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在上海点燃对华侵略的战火，直到1945年8月15日投降为止，整整八个年头，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经历过的人越来越少，如果是三十岁的后一代，更是茫茫然，毫无印象。以下所讲的，虽然是我个人或新新公司一个单位的事实，足以反映当年一般人在沦陷孤岛的生活，是怎样渡过的。

我的经历可分为两个阶段：由八一三抗战开始，到珍珠港事变为止（即1937年至1941年），是第一阶段。由珍珠港事变后，到日本投降（即1941年至1945年），是第二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时，我正在圣约翰大学肄业，专心读书学艺，在校园住宿，过着宁静的生活，所以很平安地渡过了。

但是在这战火中的上海，我目睹难民流离失所的惶恐，轰炸杀戮的凄凉，炮火连天的震撼，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点燃了战火，进一步展开对中国的军事侵略。那时我正进入圣约翰大学肄业，专心读书，在校寄宿，好像深山避世修道，不理世间俗事。可是13日夜里，密集的枪声令我从梦中惊醒，全宿舍的同学都起了床观望，只见苏州河闸北以北一角，火光连天。无疑地，我们都知道上海战争的序幕已展开。因为近几天来，中日的冲突报导日益频繁，时局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校园在梵王渡，接近战区，危险重重。14日早晨，全部师生紧急集合在大礼堂，校务主任沈嗣良当众宣布全校暂时停课，寄宿生必须回家，海外侨生可以到租界青年会借宿。

我回到家里，先向母亲请安之后，就赶到新新公司查看。四楼会议室已坐满全体高级职员，正在讨论如何应付这些突然的变化，我不敢打扰，坐在一边静听，若陶四兄（即李泽，当时任新新公司总经理）指挥布置他们的工作：

一、保安措施：公司四面玻璃橱窗原本是用来陈列货物，招徕顾客的，安全措施很薄弱，现在要加上一寸厚的木板，防止流弹和抢劫。出入的大门改派双岗守卫，以策安全。

二、加强内部防火。

三、组织一支救伤和医疗队伍，24小时值班。

四、救济广东同乡难民，设法安置住所和膳食。

以前的战事多在华界的南市或闸北，但这次八一三之战，却涉及全虹口区，广东人一向多聚居在四川北路的武昌路一带。战争开始，他们多涌入公共租界，寻求庇护。新新公司响应广东同乡会的要求，毅然负起救济的义务，决定开放七楼的新申剧场和新新旅店四层的走廊（因住房早已客满），免费接待无处容身的乡亲，施粥施饭，以尽乡土情谊。

他们的讨论告一段落时，四兄看了我一眼，关切地问：“你找我有什么事？”我答道：“学校停了课，我特别到公司来帮忙。”四兄习惯地点一点头，表示嘉许：“你来得正好，我正需要人负责向工部局和警务处联络，现在就由你负责吧！”我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在座的人都用惊异的目光看我，面上带着疑问的神色，似乎在说：“你有没有弄错？稚气未除的18岁少年，竟去担任成人的任务！”这也难怪，上海租界的工部局和警务处全是英国人的天下，要和他们打交道，首先要懂英文，更重要的是要有门路，和他们有交情。参加会议的人，虽属公司高级阶层，却很少人知道我曾在美国《密勒士报》实习的经过，更不清楚我和这家报馆内部的人事关系，因此我可以凭着这种关系知道许多内幕消息。我利用秘书处作办公室，内部人手和通讯设备都是现成的。会议室旁有一间小客房，设备新颖整齐，正合我住宿之用，因为战事转瞬万变，我应住在公司内，以便24小时都能及时知道消息，早作准备。每天早上和晚上，各级负责人都齐集汇报。我报告的消息，他们最初都不大相信，以为我顺口开河。后来，每一件事都证实了我分析正确，而且消息灵通，比别人还早一步知道。他们渐渐另眼看待，不敢再存轻视之心态。

这是我初次在新新公司作出的工作表现，间接证明我不是“昔日的阿蒙”！

公共租界的治安秩序很好，当战事一开始就实行宵禁，一到晚上九时，就不准市民在街头徘徊游荡，新都饭店和新新酒楼因此无人光顾，业务陷入停顿状态。

新新公司的百货生意也一落千丈，因为人们现在关心的是战事的进展和因此带来的粮食问题，尽可能节省不必要的花费，所以昔日熙来攘往的热闹商场，变成冷清清，门可罗雀。

粮食问题日益严重，战事开始时，米价立即飞涨一倍，大家都感到战事不会很快结束，不能不多作准备，因为上海人吃的米多来自常熟和太仓两地。现在上海四周的江湾、南市、浦东和闸北都是战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被围困在中央，无法运入，来源势将中断。唯一的补给线只有靠外洋，即由黄浦江通过海运从暹罗运来，暹罗米经过机器加工焙干，可以储藏，不会变坏。但是这条供应线完全依靠太古和怡和外商船只航运，价格由他们操纵，何况远水不能救近火。

新新公司有职工800人，按照以往规例，在未开门营业之前，供应早粥，中午12时供应午膳，晚上6时供应晚餐，要消耗大量食米。公司幸运尚有一个月存米，可暂时支持，可是长此以往，将坐吃山空，终有一日会绝粮，必须设法补救。经过几次会议的讨论，采用折衷办法，将每天的膳食用米减少二分之一，改用红豆和白豆代替，用这样的办法使食米不致早日用罄。此外还将平时四菜一汤改为三菜一汤，因为上海没有足够出产，鱼肉蔬菜也都是通过四效乡镇运来。在这非常时期，这些紧缩措施，上下都无怨言，充分表现出和衷共济，共赴国难的团结精神。

战争爆发后的第二三天，中国空军由杭州笕桥基地起飞助战，其主要目的是炸沉日本指挥舰“出云号”。这艘军舰停在黄浦江畔，时时发炮偷袭浦东阵地和吴淞炮台，中国军队受到极大威胁，空军出动予以还击，虽然没有炸中，但英勇地进攻，确令日本军舰相当狼狈。租界的中国人对此无不欢呼鼓舞，每次空战，人们齐集涌到街头观看，大家同仇敌忾，恨不得尽歼强寇——日本侵略者。有一次，一架中国飞机被日本军舰的高射炮击中左翼，摇摇欲坠，向后方撤退。飞机的两翼载有两枚炸弹，由于左右不平衡，飞行缓慢，飞行员大概想将炸弹抛弃在南京路跑马厅（今人民公园）的空地上，然后撤退。

在高空飞行不过一线之隔，飞行员掷下第一枚炸弹，竟不幸落在和跑马厅近在咫尺的大世界游乐场门前的马路中心，轰天巨响，附近楼宇都被震得摇动起来。当时正届中午，我在秘书处办公，疑心战区打来炮弹，立刻拿起电话向警察总局查询究竟。突然间，天空起了一阵尖锐的轰鸣，接着又是一次爆炸巨响，比起第一次更猛烈，连百页窗帘也堕了下来，整个房间满是灰尘。我慌忙走到隔壁的会议室暂避，只听到南京路上人声车声，乱成一片。我好奇地向楼下看，不禁胆战心惊，说不出话来。

只见南京路上满地都是躺着的人，有的已奄奄一息，有的肠流肚裂已经死去，破碎的衣服，残断的手脚，混和着鲜血，染红了南京路，场面恐怖无比。

原来第二枚炸弹落下，击中了先施公司二楼的石柱，反弹到对面的永安公司，全部窗门都被震碎，铁片、木块、玻璃满天飞，南京路上的行人不幸遭殃，不知死了多少人。炸弹落下之后，警察总局立即封锁现场，加速清理，我居高下望，至少有四五十辆卡车，将血淋淋的尸体，好像搬垃圾一样运走。我初次体验到惨酷的战争造成人间的浩劫，当日目睹情景至今仍深留脑海，很难磨灭。

新新公司虽然和先施公司毗邻，却幸而没有职员伤亡，仅仅窗户受到损坏，如果炸弹再略为偏斜一点，那么一来射入了窗口，室内的人就首当其冲了。

这次八一三战役，足足打了一个多月，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中国军队英勇作战，使野心勃勃的侵略者初尝苦果。日本军阀对于南京和上海，处心积虑已有十多年，认为占领京沪不过举手之劳，是以公开夸言：“一天之内，就可以解决上海，三天就可以打到南京。”

淞沪战争的爆发，于8月9日有显著的征兆。当时日本兵舰已集中在黄浦江，并且运到陆战队一万多人，在汇山码头登岸，列队在虹口巡行示威，随即令武装士兵闯入虹桥机场滋生事端，制造挑衅借口，提出条件，企图以恐吓手段，令中国政府屈服。8月13日早晨，还蛮横地对江湾华界的上海市政府送出最后通牒，当日晚上却揭开了大战的序幕。中国军队虽然装备落后，但士气如虹，日本军队人数不多，彼此对垒，形成拉锯战，双方相持了30多天。日军在大量增援下，以海陆空的优势，向闸北后方的杨行、罗店、大场进攻，尤其在大场战况至为猛烈，双方伤亡惨重。9月12日，我方闸北阵地发生动摇。次日，大场失守。10月30日，中国军队撤出闸北，在虹口地区的战事自此告一段落，但在南市的中国军队仍未撤退。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6日又有另一支军队在杭州湾登陆，包围切断了南市守军的退路。最后，守军绕道沿着京沪路线撤离上海，同时在南翔布下了新防线，继续作战。

于是，上海周围的据点——东面的浦东、西面的虹桥、南面的南市——尽落在日军掌中。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两块十里洋场的土地困在当中，形成孤岛，在英美势力保护下，维持原状，直到珍珠港事变，历四年之久。

当时的上海虽然四面受包围，仍然有陆路可通，就是由上海到杭州，从浙江转入大后方的重庆，这路线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时。在水路方面，可以由黄浦江乘英商的太古或怡和的轮船到香港，运输接济不绝，不过到了1941年太平洋事变后，就完全中断了。

1937年11月11日，中国军队全部撤退，上海租界又恢复了昔日繁荣，圣约翰大学也复课，我继续读书。经过了这次30多天的战火洗礼，我觉得自己成熟了许多。

在新新公司方面，我初次加入行政工作的表现，比起前辈的职员并不逊色，令我信心益增而坚定，更为发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