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前，我祖父孙德焜在南朗华光庙做庙祝公及做饼食小贩，我父亲孙成江在中山县公安局翠亨分驻所任警长，后被调往石岐在户籍科工作。当时我随父母在南朗安定村居住，父亲工作早出晚归，公费车上落；母亲郑丽娟每天早上都带我到南朗华光庙向祖父母请安，然后她就去买菜回家。我则留在华光庙玩耍。家里请了一位郑氏婆婆帮做家务。当时我家虽然不算富裕，但我的童年也可以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可称得上美满如意。　　可惜好景不长，1937年7月，日军在芦沟桥发动侵华战争，1938年初，日军火速占领中山七区三灶岛（今属珠海市）在岛上建筑飞机场，由海陆空三军派兵镇守，作为侵略华南的桥头堡，并对岛上居民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年秋，广州市沦陷。此后，日军频频轰炸石岐，我祖母是个没有文化、扎脚、三步不出闺门的老年人，听闻日军来轰炸，一惊再惊吓呆了，于1939年病逝。为了生命的安全，我父母带着我们四姊弟逃到香港。是年，日军继续进犯中山二区全禄叠石等地，又出动铁拖、飞机、大炮、海陆空三军进犯横门。10月上旬，又用飞机在大尖山顶投放一面铅制的日本"膏药旗"，出动数千军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分别在叠石、金钟、大王头等地登陆，于某日进入石岐。1940年春，日军大规模进犯，占领石岐及中山县各地，中山沦陷。
　　我父母亲带着我们四姊弟逃到香港后以为可以甩难了，谁料因无亲戚朋友可投靠竟无栖身之所。当时在香港租屋遭遇入门三不租：一、有年老者不租；二、单身者不租；三、子女多者不租，只拣两夫妇刚结婚或只有一名子女的才租。我们只好暂睡骑楼底。几天后，幸遇一位屋主，他对我们说："我有一厅一房，暂时可以租给你们住，但首先讲明，最多租给你们两个月，到时怕你们不肯走，所以要预先收两个月押金，上期租金一个月，每月屋租20元，合计先交60元，如果无意见，你们就跟我去看看屋"。父母亲即跟屋主去睇（看）屋，约40分钟后，回来收拾行李，我们随即搬入距筲箕湾约800米，近小马路边的一间三层小楼。我们住二楼一厅一房，厅约60尺，房约70尺，共约130尺，都算不错，可惜厨房和浴室只约50尺，四户人共用，又无厕所，因争用而经常嘈吵。
　　祖母病逝后，祖父也跟着到香港了。此时我母亲已经怀孕第五胎，约半个月后，父亲在瑞昌枧厂找到工作，但住房就无法再找，时光易过，眼看房子快期满了，手足无措，到处拜托工友寻找，始终没有头绪，到最后一个星期，情急生智，买一批开好的旧火水罐，再买一批新加坡方木，自己在筲箕湾芝麻厂对开的山脚搭一间小木屋居住，解决了居住的问题。父亲的工资不够开支，于是辞工回家做些粉果贩卖，维持生活。
　　因日军继续轰炸中山各地，迫使大量中山人逃到香港，逃到我家来，衣食住都有很大困难，用水紧张，个别有点钱的自己出去租屋住，有些拿钱去买铁皮、木料搭建木屋居住。逃难的人太多，工作自然难找。虽有部分人搬出去住，但留在我家的亦有30多人，连我一家在内，住了足足有40多人，连我们做小生意的场地也住满了人。一个多月后，那些人带来的一点点钱已差不多用尽，越来越穷，个别人还染上病，之后病者日渐增加。1940年夏，我的四弟孙富国因病无法医活死了。不久，我的五弟孙富强和母亲双双患病入了香港中华医院。同年初秋，我五弟病死；秋未，我母亲亦病死在中华医院。他们死后葬在柴湾沙岗，编号为1940年1049号。我家剩下我们三姐弟及父亲4人，且各人都水肿成肥猪一样。我父亲为了抢救大家的生命，将木屋及家具全部留给亲友应用，立即带我们三姊弟回石岐。这次逃难，连被吓死的祖母计算在内，我家共死了四个人。虽然他们不是日军亲手所杀，但也是日军发动侵略战争间接害死的，这笔血债也应算在日本侵略者身上，此仇此恨永远难忘。
　　1948年，我父亲前往香港将母亲的骸骨迁回中山南朗西亨村后山安葬；1992年，我再将母亲的骸骨移到云梯山脚，与76位太祖妣一起，重新安葬。上述往事是作者亲身经历之一，中山沦陷期间，像这样的悽惨事情，何止我一家，真是不堪回首。
　　1940年冬，我父亲强忍失妻丧子的巨痛，带着我们三姐弟返回中山石岐后，去莲塘街良朋里周家庄，希望取回往港前寄存在那里的旧家私来用，不料屋主因生活困难，破锁入房，已将所有家私逐件拿去卖光了。父亲一见眼都傻了，正是"屋漏更逢连夜雨"。见面后屋主满面羞惭低下头来很久才说："我们经常买米都无钱，孙先生，我对不起你了"我父亲虽然愤怒，难过又失望，但又有何用呢？只好摇摇头说："算了，算我自己倒霉吧！"屋主见我们的病情及寒酸样，他自己也觉得十分难过，便关心地问道："先生，你们回来现在有落脚点吗？需要我帮忙代找地方吗？我这里地方又咁（这么）小，家具又咁（这么）少，如果冇（没有）办法，可以拆一对房门放在地上睡一晚，明天再算吧！"当时我们就在此屋睡了一晚。
　　次日中午，我们找到莲塘街右边第四间六号普照庵，巷里有一位师父名叫八坤（注：解放后，八坤师父曾任中山县宗教界人民代表，50至80年代，宗教界和原石岐莲峰区的干部群众尽人皆识。她的徒弟法名陈冠修，"文革"时改名为陈立新，住孙文中路60号），愿意将普照庵的自有产业，即庵斜对面五号的一间铺面形式的住宅租给我们居住。八坤师父见我们四人患水肿，很关心地问长问短，还给我们介绍了名医医治，又借钱给我们做小生意。当时父亲所做的小生意就是推一辆木头车到南朗买大南瓜运上石岐转卖，赚点运输钱。我们三姊弟最大的还未满十岁，未能帮父亲做工。父亲早出晚归，经常都是留下我们三姊弟在家。邻居好象是姓郑的，人人都称呼他为"七叔"。七叔约有1.65米高，两夫妇都又肥又白，有个大肚腩。每天下午约四点钟，七叔便带着四五个人，每人担两大木桶白米饭，从学宫（今人民医院址）担到太平路旧东区市场（今量刃具厂址）销售，日日如是，初时我不明白，当时太平路一带有多个卖饭带菜的摊档，卖白饭的唯有七叔的这个档口，而且售价比较便宜。后来得知七叔原来在学宫日本军营内任后勤班长，每天都检查各匹马的身份状况，帮马匹洗澡治病搞卫生等。午饭后就另用多个大锅煮白米饭，煮熟后在床板上铺一张大白布将白米饭摊开，待稍凉还带暖气时敷在马肚上扎实，经一个多小时后才解下来，用木桶装着担到东区市场出售。当时绝大多数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为免饿死，敷马肚饭也得吃。更惨的是，有很多人连买敷马肚饭的钱都没有，天天饿死人，到处有死尸。当时石岐约有八辆黑箱车，由早至晚在街上巡行，见有死尸无人料理就抬入黑箱，装满后就运往旧屠场门口右侧番薯地倒下，再由日军汽车驳运到蒲鱼洋堆积几天埋葬一次，令蒲鱼洋一公里范围臭味难闻。此路段也没有人敢行走，南朗村人上石岐，来到紫马岭便转入对面土瓜岭改走东道。街上个别尚未死亡，但将近死亡，又无人照顾的人都一样被抬入黑箱车里。例如南下一个名叫高才的糕品小贩就是尚未断气被抬入黑箱车的，被运到屠场前倒下后，自已就慢慢从尸堆里爬出来，再爬回家。
　　1941年春末夏初，中国人民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饿殍遍野。当时的莲塘街有一段路叫三公祠道，因为道中有一座三公祠，故得此名，三公祠比路面高80厘米，约有70坑之阔，前面原有一块空地，后来建了四间小平房铺面，其中一间住着11个乞食者，当时大多数人都捱饥受饿。他们又哪里能乞得食物呢？有一天，两三个乞食者在马路边拾到一些琵琶核回去煲来食，认为松脆可食，其他人也立即去拾来煲食。所谓饥不择食，个个都食得饱饱的。他们本来就体弱消化功能差，加上琵琶核又食得过饱，难于消化，食后几小时就开始胃痛，一晚过后到天明，11个人变成11条尸了。黑箱车来到后，立即上报，派足人员来抬。因为每部黑箱车最多只载三四具尸体，还要三四个跟班，又要抬高尸体搬上车；运往屠场又要经过华佗庙，当时华佗庙山的斜坡很高，所以运尸也要很多人手，可想而知，当时的惨况是多么的令人悲痛。再说七叔的家经常有日本军官出入，晚上及节日很多日军在他家打麻将，赌钱及奸淫妇女。七叔得知我们是几个孩子在家、没有大人，就欺负我们，凡遇地方不够用时就带一些日军及捉到的中国妇女到我们家来奸淫。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妇女未满20岁，一个媒婆带着她和一个日军某天又来到我家，只听那媒婆对女子说："你不用怕，初次是辛苦一点，以后就不怕辛苦了。"听媒婆这样说，可知这个女子是个处女了，果然在日军将她奸淫时，那个女子大叫救命，泪流不止。后来知道这个女子是石岐南下人，她后来嫁给一个做纸扎的为妻。又听讲一日军长官要求七叔将老婆让给他，愿意供钱给七叔开一间大铺，成事与否我不清楚。父亲见这种情景那么恐布、可怕、痛心、悲惨和难忍，觉得实在无法在此居住下去了，于1941年冬带着我们三姊弟迁回南朗圩与祖父同住了，次年初，父亲又带着我们三姊弟迁到榄边圩，在云衢学校与大地主阮钊大屋之间的一间平房中住下。父亲平日在家做些炒米饼、蛋糕和麻糖给我到各乡村小店去批发，维持一家生活。
　　1944年夏，五桂山抗日游击队不断壮大，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为了粉碎日军的围攻图谋，端午节晚，游击队备齐炸药，轰隆一声，把西桠村前的大环桥炸断了，按着又在湖溪里闸门前（当地人称为"乌头山"）的公路上"拦腰"挖了一道深坑，切断公路。次日，一个班的日军乘一辆军车从唐家开出前往石岐 ，来到被掘断的公路前，架设木板，迅速通过深坑，飞快驶去。
　　一位老伯发现敌情后，急向游击队报告。指挥部立即布置安排，在湖溪里公路两旁设下埋伏，使整段公路的活动目标都能处于火力网中。日军车开到大环桥时，见桥已被炸断了，花尽九牛二虎之力都无法抢修，无法通过，只得原路撤回。当日军汽车开到乌头山，进入了伏击圈内时，游击队立即用机枪对其开火。不料打了两三个短点射后，机枪就发生了故障，日军见状马上加大油门，汽车迅速驶过机枪阵地，到达被掘断的公路前，立即停车。车上日军迅速下车散开，利用汽车和公路两则面作掩护，向游击队开火还击，游击队亦分一班跨过公路从后面包抄日军，集中火力全歼日军。交战中，3名游击队员壮烈牺牲。游击队清理战场，将日军尸体全部埋葬于大车村后山里。
　　当晚下半夜，从石岐和唐家村各来了一个排日军约六七十人集中于大车村，以大车村为临时营地，分往乌头山里、大车村、西江里、赤坎村、榄边圩、甫山村、茶园村七条村破门入屋，将正在睡梦中的男女老少从床上捉起，从四点多钟一直捉到九点多钟，大多数被捉出来的村民连外衣裤都来不及穿，只穿着内衣裤就被押走，全部被押到大车村尾至西江里闸前对开的公路边坐下，全部要低下头来，稍为动一动就被一枪托打到头上。被捉村民估计约有2500人，坐了三分之二的路面，三分之一的路面留作通道。日军每隔四五十米摆一挺机枪。
　　约10点钟，日军集合后分成四个班，一班巡逻放哨，一班在村里杀猪杀鸡杀鸭做午饭，一班在村民中挑拣青壮妇女，带同狼狗上山寻找和挖回日军尸体，村民只准用手挖，不准用任何工具，一班日军在村民中挑出青壮男子，首先查看有没有抓惯枪有手趼的人，无法找到，便将认为可疑的，任意捉了七八十人，带入大车村审问。大车村距公路60米，村前比较整齐，有一块平整空地，又有一条四、五米宽的入村大路，当时都可以开得进大汽车，路旁种满水翁大树，出入阴凉，路侧有座碉楼作为放哨看更之用，到村前侧有一个水池，宽约7米，长约十二、三米，平时作养鸭之用。水池边有间大屋。日军的临时营地就设在这间大屋门口。
　　日军在门口摆两张八仙台，安排一个审问两个记录，一个翻译，其余日军负责捉人用刑，开始审讯。男村民逐个被捉到柜前，受一轮拳打脚踢后，要低头候审。审问内容都是这几句话："你中国人好好地讲出哪个是游击队？游击队在哪里？是哪个人杀死我们皇军的？讲出来放了你，大大的有奖，你不讲就枪毙你！对不肯答话的人就将其四肢绑在一张七级木梯上，腰间加五度绳綑实，然后由四个日军转梯将被审者反转入水中灌过半死，抬上来再审。因被抽出来的青壮年都不答话，每人都被这样灌水多次，真是闻者伤心，见者落泪。
　　日军审问至两点多钟毫无收获，这时有哨兵捉住一个猪仔小贩进来，猪仔小贩又被推进被审人群中。跟着哨兵又捉来一个十四五岁挑着两灌片糖的少年，两灌糖约有20斤，日军从中各抽两件要少年先吃。少年初时不肯吃，不敢吃，后经翻译传话劝说才肯吃。未待少年吃完，日军就饿狗抢屎般将两灌片糖抢光了。少年只管哭，日军便从猪仔小贩的笼里捉了一只猪仔绑好塞给少年，将少年赶出哨外。这个少年可说是幸运之极。
　　随后，哨兵又捉来一个青壮年，他是唐家人，与翻译及个别日军是相好的，一进来就大声叫翻译做辉哥，并说："辉哥，找人带我出哨外呀！"翻译答道："等一等，我们都快撤走了。"其实日军正在因问不出结果而发狂，正在此时，审问到榄边圩靠打笼维生的八记，因怕死，一开始就吓得浑身发抖，乱指乱认这个那个是游击队，前前后后在这七八十人中指出了40人，这个唐家人也包括在内。日军立即将这40人加绳綑实。到三点多钟，日军的尸体约10具被挖回来了，但几十个青年妇女的手指都已经血淋淋，血肉模糊了，有几个甚至上衣全被撕烂，三个完全无上衣。她们说因日军恐挖烂尸体，故不准她们用任何工具挖，只可用手挖挖至手指破时不肯再挖就惨遭毒打，被日军扯头发，撕上衣，用枪托打胸部等，能够活着回来已是侥幸的了。有的妇女便脱下外衣给那几个已无上衣的妇女穿上，并暗中关心安慰一番。
　　父亲也许因少出街，又白又瘦，故没有被抽中审问。近四点钟，父亲对我说："我们全家人在此，不知日军放不放人，你还是逃走为上，好过全家被杀。"于是，我看准机会，一见日军有些松懈，便向其假说要方便，与同屋劳坚的大老婆一起离开人群。劳坚平日以劏狗劏猪维生，有一只眼坏了，有人称他为"单眼坚"，也有人称他为"狗肉坚"。
　　他的大老婆我称呼为伯母。当时，坚叔与小老婆外出，没有为日军所捉。我与伯母一起逃走，幸好稻穗够高且密，我们两人沿着田基爬行，渐渐离开险境，当爬到对面山脚时，便隔远听到日军连射两排机枪子弹，我们吓得魂不附体。伯母受惊过度，刚才在爬行的时候连内裤掉了也不知道，上身也是衣不蔽体，为了逃生也顾不得这些了，甚至也没有留意到这些狼狈样子。后来我们继续爬行转一个圈爬回榄边家中。我们换好衣服，前往李屋边伯母亲戚处冲凉做饭，稍为休息一下，已是六点钟了。经过一天的饥渴惊吓，我已十分疲倦。因为我还是孩童，所以坐下不到五分钟就睡着了，突然梦中有人叫我，我睁眼一看，这时已经七点半钟了。有人报说日军走了，伯母亲戚立即请一辆单力搭我们回到榄边圩家里。见到父亲及姊妹，大家都十分高兴。
　　父亲说：六点钟时，日军一半返回唐家，一半返回石岐，被加绳捆绑的40人略松点绳索，要负责将挖回来的日军尸体抬回石岐，八记也要捉去石岐，其他被捉的人全部放了。此次事件虽然惊心动魄，捱饥抵饿，有41人被捉上石岐，但2000多人总算捡回一条命平安回家。
　　八记因怕灌水受苦而乱指是游击队员的40人，全部被带上石岐日夜审问，受尽苦刑折磨，但日军仍然问不出结果来，一个月后，多数人已伤病交加。在此情形下，日军只好放弃了，通知榄边乡公所保释这40人回去，只有八记一人尚不释放，继续留下来审问多两星期，但也问不出结果，被打个半死，最后也通知乡公所领回去了。八记回家医治一个多月后，出来铺面坐过两天，以后就永远消失了。
　　同年秋，父亲向江尾头村一位专运甘蔗到南朗出售的妇女买下一部旧木轮板车，修好之后，就专门帮南朗圩、榄边圩杂货商店运旧杂货、玻璃圆镜、旧家私等上石岐转卖，我们只收一点微薄的运输费，如货源不足，那就在南朗圩买些木柴，运上石岐沙岗圩转卖，赚点微薄工钱维持生活。我父亲原是个文人，体力较差，这时我与姊姊仅得十多岁，父亲推车把手，我与姊姊用麻绳拖车头，早出晚归，每天跑四五十公里，虽然是少年，我却不觉得辛苦。
　　艰苦的生活并不可怕，最怕的是眼见日军在中国各地肆意残杀中国人民。那个时候，南朗圩头有两间合掌小铺面、每间都有四行木板凳，每日天未亮就坐满日军。群众每经过此处一定要向他们行90度鞠躬礼才可通过，否则就挨拳打脚踢一顿，如果是青年妇女经过就被撕烂外衣侮辱奸淫，过路行人不敢正视，明知罪恶滔天的日军在残害百姓、除自己内心绞痛之外，亦无可奈何，加上南朗对面的安定村驻有一大批汪精卫部下的新军，名誉上协助维持治安，实际上有名无实。涌口门村、麻子村又有梁雄大天二与濠涌村（今名东濠涌村）南塘村等经常发生争地盘纠纷，枪林弹雨，打个你死我活，人民群众每天都提心吊胆。
　　某天，我们运一车旧家私到石岐太平路板坊街口侧的协成杂货店，这天的家私数量特别多，又有回程货，加倍辛苦，收工刚到家，南朗杂货店老板又追订一车家私，明早运来，为求两餐只有顶硬上。装好这车家私后，老板说："马上加速快走，有话以后再谈。我们运完这车家私，回家吃饭，冲凉后已是晚十点多钟，累极了，一觉睡醒，照样又开工，白天工作无事，唯独晚上再去装定隔夜货时，一入南朗就吓一大惊，十铺九关门，死气沉沉，父亲与我向各老板了解缘故。老板说："昨晚你们侥幸走得快，否则不死都哧破胆。昨晚你们走后不久，整个南朗戒严，封锁路段，日军大队人马进来捉人。"我们再经各方面了解，探知日军先到南朗圩中间的秀天祠乡公所，找乡长黄连生，又找到自卫队长程汉友等带头，挨家逐户地破门入屋捉人，共强捉青年60多人，说该批青年全是游击队员，用铁线两个或三个綑住双手，押到西桠村，因频频有家属托人保释，保释了共约20多人，最后剩下42人，于第二日晚上被押上西桠山顶。日军奉驻唐家的首领，花名"杀人王"，用刺刀将这42位无辜青年刺至重伤，推下早掘好的深泥坑里，使他们慢慢折磨痛苦而死，有两位青年因逃跑被开过两枪，日军在玩这些杀人游戏时，还不时发出狞笑之声。第三日天还未亮，我们父子运货经过西桠山下，隔远已隐约听闻痛苦的哭嚷声，走近就听得更清楚，也不禁边走边落泪。在被杀的42位无辜青年人中，有9位轻伤，当天深夜忍痛挣扎起来，互相照应爬下山，入村求救，幸得村民连敏组织单车搭他们绕道由江尾头村后转入大环村，避过大环桥日军岗哨，又由南朗水松基转入南朗圩尾，避过南朗日军岗哨，顺利运回家中。据我所知，这9位轻伤者，一位是游击队员，名桂味，一位是杂货铺的少爷仔，一位是鸿昌饼铺的少爷仔，其余六位我不清楚了。在这次事件中日军实际上刺死了南朗圩无辜的商业子弟共33人。后来，西桠村与江尾村头的村民到西桠山割芒砍柴，都说去卅三坑，或33人坑。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这种残酷的烙印，中国人民是世代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