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谭筱璧，中山小榄人，在乙种工艺（纺织工业）学校、师范讲习所毕业。他在孙中山在生时即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为当时小榄镇极少数国民党党员之一。大革命期间，曾在中山三区东区乡农民协会工作。1938年秋，我离乡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时，还见家中收藏有农会的印信、条章、印刷品、农会号带和竹行军帽（即铜鼓帽）等。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曾先后任中国国民党中山县第三区党部监、执、常委等职，对孙中山先生的"以俄为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民主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思想信仰甚笃。他经常携回工农运动、反帝斗争（如惨案报道）、苏联建国后清党运动的资料和《新青年》等刊物回家。记得《新青年》有一期刊有诗人蒋光赤（原名蒋光慈）在苏联留学时谒见列宁的报道（解放后，我在小榄家中检出此期携返广州家中，但已毁于"文革"）。
　　大革命失败后，父亲常把邮寄到国民党第三区党部的进步书刊（即所谓的"禁书"，其中许多文章都是以"糊涂虫"、"顽固分子"来影射国民党右派的，还有介绍苏联建国成就、唯物主义、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烈士的斗争事迹的）携回家中，因此我们学生时代也成立过"十人团"、《国晖》杂志社等。其后，我们又成立了"仕柯社"，在下基小学闭门读"禁书"，组织"青年抗日救国会"等，他也从不阻止。1937年7月我曾带《共产党宣言》给袁世根阅读。"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实施"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反动政策，军事上节节败退。我父亲料到战火会遍及沿海各地，动员我们兄弟外出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并认为像我家没家底、人口多、营养不良的家庭，正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缩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唯一的出路只有到真正抗日救国的那边去。因此，当我大兄谭则敏（谈倍德）向他提出要到陕北去时，父亲欣然同意。那时（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父亲正出任国民党中山县第三区区党部书记，父母并将唯一的"重兵器"--父亲的绒大衣和母亲的金戒指送给我大兄，以壮他"故作幽燕跃马行"（大兄爱读的黄仲则诗句）的行色。
　　父亲在就任国民党中山县第三区区党部书记期间，执行国共合作、抗战救国政策，并聘请小榄第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梁麟生为文书，两人合作无间。同时，父亲还在中山县第三区抗日救国统一指挥部工作，多次与各界代表，包括袁世根等及抗先队（当时形式上属统一领导）亲赴中山抗敌前线，慰问张家边、石岐等地抗日将士和群众，发动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等等，至1940年9月15日小榄沦陷才离职。
　　1949年11月中山解放后，父亲立即鼓励我五弟则豫、六弟则彦（刚小学毕业）到顺德军管会顺德独立团参军。在清匪反霸、退租退押、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运动中，常有亲友到访。我父亲告知家人：凡有客来，不论寒暑、日夜、晴雨，都必须打开大门、厅门，说话明朗，至客人散尽才可关门。
　　他于1953年癌症发作，病时蒙三区人民政府照顾入院留医，后自知不治，设家庭病床，人民政府仍派医生每日来诊。在弥留时刻，他嘱我们不必告知在重庆军区（二野）政治部工作的我大兄，待丧事完毕后，才可将荣哀情况告知，俾他在得到讣闻后立能化解，化悲痛为力量，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我父亲在撒手人寰的时刻并无其他遗言，只安详地端睡，仰天祝愿："从今后，国泰民安了！"而瞑。终年七十有三，一生清贫。
　　父亲生前热爱教育事业，曾多年任教师、平民夜学主任、小学校长，并历任中山县第三区区立第一高小、区立女子小学和区立初级中学校董事会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