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公司之创立，表面观之，似甚顺利，但高层人士组织却不单纯，因此，开业一年之后，便起分裂，导致罢工而停业，以至元气大伤。后经先父李敏周出面排解，运用投资股权，召开股东大会，才改组了内部，从头做起。其中经历过程，可以说多彩多姿，亦可以说是多灾多难。昔人有云：“创业难，守业更难。”诚非虚语。其中经过，略述于后。

上海先施公司及永安公司，皆以香港为其发源地，然后分支而至中国上海。质言之，香港之总公司控制一部份股权，在表面上及组织上，上海之公司是独立公司，实际上，仍受香港总公司之遥领。

当时，在上海之先施公司，由黄焕南以“监督”名义，领导主持，以经理刘锡基为副。因为刘伯反对香港总行会计制度不合理之支配，而有脱离先施，另行自创天下之决心。

何以先施公司会计制度不合理？因为，由于上述之原因，沪港两公司“息息相关”，所以，每年之总结算混合计算。上海之先施公司溢利很高，香港之先施公司溢利底落，在后半年，常有亏本。由于混合计算法，于是，上海先施之溢利被港方分享了。常言道：“不患寡而患不均。”在此制度支配之下，上海先施之主持人产生了莫大之反感。

正在刘伯筹谋“另起炉灶”之际，先父李敏周适由澳洲返国，游览各地，考察商情，抵达上海，与黄焕南会合。

黄焕南乃是我外祖母之兄长，亦是澳洲华侨，由此双层关系，黄翁极力促成先父与刘伯合作，共创新局面。

刘锡基（1881—1926）是广东香山县人，与先父李敏周属同乡同里，乃少年共游之好伙伴，幼年父母双亡，依靠其叔父为生，后跟随其叔父到澳洲，在昆士兰省之汤士威卢大埠为木匠营生，人地生疏，飘零无依，甚不得志，无限沮丧。当黄翁焕南回香港，参加先施组合，刘伯见机而作，追随同返，初在先施公司任职，学习百货生意。但其为人也，足智多能，富于进取，不久，已崭露头角，“青出于蓝”，被擢升为高干成员。俟上海先施公司成立之初，刘伯遂荣膺经理重任，独当一面，得遂其鸿鹄壮志，展其创业抱负，成为中国百货业之翘楚人物。　 

当先父与刘伯在上海相见，旧雨重逢，倍感亲切，彼此正届英年，志趣相投，雄心万丈，斗志如虹，且经黄翁之鼎力促成，两人遂衷诚合作。新新百货公司之宏大事业，诞生伊始。开业初期，前有工潮纠纷。后有经济危机，两人“风雨同舟”，齐心协力，挽回颓局，渡过难关。其慎守信义之精神，终生不渝。

我陇西李族，卜居广东省香山县仁良都南阳里(今属中山市石岐区南下村)，世代务农，已历多年。根据《香山县志》记载：李氏17代之先祖“彦林公”，乃由南雄珠玑巷迁来，为我族定居香山县之始祖。　 

先祖父“兆轩公”已是第19代，生子女共7人，6男1女。先父生于1881年9月3日，排行最幼，名德树，字敏周。

当先父年方十八，香山洪水成灾，为患至烈。目睹家园破碎，农作物失收，深为沮丧，心想若不早图生计，来日艰苦，势难避免，于是发奋自立，决意出洋谋生，借以减轻家庭之负担。

当家境困难，正待谋寻出路之际，邑中仁良都曹边村(今属中山市南区)乡亲梁坤和老先生，适从澳洲旋里，与先父邂逅相逢，畅叙别情。先父遂力恳梁翁提挈，玉成其出国谋生之愿。

梁坤和老先生，因旅居澳洲多年，早已成家立室，并置业生产，勉称小康，且为人慷慨，关怀梓里，欣然接受先父之请，并出资相赠，以壮行色。

一路饱尝风浪颠簸之苦，先父在墨尔本登陆后稍事休息，即乘火车北上，至昆士兰省QUEENSLAND之汤士威卢埠TOWNSVILLE，再乘马车入乡，至AUR小镇。迢迢千里之行程，经30多日之舟车转接，始抵达最后目的地。盖梁翁在此置有农场，种蕉树果，栽植菜蔬，颇具规模。于是，先父一生之事业，发轫于斯。

先父在农场日间苦力耕种，晚上则到当地基督教会拜“密勒牧师”REV ALLEN MILLER为导师，勤习英语，充实一已知识，经备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