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阳春参加了游击队
发布时间:
2009年12月31日 来源:
中山政协 作者:孙 茵
1949年春天,我们中山四区中学(今南朗镇云衢中学前身)的一批同学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分发、张贴完最后一批革命传单后,就匆匆整装随刘江(刘传敏)老师奔赴游击区去了。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捣毁了国民党的巢穴,解放了南京,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不断湧向祖国的南方,加上当地的反动势力不甘失败,更加倍地仇视、迫害进步力量,我们的每个人行动都受到敌人的跟踪、盯梢,所以只能分散地单线进行。经过一段曲折的旅程,5月中旬,我们四区中学的程又强(天亮)、黄剑生(黄强)、孙社球(海光)、吴华汉(吴立)、林金妹(丁束)、孙佩言(孙茵)、林珍和吴瑞等,还有县一中的刘坚坤、邝奋、李国光等,二中的肖良等共20多位同学终于来到阳春山区。数天后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部队首长便派地下交通员来接我们上山。过了漠阳江,沿着江畔来到一个叫大陂(音)的地方,脱下了学生装,换上土布衣(各人在家时向亲属要了一套妇女穿的便装)。这是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上从学生时代真正走进革命队伍的第一步。
我们爬山涉水,一路上只见青山绿水奇石,一个劲地往上攀登,同学们虽然气喘吁吁,但照样嘻笑玩耍,此时此刻人们的心情犹如:笼中的鸟飞出来了,脱离黑暗的蒋管区,我们自由了,大家不约而同地唱起了"山那边呀好地方呀……"。正在忘情中,突然前面传来了交通员的"命令":注意!要过"老虎嘴了,要特别注意安全啊!又说:大家要轻装,先把出发前发的两个饭团和咸蛋解决了。大家静下来之后又是一番雀跃,就着甘甜的泉水三口两口就吃光了。肚子吃饱了,装也轻了。此时交通员又发话了:拐弯就是老虎嘴了,它的下面是万丈山崖,要小心但也不要怕,跟我来!原来这是一条羊肠小道上的一块大石头,这石头象个虎头张着大口,人们要过这羊肠小道就一定要猫着腰,侧着身子,双手攀着虎舌,脚踏着虎的下腭,顺着虎嘴,把身子从这一侧挪向另一侧,而虎嘴的正前方便是万丈山崖,够惊险的。我们一个个都屏住呼吸,按照交通员的指示,小心翼翼地走过了这一关。
过了这关便顺顺当当来到粤中纵队二支队六团的团部驻地。这是一条在山窝中的小村庄,虽满目的颓垣败瓦(这意味着人民的贫穷和苦难),但由于有游击队在这里活动,人们的心里却喜气洋洋,充满了"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的信心和愿望。稍为休息便到开晚饭的时间,这是我们进游击区的第一顿饭。这是在一个禾场上吃的,没有饭桌、没有板凳,但明显地按一桌一桌的间隔放着一钵一钵的咸芋茎(用盐腌过的芋头梗,味道酸酸的),饭是红米饭。只听一声哨响,游击队从四面八方湧了出来,站队、报数、按班各就各位,盛饭夹菜热气腾腾忙起来。我们新来的也分了几桌,虽是简单的饭菜但大家也吃个新鲜,加上经过长时间的行军也已饥肠辘辘了,大家唏里哗啦饱餐了一顿。饭罢,值日官哨子声一响,叫道:中山来的新同志到那边空地集合。我们一行顺着值日官手指的方向走去,由一个缺口走进一间四面土墙的屋里,大家随意地站着,一会儿见一位男同志走了过来,他中等个头,大约二十五、六岁,外表斯斯文文,态度和蔼可亲。他就是我们的团政治处主任,名字叫陈庚。这是我们见到的游击队第一位领导人。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代表部队热烈欢迎我们这支学生哥生力军。他说他也是学生出身的游击队员,使我们倍感亲切。接着话锋一转,就谈到这支队伍是如何从最困难的环境,最残酷的战斗中走过来的;在大部队北撤后的1947年,他们遵照上级的指示隐蔽下来保存革命力量,为了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又与上级失去了正常的联系,供给、生活没有保障,他们就坚持在阳春、云浮交界的西山的大山洞里烧炭,坚持革命斗争,在山洞里连衣服都没得穿,因为剩下少量的衣服只能留给那些挑炭下山去卖的同志穿,卖完了炭才买点米和盐回来。就是这样他们靠在山上伐木烧炭,吃住在山洞,用最简单的食物和野菜充饥,以烧炭窑取暖,过着缺衣少粮的日子,时间长了,一些人员得了病又无医无药,受尽病痛的折磨。他们在这种艰辛的日子里,仍然坚持隐蔽,为保存革命力量而斗争。我们听了非常感动,认为要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就不能怕苦怕累,就要有为革命而牺牲的精神,从此奠定了吃苦耐劳的思想基础。这就是团政治处主任给我们上的第一课。上完这一课,我们便自觉感到自己是游击队的一员了,从此便跟着部队,白天隐蔽在群众家里或做群众工作或与群众一起劳动,晚上多数行军转移地点,如果驻扎下来,有时还要参加站岗放哨呢!那是由不得你"怕黑"的,只有硬着头皮"顶硬上"吧!
刚入伍,我们随着团部转了一阵子,白天隐蔽,夜晚行军(敌人通常是黎明前来袭击或随时扫荡,那时在山区还是敌强我弱),开始时很不习惯,后来慢慢地也锻炼出来了,领导开始放手让我们单独活动。到了一个地方摸清情况后,晚上我们就大胆地出去搞宣传活动,选择一个适当的地方大唱革命歌曲,亦歌亦舞。在那僻静的山区突然来了一伙"能歌善舞"的年轻人,一时间确是新鲜事,当地方圆十几里的男女老少都争先恐后来看热闹。歌罢舞罢,我们就按上级指示精神分别把成年男子、妇女、儿童组织起来。男同志负责将成年男子组织起来成立农会;女同志负责把妇女组织起来成立妇女会。儿童就组成儿童团。除了宣传党的政策外,还根据不同的对象向他们讲述解放战争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教唱革命歌曲,每晚如此,所到之处,群众运动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是我们参加革命队伍踏上征程的第一步。不久,组织上集中我们办了一次骨干学习班,学习了《关于减租减息斗争的指示》等,当时游击区还有地主和雇农存在,所以就要实行"双减"运动。要正确执行"双减"中的政策,首先就要学好"双减"条例,然后宣传教育农民,启发农民组织起来生产自救。在"双减"运动中又不能减得太多,要争取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学习班结束后,中山去的20多名同志(当时算是知识分子)被分配到每一个武工组去,以小组的形式方便活动。我被分配到的小组,组长叫阿贵,是当地人,还有一名女同志姓罗,我叫她罗姐。我们一起工作还挺融洽和顺利。我们深入群众中去了解当地的地主情况,宣传减租减息政策等。
记得有一天特别冷,我们来到了在阿贵家附近的一条村庄,实然接到一个情报,说敌人今晚要来搔扰。还没来得及吃晚饭,阿贵就马上带我们去村外一个弃置的牛栏里隐蔽。当时又冷又饿,只能就地捡一些能烧的东西来烧着取暖,但什么也没找到最后只见一堆晒干的牛粪,就拿一块来烧。啊!原来这牛粪烧起来不但不臭,反而有一股草香味呢!后经阿贵解释,我们才知道这就是当地人把牛粪晒干做燃料用的原因。熬到下半夜,肚子实在不好受。阿贵就说:"我出去看看,你们不要走动。我和罗姐两人就背靠背围着一条薄薄的棉毯矇眬地睡着了。突然听见有人走动的声音,吓了一跳,睡眼惺忪一看,原来是阿贵回来了,手里拿了4个熟鸡蛋,说是偷偷摸回家,他妻子给我们烧的。我想这穷苦的山村恐怕这鸡蛋也来之不易。当时真是感激不尽,心里在说:阿贵老婆真好!
后来我们三人又分散各自找一家"堡垒户",去和他们"三同"(实际上除同"做"外"吃"、"住"我们还是回到约定的集合点)。我去一个大嫂家帮她劳动。这大嫂是个年青的寡妇,丈夫病死不久,有三个孩子都很小,一个挨着一个的,最小的才刚会走。我去她家,开始她不理睬我(因为这是新开辟的地区,人们对游击队不了解),我只能和她的三个孩子玩玩。后来见她下田了,我就跟她去收割麻(就是用来织麻布、做麻绳的这种麻)。因为我在中山没见过,所以我不懂这是什么,只有看她怎么干我就学着怎么干。我见她将麻连根拔起,我也将麻连根拔起。因我年轻,身体比她好,故虽不熟练,但也拔得挺快,不一会儿就拔完了。她有点高兴了,就开始对我有些话说。慢慢地我又和她一起把拔下的麻挑到溪水里洗干净,跟着拿到地坪上去晒,晒一阵再把它砸开,弄湿后就沤,最后把沤烂的皮漂洗掉,眼前就出现雪白的麻丝了。在这个劳动过程中,我和这大嫂交上了好朋友,她才把她的家庭不幸和她所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我,而我又说解放军要解放全中国,穷人要翻身做主人的话去鼓励她。这时突然又有情报说,敌人要来扫荡了。我们马上撤离了村庄跑到山沟去隐蔽了。敌人扫荡过后,我们又回到了村庄,但满目苍凉,到处可见敌人"三光"政策留下的痕迹,我落泪了,心想我们的力量太薄弱了,真没用,保卫不了老百姓的生活。此时,我想到大嫂一家,就三脚两步跑去,只见她一家四口安然无恙,心上的石头才落了地,不过我哭了,只觉得心里内疚,觉得对不起大嫂,在敌人来时不在她身边,好象是我给她惹了麻烦,但大嫂非常宽容豁达,尽管她家已经没什么了,还怕我挨饿。她跑进厨房烧起一堆火,听见噼噼啪啪地响,原来她是在烧一种树上长的果实,爆开了也就熟了,比爆米花还大,捧在手中热气腾腾,塞给我说:"吃吧!我们这次是真的分手了"。当时我们都依依不舍,都哭了。
1949年10月阳春解放,10月23日我们粤中纵队二支队六团接管了春城。中山来的这伙战友又陆续调进政工队。当时的队长又是刘江老师。由山区回春城,大家的心情特别兴奋,在下山的路上,一路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我们这样高兴,一来,是全中国解放了,半年多没有家乡的消息现在可以和家人联系了;二来是战友们又可汇集一堂一起唱歌演戏了。但也有几分惆怅,我们已一步步远离山区走进城市,但心里还惦记着山区人民,他们的穷困生活何时才能得到改善呢?我们进城后,在中共阳春县委的领导下,白天去集市热闹的地方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还宣传使用人民币),晚上排练节目,十分忙碌。
11月下旬,我们在春城参加了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配合南下的41军122师的老大哥进军西山歼灭残留的顽敌。我们一路行军一路宣传,虽然也辛苦,但比起游击队往日的夜行军已好多了。过去我们处于劣势,常遭敌人的伏击,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夜行军时常常是一路走一路睡,这也是游击队员练就的"本领",不过深一脚浅一脚的有时还会掉进水沟里。当前面传来命令就地休息就更险,因为一放松就真的睡着了,险些听不到继续前进的命令,漆黑一片掉了队,人生地不熟怎么办?还好,我好几次在险些要掉队的关键时刻又醒过来追上了队伍。现在不同了,有大军作伴,光明正大雄赳赳气昂昂地行军,我们再累哪有他们解放大军累呀?他们徒步从北方走到南方,何况一路行军还一路打仗。再想起西山烧炭的老同志,我们就不觉得累了。我们若看见有病的战士,就去帮他背枪和背米袋子。
到了西山,我们才安顿下来,晚上在一个大祠堂里宿营,以班为单位去借门板铺好。刚睡下不久,就听到一声惨叫,大家以为是敌人来扑营了,唰地一声起来准备迎敌。谁知一查是在大门口放哨的团部通讯员,他吓得魂飞魄散,呆在那里还不会说话呢!原来惨叫声是他发出的,在众人的鼓励和安慰下,他才慢慢缓过气来说出原委:在他站岗放哨的地方前十多米,有一个大稻草堆,草堆边睡着一窝大狗和小狗,突然从百米外的小山丘上"呼啦"一声一只老虎扑了过来,矇眬中通讯员只见这只大虫两只象灯笼一样发亮的眼睛和听到一阵风一样带出的呼啸声,就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惨叫,但这虎却不是冲他来的,而是冲着狗来的。不料通讯员这一声惨叫也非同小可,却把老虎吓跑了,救了这窝狗。当时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我们女同胞都吓得毛骨悚然,天一黑就不敢出门口半步。还好,在这复杂的地区,上级也不派我们女同胞站岗放哨了。
讲起这位通讯员,我们中山的几位女同志还特别感激他呢!这位通讯员大概十四、五岁,但由于出身贫苦,缺乏营养,长得就像十一、二岁的孩子,我们大家都叫他"小鬼",所以他的真名我也忘了。他和我们玩得很熟,我们到什么地方,他都愿意跟着,就像我们的警卫员。有一次,团部在某地驻扎下来,我们五个女同志就要去一个偏僻的山坑里洗澡(因五个人除每人穿在身上的一套衣服外,只剩下二、三套不够换,所以洗澡要有人先洗,换下衣服洗了晒干,后洗的才有换的),这次"小鬼"也要跟我们去。我们说什么也不让他跟。把他赶回去后,我们就嘻嘻哈哈地一路走一路唱,到了那山坑是开心啊!水是那么清,下到水里真是透心凉。一时高兴,大家都得意忘形地扑腾起来,我和丁束竟不由自主地展开双臂划了几下,划出去了,但突然感到不对劲,脚怎么也够不着底了,心慌意乱大口大口喝水,眼睁睁看着清水中猛冒着自己呼出的气泡,心想这次死定了,脚一直踩不到底,手乱抓也抓不到东西。只听见林珍她们大声呼救人。不久,就觉得有人在我脚部推了一下,啊!我站起来了,原来水才到我的腹部,这是怎么回事?说起来丁束和我都有同感。原来,我们在划水时一下就掉进了一个下大雨时水从山上冲下来形成的深坑里,这坑的直径大概有5米多吧,因为我们不会游泳,心一慌就一直往下沉,水也喝了不少,真是已进了鬼门关。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的救命恩人--通讯员小鬼来了。他尾随着我们在后面慢慢地走,一听林珍叫救人就不顾一切跳进水里。他的水性不错,又熟练又机智地游近我们,抓住我们的脚用力向浅水处一推,我们便毫不费力地站了起来,这次化险为夷真是多得(粤方言,全赖的意思)这位聪明的小鬼,我们的救命恩人好兄弟!
自从发生"老虎事件"后,几乎闹得人心惶惶,但心慌归心慌,任务还得去完成,还好,幸亏有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和我们混编成小组,分散到群众家中去访问,了解敌人活动的情况,摸清他们窝藏的地方后向上级汇报,订出方案,采取统一行动,该抓的抓,该争取的就争取过来。在接触群众中我们广东的同志发挥了懂方言的优势,向他们解释政策,用党的政策和解放军的优良作风去感化他们。解放军的威武也震慑了敌人。经过深入细致的发动群众,团结起来与残余的顽敌作斗争,不久就把那些隐藏很深的敌人都挖了出来,彻底解放了那些边远的山区。为了巩固成果和建立基层组织,我们在那里驻扎了近三个月才返回春城。
1950年春天,由中山和阳春两地组织联系,我们这批从中山去阳春的学生,绝大部分都调回中山四区人民政府工作
我们爬山涉水,一路上只见青山绿水奇石,一个劲地往上攀登,同学们虽然气喘吁吁,但照样嘻笑玩耍,此时此刻人们的心情犹如:笼中的鸟飞出来了,脱离黑暗的蒋管区,我们自由了,大家不约而同地唱起了"山那边呀好地方呀……"。正在忘情中,突然前面传来了交通员的"命令":注意!要过"老虎嘴了,要特别注意安全啊!又说:大家要轻装,先把出发前发的两个饭团和咸蛋解决了。大家静下来之后又是一番雀跃,就着甘甜的泉水三口两口就吃光了。肚子吃饱了,装也轻了。此时交通员又发话了:拐弯就是老虎嘴了,它的下面是万丈山崖,要小心但也不要怕,跟我来!原来这是一条羊肠小道上的一块大石头,这石头象个虎头张着大口,人们要过这羊肠小道就一定要猫着腰,侧着身子,双手攀着虎舌,脚踏着虎的下腭,顺着虎嘴,把身子从这一侧挪向另一侧,而虎嘴的正前方便是万丈山崖,够惊险的。我们一个个都屏住呼吸,按照交通员的指示,小心翼翼地走过了这一关。
过了这关便顺顺当当来到粤中纵队二支队六团的团部驻地。这是一条在山窝中的小村庄,虽满目的颓垣败瓦(这意味着人民的贫穷和苦难),但由于有游击队在这里活动,人们的心里却喜气洋洋,充满了"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的信心和愿望。稍为休息便到开晚饭的时间,这是我们进游击区的第一顿饭。这是在一个禾场上吃的,没有饭桌、没有板凳,但明显地按一桌一桌的间隔放着一钵一钵的咸芋茎(用盐腌过的芋头梗,味道酸酸的),饭是红米饭。只听一声哨响,游击队从四面八方湧了出来,站队、报数、按班各就各位,盛饭夹菜热气腾腾忙起来。我们新来的也分了几桌,虽是简单的饭菜但大家也吃个新鲜,加上经过长时间的行军也已饥肠辘辘了,大家唏里哗啦饱餐了一顿。饭罢,值日官哨子声一响,叫道:中山来的新同志到那边空地集合。我们一行顺着值日官手指的方向走去,由一个缺口走进一间四面土墙的屋里,大家随意地站着,一会儿见一位男同志走了过来,他中等个头,大约二十五、六岁,外表斯斯文文,态度和蔼可亲。他就是我们的团政治处主任,名字叫陈庚。这是我们见到的游击队第一位领导人。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代表部队热烈欢迎我们这支学生哥生力军。他说他也是学生出身的游击队员,使我们倍感亲切。接着话锋一转,就谈到这支队伍是如何从最困难的环境,最残酷的战斗中走过来的;在大部队北撤后的1947年,他们遵照上级的指示隐蔽下来保存革命力量,为了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又与上级失去了正常的联系,供给、生活没有保障,他们就坚持在阳春、云浮交界的西山的大山洞里烧炭,坚持革命斗争,在山洞里连衣服都没得穿,因为剩下少量的衣服只能留给那些挑炭下山去卖的同志穿,卖完了炭才买点米和盐回来。就是这样他们靠在山上伐木烧炭,吃住在山洞,用最简单的食物和野菜充饥,以烧炭窑取暖,过着缺衣少粮的日子,时间长了,一些人员得了病又无医无药,受尽病痛的折磨。他们在这种艰辛的日子里,仍然坚持隐蔽,为保存革命力量而斗争。我们听了非常感动,认为要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就不能怕苦怕累,就要有为革命而牺牲的精神,从此奠定了吃苦耐劳的思想基础。这就是团政治处主任给我们上的第一课。上完这一课,我们便自觉感到自己是游击队的一员了,从此便跟着部队,白天隐蔽在群众家里或做群众工作或与群众一起劳动,晚上多数行军转移地点,如果驻扎下来,有时还要参加站岗放哨呢!那是由不得你"怕黑"的,只有硬着头皮"顶硬上"吧!
刚入伍,我们随着团部转了一阵子,白天隐蔽,夜晚行军(敌人通常是黎明前来袭击或随时扫荡,那时在山区还是敌强我弱),开始时很不习惯,后来慢慢地也锻炼出来了,领导开始放手让我们单独活动。到了一个地方摸清情况后,晚上我们就大胆地出去搞宣传活动,选择一个适当的地方大唱革命歌曲,亦歌亦舞。在那僻静的山区突然来了一伙"能歌善舞"的年轻人,一时间确是新鲜事,当地方圆十几里的男女老少都争先恐后来看热闹。歌罢舞罢,我们就按上级指示精神分别把成年男子、妇女、儿童组织起来。男同志负责将成年男子组织起来成立农会;女同志负责把妇女组织起来成立妇女会。儿童就组成儿童团。除了宣传党的政策外,还根据不同的对象向他们讲述解放战争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教唱革命歌曲,每晚如此,所到之处,群众运动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是我们参加革命队伍踏上征程的第一步。不久,组织上集中我们办了一次骨干学习班,学习了《关于减租减息斗争的指示》等,当时游击区还有地主和雇农存在,所以就要实行"双减"运动。要正确执行"双减"中的政策,首先就要学好"双减"条例,然后宣传教育农民,启发农民组织起来生产自救。在"双减"运动中又不能减得太多,要争取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学习班结束后,中山去的20多名同志(当时算是知识分子)被分配到每一个武工组去,以小组的形式方便活动。我被分配到的小组,组长叫阿贵,是当地人,还有一名女同志姓罗,我叫她罗姐。我们一起工作还挺融洽和顺利。我们深入群众中去了解当地的地主情况,宣传减租减息政策等。
记得有一天特别冷,我们来到了在阿贵家附近的一条村庄,实然接到一个情报,说敌人今晚要来搔扰。还没来得及吃晚饭,阿贵就马上带我们去村外一个弃置的牛栏里隐蔽。当时又冷又饿,只能就地捡一些能烧的东西来烧着取暖,但什么也没找到最后只见一堆晒干的牛粪,就拿一块来烧。啊!原来这牛粪烧起来不但不臭,反而有一股草香味呢!后经阿贵解释,我们才知道这就是当地人把牛粪晒干做燃料用的原因。熬到下半夜,肚子实在不好受。阿贵就说:"我出去看看,你们不要走动。我和罗姐两人就背靠背围着一条薄薄的棉毯矇眬地睡着了。突然听见有人走动的声音,吓了一跳,睡眼惺忪一看,原来是阿贵回来了,手里拿了4个熟鸡蛋,说是偷偷摸回家,他妻子给我们烧的。我想这穷苦的山村恐怕这鸡蛋也来之不易。当时真是感激不尽,心里在说:阿贵老婆真好!
后来我们三人又分散各自找一家"堡垒户",去和他们"三同"(实际上除同"做"外"吃"、"住"我们还是回到约定的集合点)。我去一个大嫂家帮她劳动。这大嫂是个年青的寡妇,丈夫病死不久,有三个孩子都很小,一个挨着一个的,最小的才刚会走。我去她家,开始她不理睬我(因为这是新开辟的地区,人们对游击队不了解),我只能和她的三个孩子玩玩。后来见她下田了,我就跟她去收割麻(就是用来织麻布、做麻绳的这种麻)。因为我在中山没见过,所以我不懂这是什么,只有看她怎么干我就学着怎么干。我见她将麻连根拔起,我也将麻连根拔起。因我年轻,身体比她好,故虽不熟练,但也拔得挺快,不一会儿就拔完了。她有点高兴了,就开始对我有些话说。慢慢地我又和她一起把拔下的麻挑到溪水里洗干净,跟着拿到地坪上去晒,晒一阵再把它砸开,弄湿后就沤,最后把沤烂的皮漂洗掉,眼前就出现雪白的麻丝了。在这个劳动过程中,我和这大嫂交上了好朋友,她才把她的家庭不幸和她所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我,而我又说解放军要解放全中国,穷人要翻身做主人的话去鼓励她。这时突然又有情报说,敌人要来扫荡了。我们马上撤离了村庄跑到山沟去隐蔽了。敌人扫荡过后,我们又回到了村庄,但满目苍凉,到处可见敌人"三光"政策留下的痕迹,我落泪了,心想我们的力量太薄弱了,真没用,保卫不了老百姓的生活。此时,我想到大嫂一家,就三脚两步跑去,只见她一家四口安然无恙,心上的石头才落了地,不过我哭了,只觉得心里内疚,觉得对不起大嫂,在敌人来时不在她身边,好象是我给她惹了麻烦,但大嫂非常宽容豁达,尽管她家已经没什么了,还怕我挨饿。她跑进厨房烧起一堆火,听见噼噼啪啪地响,原来她是在烧一种树上长的果实,爆开了也就熟了,比爆米花还大,捧在手中热气腾腾,塞给我说:"吃吧!我们这次是真的分手了"。当时我们都依依不舍,都哭了。
1949年10月阳春解放,10月23日我们粤中纵队二支队六团接管了春城。中山来的这伙战友又陆续调进政工队。当时的队长又是刘江老师。由山区回春城,大家的心情特别兴奋,在下山的路上,一路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我们这样高兴,一来,是全中国解放了,半年多没有家乡的消息现在可以和家人联系了;二来是战友们又可汇集一堂一起唱歌演戏了。但也有几分惆怅,我们已一步步远离山区走进城市,但心里还惦记着山区人民,他们的穷困生活何时才能得到改善呢?我们进城后,在中共阳春县委的领导下,白天去集市热闹的地方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还宣传使用人民币),晚上排练节目,十分忙碌。
11月下旬,我们在春城参加了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配合南下的41军122师的老大哥进军西山歼灭残留的顽敌。我们一路行军一路宣传,虽然也辛苦,但比起游击队往日的夜行军已好多了。过去我们处于劣势,常遭敌人的伏击,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夜行军时常常是一路走一路睡,这也是游击队员练就的"本领",不过深一脚浅一脚的有时还会掉进水沟里。当前面传来命令就地休息就更险,因为一放松就真的睡着了,险些听不到继续前进的命令,漆黑一片掉了队,人生地不熟怎么办?还好,我好几次在险些要掉队的关键时刻又醒过来追上了队伍。现在不同了,有大军作伴,光明正大雄赳赳气昂昂地行军,我们再累哪有他们解放大军累呀?他们徒步从北方走到南方,何况一路行军还一路打仗。再想起西山烧炭的老同志,我们就不觉得累了。我们若看见有病的战士,就去帮他背枪和背米袋子。
到了西山,我们才安顿下来,晚上在一个大祠堂里宿营,以班为单位去借门板铺好。刚睡下不久,就听到一声惨叫,大家以为是敌人来扑营了,唰地一声起来准备迎敌。谁知一查是在大门口放哨的团部通讯员,他吓得魂飞魄散,呆在那里还不会说话呢!原来惨叫声是他发出的,在众人的鼓励和安慰下,他才慢慢缓过气来说出原委:在他站岗放哨的地方前十多米,有一个大稻草堆,草堆边睡着一窝大狗和小狗,突然从百米外的小山丘上"呼啦"一声一只老虎扑了过来,矇眬中通讯员只见这只大虫两只象灯笼一样发亮的眼睛和听到一阵风一样带出的呼啸声,就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惨叫,但这虎却不是冲他来的,而是冲着狗来的。不料通讯员这一声惨叫也非同小可,却把老虎吓跑了,救了这窝狗。当时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我们女同胞都吓得毛骨悚然,天一黑就不敢出门口半步。还好,在这复杂的地区,上级也不派我们女同胞站岗放哨了。
讲起这位通讯员,我们中山的几位女同志还特别感激他呢!这位通讯员大概十四、五岁,但由于出身贫苦,缺乏营养,长得就像十一、二岁的孩子,我们大家都叫他"小鬼",所以他的真名我也忘了。他和我们玩得很熟,我们到什么地方,他都愿意跟着,就像我们的警卫员。有一次,团部在某地驻扎下来,我们五个女同志就要去一个偏僻的山坑里洗澡(因五个人除每人穿在身上的一套衣服外,只剩下二、三套不够换,所以洗澡要有人先洗,换下衣服洗了晒干,后洗的才有换的),这次"小鬼"也要跟我们去。我们说什么也不让他跟。把他赶回去后,我们就嘻嘻哈哈地一路走一路唱,到了那山坑是开心啊!水是那么清,下到水里真是透心凉。一时高兴,大家都得意忘形地扑腾起来,我和丁束竟不由自主地展开双臂划了几下,划出去了,但突然感到不对劲,脚怎么也够不着底了,心慌意乱大口大口喝水,眼睁睁看着清水中猛冒着自己呼出的气泡,心想这次死定了,脚一直踩不到底,手乱抓也抓不到东西。只听见林珍她们大声呼救人。不久,就觉得有人在我脚部推了一下,啊!我站起来了,原来水才到我的腹部,这是怎么回事?说起来丁束和我都有同感。原来,我们在划水时一下就掉进了一个下大雨时水从山上冲下来形成的深坑里,这坑的直径大概有5米多吧,因为我们不会游泳,心一慌就一直往下沉,水也喝了不少,真是已进了鬼门关。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的救命恩人--通讯员小鬼来了。他尾随着我们在后面慢慢地走,一听林珍叫救人就不顾一切跳进水里。他的水性不错,又熟练又机智地游近我们,抓住我们的脚用力向浅水处一推,我们便毫不费力地站了起来,这次化险为夷真是多得(粤方言,全赖的意思)这位聪明的小鬼,我们的救命恩人好兄弟!
自从发生"老虎事件"后,几乎闹得人心惶惶,但心慌归心慌,任务还得去完成,还好,幸亏有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和我们混编成小组,分散到群众家中去访问,了解敌人活动的情况,摸清他们窝藏的地方后向上级汇报,订出方案,采取统一行动,该抓的抓,该争取的就争取过来。在接触群众中我们广东的同志发挥了懂方言的优势,向他们解释政策,用党的政策和解放军的优良作风去感化他们。解放军的威武也震慑了敌人。经过深入细致的发动群众,团结起来与残余的顽敌作斗争,不久就把那些隐藏很深的敌人都挖了出来,彻底解放了那些边远的山区。为了巩固成果和建立基层组织,我们在那里驻扎了近三个月才返回春城。
1950年春天,由中山和阳春两地组织联系,我们这批从中山去阳春的学生,绝大部分都调回中山四区人民政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