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日寇全面侵华，烽火连天，哀鸿遍野，救死扶伤，刻不容缓。但当时据说在内政部卫生署取得医师证书的仅2000人;取得护士证书的仅5000人左右。以此区区医护人员，应付长远、纵深的立体战场和群众日常的保健、治疗之需，难免顾此失彼。
　　原籍我市的不少医务工作人员，在八年抗战期间，告别父老，远离乡土，度关越岭，驰骋沙场，为前方和后方的救死扶伤神圣事业作出贡献，他们的业绩与精神是不可湮没的，谨就所知，略述如下:
　　李延安博士，中山小榄人，在抗战初起时，即参加淞沪战场救护工作，旋被日内瓦国际联盟聘任为驻中国华南防疫专员，同时受任为内政部卫生署战时组设的（全国）卫生署医疗防疫总队总队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回广州建立"广州中央医院"（详情见《中山文史》第17缉）。
　　容启荣博士，中山人（今珠海人），抗战时任广东省中区防疫专署主任，为李延安防疫专员的主要助手之一；后接任（全国）卫生署医疗防疫总队总队长职，在抗战胜利还都南京。
　　庄文铭，中山人（今珠海人），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抗战期间，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救护总队第九大队（配在第九战区）副大队长。长期率队驻湖南长沙一带，当年长沙大战与军民同进退。抗战胜利后任广东省卫生处专员并公费赴美进修一年。广州解放前夕，有人煽动其赴台湾，不应。解放后任省人民医院（即原广州中央医院）副院长、广东省药物研究所领导成员。李希馀，中山小榄人，广州光华医学院毕业。抗战期间，任广东省南区防疫专署主任，驻海口。解放后在高要人民医院工作。
　　以上四位，堪称我市白衣战士中的佼佼者。至于小榄新市，有何其芳者，在抗战前夕考入军医学校就读，其后情况未悉。
　　抗战军兴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在华北、华东先后组成"北区大队"和"东区大队"为伤病军民服务。1938年初，华南局势紧张，有成立华南救护组织之必要。从3月开始，以香港同胞尹奕声博士（宝安人。他说，童年时孙中山常在其家中议论革命）所率领的"香港圣约翰救护队"为基础，组建南区大队，大队部设在广州孙逸仙纪念医学院（即博济医院）前座左室。聘尹奕声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南区大队长，原南京中央医院副院长朱润深博士（海南人，曾任小榄同寅医院院长）为副大队长，负责协助两广地区的空袭救护、防疫注射、饮水消毒等工作，如成为战区时，则协助医疗伤兵等。广东和北方南下人士，港澳华侨同胞之有医护学历、热心救亡者纷纷报名。因医护人员短缺，原拟组建12支救护队（每队医、护、事务人员编制为20人），到10月份广州沦陷时亦仅组成8对，其中医疗队2队，医防队3队，医护队（全护士）3队，共有医师9名，各队都不满员。但我中山参加者（包括广州沦陷后南区大队改为第四大队移设广西柳州后参加的护士2名）共有19名之多，为该大队编成的8支救护队，应有编制人员连大队部人员在内的165人之12%强。若单以每队20人论，几乎可以编成一队。其中担任医护队队长的有小榄的李宝琼和李慧圆；当护士的有小榄的刘琼贤、赵翠贤、麦淑贞、刘佩芬、梁宝珊和梁佩珊，石岐的罗秀芳，长洲的黄玉华（父在长沙经商，她是在贵阳卫训所接受培训时被派出的）。红十字会战时救护组织是流动性的，在编制中，有少部分事务人员，他们虽非医护本职，然入则协助队长文、财、杂务，出则兼负运送伤员，领取药械之责，转移时往往先行或殿后，却与正式医护人员步调一致，且往往单独受命，前后方走动，身历险境。在此将其并入白衣战士的行列。先后在大队部任事务员的有小榄的李川、谭则刚和何渭松；在各救护队中工作的有小榄的何若琏（女）、李琼圆（女）、何贯慧和李昭汉，二区的缪雄飞（女）和缪宗晖。此外，在国际联盟华南防疫专员公署及内政部卫生署医防总队及其所属医防队中工作的还有小榄人李兆璋、李炎堃、李维德、李川（由红十字会转入医防总队）、刘绍贤（女）和护士梁宝环。他们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毅然走上抗日征途而贡献出自己的青春。不幸的是，护士刘佩芳、麦淑贞和梁佩珊三人先后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中为国捐躯。
　　我自1938年8月起先后在南区大队、第四大队工作至抗战胜利，后又参加善后救济第一医防大队部工作至1946年底。记得1938年9、10月间，南区救护大队先后在博济医院广场欢迎过由柯棣华率领的印度医疗队和缅甸归国华侨服务团。前者后赴八路军军中服务，后者赴新四军军中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