更为繁荣。江浙的富豪都搬到租界定居，苦中作乐。所有戏院、酒楼和舞厅都生意兴隆，处处满座，灯红酒绿，反映出乱世人心矛盾苦闷，醉生梦死，苦中作乐的心理变态。当时上海的金融相当混乱。国民政府虽然退守重庆，法币仍然在市面流通，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一样在上海照常营业，直到1942年汪伪政权成立“中央储备银行”，才改用中储票。流通在民间的老法币越来越多，票面越来越大，千元、万元已是小筹码，早已绝迹。新的额数总是十万元以上。生意往来，成亿成兆，不以为奇。普通家庭主妇买米买菜，都要用整捆的钞票，一捆钞票用绳扎好，加上银行的盖章注明数额，在市面交收，就可以不必再点数。因为纸币不值钱，捧着数捆钞票在公共场所往来，绝对不必担心有人来抢。

新新公司一天生意的收入，钞票常常堆成一座小山，用大麻包袋装好，用卡车送到银行。后来小的卡车也不够容纳，改换大卡车。有时一辆不够，还要增派一辆。以卡车运纸币到银行，穿街过巷，极为安全。此类怪现象，在沦陷时期的上海是司空见惯的。

由于纸币交收的手续诸多不便，银行想出一个快捷办法，改用银行的“拨款单”。所谓“拨款单”，即是银行发出的本票，其原本用处是银行与银行之间交拨款项的凭据。因而省却将大量纸币搬运的手续，只须在账面上彼此转账，快捷而省事。由于纸币泛滥，这种银行的拨款单在上海市面流通无阻，可以说，人人的口袋里都有一两张，所不同的是金额的多少，一般总是四五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几千万，作为真钞使用。当时上海人把在大众普遍通行的拨款单用方言的土音读作“八卦丹”。“八卦丹”是能医百病的成药，这也是孤岛时期上海人的一个幽默吧!

新新公司的生意太好了，存货一天比一天减少。因为在当时通货膨胀下，市民觉得买实物可以保值，不愿将花花绿绿的纸币存在手中，一般日用品和衣料等，有什么买什么，先抢到手为佳。今天买了一件东西，过了一段时间转卖出去，还可以赚钱。其实，并不是真的赚钱，只是纸币贬值的缘故。新新公司会计部每个月都有销货统计报告，仔细对比详读，不禁大吃一惊，原来短短的一个月时光，公司的存货竟少了二分之一，尤其是欧美的舶来品都成为顾客抢购的主要目标。这种囤积保值的风气，吹遍了上海每个角落，有钱的人囤积贵重的货品，无钱的人只好囤积价廉的小东西，洋烛、火柴也不失为好对象。长此以往，不出半年，新新公司的业务就会停顿，因为内部存货被顾客抢购一空，好像吸血鬼一样，将人的血液精华吸光，剩下一空躯壳，那又何用之有？

若陶四兄身为总经理，感到事态严重，他召集心腹干部举行秘密会议商讨对策，因业务的虚实不能给外人知道，影响大局。那时我仍在大学念书，不过事关整个新新公司的前途，也间接影响我们家庭的投资利益，我也列席参加。我是资格最浅，年纪最轻，抱着学习态度，聆听他们的意见。他们都是我的兄长和长辈，在他们面前，我因人微言轻，很难得有机会能够发表和畅谈自己的意见。大家谈了半天，都没有建设性的方案，我失望地退席。晚饭后，我赶回圣约翰大学，但在宿舍里无法安静下来，因为公司的前途问题萦回在我的脑海。

我认为，做大生意应该有创新的勇气，不能墨守成规，畏首畏尾。我于是写了一份意见书呈给四兄，提出三点提议：

第一、把现有的纸币，包括每日的生意收入全部兑换黄金，换言之，自己的货被人买去，我们应买回黄金作补充。在任何动乱的情况下，黄金总是唯一可以保值的物品。当时上海通用的黄金，都是十两一条的十足赤金，也有一两一块的小金块。在市面通称，十两金条为“大黄鱼”，一两金块为“小黄鱼”。我主张把购入的黄金存入汇丰银行作抵押，然后购入英镑或美元外汇，作为海外订货之用。

第二、向英国、美国厂商签订大量订单，货品的种类有：呢绒、布匹、洋酒、香烟、五金、化妆品、瓷器和罐头食品等。这些货品可以贮藏，不受时节性影响，而且又是生活所需，不愁销路。最重要的是必须在三个月之内交货，运到上海，以济时需，如果太迟了，便失去了时机，接补不上公司商场的空虚。

第三、就地取材，向上海的外商洋行，如慎昌、祥茂、太古和怡和等接洽，尽量购入他们的存货。当然，我们要请有力人士帮忙，并且要出相当高的买价。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很吃亏，不过我们也有我们的算盘，贵价买入，不妨贵价卖出，甚至贱卖白做，无利可赚，也不在乎。主要目的是应付不断前来的顾客，维持营业，货不能断，令顾客满意，更借此建立新新公司的商誉，表明存货充沛，经得起考验。

四兄读完我的献议书，很满意，不过他并不乐观。他认为和外商洋行谈生意不容易，好像与虎谋皮。他们比我们更精明，要价最高，让我们把他们仓底积存的旧货买去，算起来很不合算。

这点我也想到，我找到一位有力人士出面，帮助克服这个困难。他就是大卫·汤臣DAVID THOMSON律师。大卫虽然是澳洲人，却和父亲有一段很深的渊源。他的妻子司徒敏儿是我的义姊，年青时在昆士兰，因为种族婚姻问题，和自己家庭长辈闹翻，幸得父亲仗义执言，从中排解，还收容并成全了他们。后来他们到上海结婚，大卫在上海执业，时来运到，成为当地大红大紫的有名外国律师，周旋于华洋高层社会和商场，名利双收。但他俩并不忘本，对父亲敬礼有加，感恩报德，有求必应。

去年前，汤臣夫妇曾回到澳洲，投入政坛活动，巧合得很，于上月由政府委任为驻上海商务专员，为澳洲工商业谋求发展。他们曾来我家向母亲致候，敏姊和我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姊弟关系，但她对我关怀备至，远胜血亲骨肉。这大概是出于她铭感父亲当年对她的爱护，在众弃亲离的孤独困境中促出援手的缘故。当我透露出和汤臣夫妇这段关系时，四兄大喜过望，嘱我尽快与他们联系。

大卫对于商业门路比我更熟悉，他很乐意出力，他帮了新新公司一个很大的忙。他为我们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为了应付目前危机，他特别批准给新新公司澳洲米和面粉各5000包，全部按照公价。那时米和面粉价格有涨无跌，而且以后还有配额，无形之中，为我们新新公司财源滚滚而来开辟了一座金矿。米粮问题解决了，内部人心大定。

第二件是向欧美名厂订货，他认为在香港采购更为便捷。因为香港的洋行存货多，正愁找不到大主顾，因而要价不会太高，而且离上海近，运输日期短，何必舍近而图远，反向英国和美洲着手？

新新当局接纳了他的全部提议。四兄立即率领四位干部赶赴香港，在短短十天之内办理收购工作，把全港适合我们的货品全部买清，一部份用银行信用状付款，另一部份用押汇保证，共达50万港币之多。当然其间系由敏姊和大卫的保证，大有力焉。

新新公司得了这大批货品，运到上海时，已经利市三倍，只卖出一小部份，就还清一切贷款，余下的等于净赚的溢利。

有了上次的教训，我们很珍惜这批基本存货，谨慎贮藏，待价而沽，作为复兴的本钱。

我们永铭大卫雪中送炭的支持。后来两年任满，他回到澳洲，我们仍保持联络。

经过两年的努力，新新公司已经脱胎换骨，有了稳固的经济基础，拥有不少欧美名厂的产品，他家皆无，唯我独有。如澳洲的羊毛毯、羊毛衫（外套和内衣）、干果、牛油、饼干、面粉，堆满了货仓。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海运中止，欧美来货绝迹，这些商品更是奇货可居，简直是一本万利，日涨夜大。在当时物资匮乏的情况下，谁有存货，谁便赚钱愈多，实力也更坚强。由于资金充裕，新新百货公司除经营百货之外，另向工厂、地产和银行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