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新新公司开幕，转瞬不觉一年。经刘锡基伯之策划领导，锐意经营，及部属之戮力匡助，同心合作，成绩斐然，营业渐入佳境。

在此前程似锦，方兴未艾之际，新新公司内部人事竟起分歧，初起于高层人士对于行政措施之意见不同，继而酝酿牵涉全局，终而导致劳资纠纷，招来停业恶果。“一着之差，满盘皆错。”此诚非人事能意料所及也。

须知“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新新公司之停业，表面上是劳资纠纷。质言之，乃 “省港财团”李煜堂与刘锡基系之干部纠纷。

欲明了劳资之对立，则需先了解公司内部之人事关系，始能溯本追源，知其因果。

当刘锡基伯脱离先施公司之际，有不少中级职员追随其后，而转至新新公司寻求发展，其中之中坚份子有：林冠刚、林君厚、萧祖瑞、黄致祥、高达轩和林干文等。

当新新公司创办伊始，全部经济支持皆以“省港财团”之马首是瞻。“省港财团”乃由李煜堂（代表广东银行）、李星衢（代表东亚银行）、林护（代表联益建筑公司，承包新新公司大厦建筑）和陈焕之等前辈为核心领导，主持一切。由于“先入为主”之形势环境，新新公司之经济命脉亦操纵在“省港财团”之手中。

当新新公司成立开幕之时，李煜堂伯当选为总理，居行政之首。但煜伯在沪居留时间不多，一切委托其婿“冯自由”代理职务，刘锡基次之（即任经理）。刘伯之下，另设副经理，由煜伯之胞侄“李金玺”担任。另司库财务，由陈焕之之女婿“郑文铸”署理。陈焕之另一亲属“江耀章”则出掌秘书，负责外交。观乎以上职位之安置，“省港财团”之控制权力，已五分天下有其四矣！

俗谚有云：“共患难易，共安乐难。”在新新公司开业初期，各人上下一心，皆以共闯天下为前提。在此大前提号召之下，对于自身利益，鲜有提及。及后营业兴盛，天下大定，计较之心，油然而生。至于冯自由、李金玺等，皆以父兄或裙带之亲，获此高位，既无商场经历，更无指挥能力，已失崇敬信仰，再加以彼等意气用事，常与刘锡基伯之行政职权相左，更引导中下级干部之离心，此乃劳资纠纷之潜因。

至于工潮之导火线，乃由于解除林干文和萧祖瑞二人职位而起。林干文和萧祖瑞担任营业主任，执掌商场行政，因不满李金玺之命令，故拒绝执行其命令而遭降职。但此处分决定并未得到刘伯之同意，二人遂借此理由，不加接受，我行我素，照常办公，以示反抗。

此种行政过失，若按照公司章则之规定，量情合理处分，并非难事。不料，冯李竟授意秘书江耀章代表公司向警署报案。警署以二人侵犯公司财产为理由，加以拘捕。一时意气之争，竟将小事化大，而弄成僵局。

此事发生后，引起刘系干部“兔死狐悲”之公愤。刘系干部遂发动职工怠工一天，并提出以释放林萧并恢复其职位为停止怠工之条件。先父敏周日睹事态恶化，深感忧虑，先征得刘伯之同意，乃挺身而出，愿作调解人，先安抚刘系干部，少安毋躁，照常工作，静候交涉结果。但冯李误解先父苦心孤诣，以大局为重之善意，以为其曲意求存，乃代表刘系求和屈服之表示，竟提出反要求，开除领导怠工的骨干分子10人，全体职员须立悔过书，保证服从章则，不得再犯。如此高压手段，若用之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或可收一时之效，但用之于“五四运动”后民气高涨之时代，则适得其反矣！

先父敏周仍极力主张不愿将事态扩大，而另辟缓冲途径，联合全公司之“受职股东”签名上书，请求董事会仲裁其事。^④如此献议，既尊重行政威严，又为维护股东利益着想，深得同人赞许。岂料当局不予考虑，于是和谈之梦，遂告破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劳资对立，势成冰炭；工潮蔓延，不可收拾。

刘伯首当其冲，左右为难，不禁气愤忧伤，心烦意乱，于是，委托先父主持一切，为大众寻求善后办法，及打开僵局对策。先父知此艰巨责任，极为重大。盖数百职工之生活、新新公司之前途、亲友信托之血汗投资和本人之将来命运，在此一举矣！

先父敏周以“快刀斩乱麻”之手段，展开积极行动：

一、正式成立新新职工会，公推“张志诚”君为主席，领导工运，向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登记，取得合法地位，并向各界社团呼吁，请求协助（按：此行动甚得社会关怀，支持，声援与资助，故在罢工期内，职工生活得以维持）。

二、号召新新公司各地股东签名，发起召集临时股东大会，讨论善后事宜（按：依照公司法例，有三分之一股东发起，可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此对症下药良方顿然见效，股东反应极为热烈。开会结果，以半数投票，通过改组董事会，刘伯和先父均当选为董事，分别担任总理和经理之职，并秉承董事会决议，主持内政革新要务。“不怕风和雨，不怕浪如山。”新新公司之命运，在惊险危困之中，又迈步前进，再入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