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资永安企业集团，由郭氏昆仲所创立。郭乐雄心万丈，富于冒险精神；郭泉实事求是，头脑冷静，勇于实践。兄弟两人，个性虽不同，但能彼此配合，同心同德，创立伟业，而相得益彰。

郭顺年纪最幼，排行第六，香山亲友、同乡和后辈都尊称他为“六叔”，以示亲切。因为他谦厚和蔼，最得人缘。同时，他也是郭氏昆仲中最杰出的一位。他承袭两兄的特长优点，负起“攻”和“守”的重任，接受最艰巨的挑战。　 

郭顺，字和辉，英文名WILLIAM（威廉），生于1885年12月10日，卒于1976年4月16日。

1901年，其二兄郭乐已在澳洲雪梨创立了“永安果栏”，业绩日趋旺盛，稳步推进，于是函召郭顺前来，加以训练造就。郭顺时年方十六，仅是一位天真无邪、稚气未除的少年而已。

我国传统，常有“易子而教”的良好习惯，郭乐亦有相同见解。那时，雪梨附近有一“聘记商行”，是华侨前辈李近冬乡贤所开设，专以经营牛皮和羊毛出入口为业。如果，以当日澳洲同业的标准来衡量，聘记商行似属规模微小，但以华人商行在雪梨一隅，已算是佼佼者，处于领先地位。

郭乐征得李近冬前辈的同意，收录其弟为学徒，一切按部就班，从头做起。这就是郭顺一生事业的开端。

自古有云：“名师出高徒”，“强将无弱兵”，郭顺在聘记商行三年艺满，为时虽短，已得了李老的秘传，还积累了不少经商的经验。

1904年，郭顺正式在永安果栏开始工作，协助业务，充当副手。但其为人，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尤其谦逊待人，赢得顾客和同事的好感，且对工作负责而勤谨，毫不作伪。

郭乐冷眼旁观，考验再三，认为满意，逐步将业务移交其指挥，而本人退居幕后，其实，他另有他图，准备后退回国的张本。

其故安在？因为：

1901年，澳洲联邦政府正式成立。其颁布的第一条法例，就是《限制移民法例》，凡是有色人种入境，都要受到严格的管制。已在澳洲的华人，暂可获得由三年至五年的临时签证，到期再申请，批准与否，全无确定的明文规定。

换言之，在这条例之下，凡是中国人绝对无法享有澳洲公民的资格，或归化的权益。

因此，当时侨商都步步为营，适可而止。郭氏昆仲是先知先觉者，深知澳洲是“长安地，不易居”，应早作后退的打算。1907年，郭泉先返香港筹办永安公司。

两年后，郭乐见香港的事业已奠立稳固根基，遂决心将全部资金和人力转移，由澳洲撤退。这种“壮士解腕”的果敢，确有超人的睿智。

至于，在雪梨的永安果栏，委交郭顺全权处理。郭顺时年仅24岁。这是郭顺接受第一次的挑战。

如何维持雪梨永安果栏的光辉业绩于不败？这有似“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确是一个很费思量的问题。

昔人有云：“创业难，守业亦不易。”创业，有如战争一样，攻城陷阵，凭着一股干劲，锐不可当，而勇往直前。

守业，却不是如此简单，先要有统筹全局的才智，确保已得的成果，加以充分利用和发扬光大。然后，可以延续永保。

是以，善于守业的人，必须兼备“攻”的干劲，和“守”的才智，始能运筹自如，开拓新境。

郭顺受了兄长的嘱托，留守澳洲的事业，其责任至为繁重。因为，当时政府的法令，日渐严厉，对于香蕉业务的发展，频加限制。瞻望前途，殊不乐观，好像一朵盛开的蔷薇，姹紫嫣红，鲜艳绚丽，但已渐渐呈现凋零的状态，来日无多。

郭顺明乎目下环境，不进则退，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挣扎突破，另辟新途。于是，郭顺采用了以下的新策略：

一、薄利多销  优待顾客

永安果栏是批发商，一方面，代表农场种家，代他们推销出品，以抽回佣金为主要收入；另一主方面，酌量订定市价，卖给门沽的顾客，如此一出一入，均有好处。当然，拥有大量顾客的批发商，生意滔滔，财源滚滚。郭顺利用永安的原有关系，加以发扬。

凡是顾客都有优厚的折扣，换言之，减少自己本身的入益，而给予他们多一些额外的赚利，薄己而利人。

凡是同乡或诚实顾客，也放宽或延期收帐期限，间接地给他们经济上的周转便利，因此旧雨新知纷纷而来。

二、投资别业  改弦易辙

郭顺以前学艺出身的“聘记商行”，因东主年老，经营不善，业务有如江河日下，日趋没落。郭顺觉得皮革贸易极有前途，而且澳洲政府对于出口，极力鼓吹，甚至有优待纳税的特权。自己对于该项业务，早有经验，且目前永安果栏财力充裕，他决意大量注资，挽回颓势。一则回报老东主的昔日恩情，二则为本身业务多辟一新阵线，可攻可守，利人利己，公私兼顾。

郭顺的新策略很成功，深得亲友故旧的赞许，建立更进一步的深厚感情，在众望所归之下，被推举为雪梨中华商会会长，领导群龙，而连选连任，共达10余年。声誉之隆，固足夸耀与骄傲，然而亦有他的才智和品德因素，并非偶然侥幸所致。

因此，永安果栏的业务，在四面压力交迫中，却能一枝独秀，有如秋菊，当万花纷谢的时候，仍能凌霜不凋，傲骨生姿，反而神韵清秀，繁英似锦，堪称奇迹。

郭顺留守澳洲，直到1920年才决心放弃，黯然离去。其主因，是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已开幕，正需一位年青有为而稳重的人，主持这新兴局面。　 

初期，永安在上海创立，系由其四兄郭葵主持，倚望正殷，但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未竟全功。后来，由郭乐亲自挂帅，完成其遗下任务。郭顺在兄长召唤之下，赶返协助，接受第二次的挑战。 

三、兴办实业  主持永纱纺织

昔日中国工业向以人力是赖，谈到机械制造，全属雏形，无法和欧美的厂商竞争。

例如，在上海，外资工厂林立，利用中国资源，低价劳工，而大量生产，然后将产品倒流，而倾销于中国市场，由此大获厚利。

是以，有识之士莫不大声疾呼，“振兴实业，挽回外溢的利权”，是当务之急。

郭顺对于实业展拓，极具强烈热心和信心，加上永安的强大财力背景，是以实现理想，较易为力。

巧合地，有位叫“骆乾伯”的广东同乡，适从欧美归来。他对于纺织素有心得和经验，正想在上海一展抱负。他福至心灵，选中了郭氏昆仲。“识英雄者，重英雄”，于是，他们合作起来。

由于郭顺对此有浓厚的兴趣，遂由他主理。

筹办工业并非“纸上谈兵”，首先要有充足的资源，始济于事。他们初定资本额为300万银元，用于购地建厂，添置机器，训练人才和收购原料等等主要工作。

后来，估计似未充足，于是公开招股。郭顺本人立即返到澳洲，向亲友故旧，广事宣传。

在海外的中国人，对祖国总是有百折不回的爱护；对于向祖国的投资，总是有良好的冀望。何况，永安百货公司业绩超卓，有优秀的表现，信心坚定，不在话下，结果，认股踊跃，资本额由原定的300万银元而增至500万银元。

最后，到1923年4月额满截股时，资本额共达600万银元，比之最初定额，超过1倍。认股者高涨的热情，令人振奋。

郭顺怀着满足愉快的心情，向澳洲的乡亲父老告别，重返上海，积极部署永安纺织厂的开业。

第一厂，建在杨树浦，于1922年启动生产程序。杨树浦在上海近郊，但水路可达吴淞海口，陆路可通市区，交通往来，舟车称便。永安纱厂以此为发源地，经之营之，逐步扩展。后来的第五厂和印染厂，都建在该地，将生产运作，一气贯通。

永安纱厂虽属新兴，比之欧美似乎逊色，但郭顺抱着再接再厉的精神，精益求精的锐志，于三年之后，已臻国际一流的水准，其主要的产品，有“金城牌”42支的双股纱线，堪称上乘，而拥有广大市场销路，获利甚丰。

1925年，在吴淞镇，有间华商经营的“大中华纱厂”，因内部股东意见不合，有意解散。郭顺闻讯，立出高价收购，并入永安旗下，改名为“永安纺织公司第二厂”。其扩展范围，又进了一步。

从此，永安纺织业务，节节上升，日趋蓬勃，于1928年再收购了“鸿裕纱厂”，将其改为第三厂。这厂位于市区的麦根路，近苏州河畔，专门以织布为主力生产品。

当时，永安纱厂初起之际，郭氏兄弟感到经验缺乏，人才不够，于是派遣子弟出国学习纺织工程和印染各专科，以备致用。其中，以郭棣活最有心得，卒业返国，担任总工程师，以其英年迈进的气魄，学专识广的才智，更为永纱前途，放出异彩。

郭棣活（1904—1986），字敬棠，是郭葵的长子，有精密的头脑，有灵活的手腕，一生致力于永纱，1949年大陆易手后，仍留上海，有“民族资本家”之称，后被委任为广东省副省长。

由于人才鼎盛，戮力合作，于是乎，永纱业务成绩，逐年大幅增进。

1932年，在吴淞的第二厂已不敷应用，只有在该地旁边，另建一座新型大厂，以补其不足，用新设计，用新机械，用新管理，独树一帜。这就是永纱的第四厂，比之往昔，更胜多筹；比之欧美同业，旗鼓相当，不遑乡让。

1935年，在杨树浦附近，适有“纬通纱厂”出让，就地利的优势，正符合永纱的需求。郭顺当机立断，立即加以合并，积极改组扩拓，成为第五厂。

在这13年光景，永安纺织厂已有长足的进展，成为纺、织、染、印全能工厂，也是中国私人经营的最大模范企业。其股份价格，超出原价以十数倍计，居热门股票的首席，实至名归，并非徒托空言，投机取巧而幸致。

上海永安纺织公司的组织，以郭乐为总监督（总经理），郭顺为经理，梁创为副经理，郭棣活初为总工程师，后成为整个事业的接班人。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势力南侵，咄咄迫人。郭乐却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警觉，在不动声色中，又为永安集团筹备后路，借参加“美国金门博览会”为题，到旧金山建立基地，派定郭顺留在上海，独当一面，应付另一艰险的新挑战。

1949年，大陆易手。那时，郭顺在香港。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由郭琳爽留守，而永安纱厂则由郭棣活以副总经理职衔接班主管，照常营业。

郭琳爽（1896—1974），字启棠，是郭泉的长子。1921年，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获农科学位。1922年，任香港永安公司署理，协助总经理郭泉主持业务（按：其二伯父郭乐当时是董事会主席，最高主持人）。1929年，被派往上海，出任永安公司副司理（即副总经理）。1933年，升为上海永安公司总经理。

在大陆易手前，为了改良生产，永安已在欧美订购了一批最新式的纺织机器，正在运返途中。

当时，香港永安公司当局一致主张将来货截留，准备就地设厂，另创局面。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计划，而正合时机，定获厚利。

但是，郭顺却独排众议，并说：

“当年，我们在上海创立永纱，其目的是振兴实业，挽回外溢利权，既然在祖国留播下了种子，就让它继续生长强壮，不要剥弱它的力量和生机。”

“身为中国人，理应为祖国尽最后的一份力。我们在商言商，不谈政治。”

由于郭顺的一番话，原批定货就运回上海。

这批定货，内有：

1．瑞士特莱的汽轮发电机1组

2．1000锭纺纱机全套

3．美国棉纱6000包

共值250万美元之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郭顺的决策，大概鉴于当日处境，另有其内幕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