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静是现中山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沙边村人，1902年生，排行第二，原名镜清，学名汉荣，"子静"是后来才起的别名。1915年毕业于沙边小学。在那时，按年龄他排在全班之末，而按成绩却为全班之冠。中学就读于广州，后肄业于上海沪江大学。他好读书，也好游历名山大川，胸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志。离开大学以后，在漫长的十年里，他就业的时间不多，从1924年开始，才先后在广州国民日报发行科和上海利华袜厂当文书。1927年曾回到沙边，在沙边小学当升中补习班教师。1928年7月到徐州，在徐州烟酒税务局先当文书，后当总务主任。1929年底至1930年底，先在南京武沙中学代课，后任南京光华通讯社编辑。他在每个单位工作的时间都不长，最长的年余，大多是短短几个月，其余时间都用到读书和游历上。他生性俭朴，吃得苦，甘以粗茶淡饭度日。一个行囊，一枝竹根手杖，一双车轮膠底运动鞋，就可走遍天下。独来独往，逍遥自在，是故花费不多，而游览过的地方却不少。他多才多艺，倜傥风流，琴棋书画，样样通晓。家里置有风琴、月琴等乐器，工读之余，也会来个自弹自唱，或是夫唱妇伴（风琴伴奏）。他喜欢清新柔和、余音袅袅的乐曲；不喜欢急管繁弦、锣鼓喧天之作。他的象棋、军棋都下得很好，很少人能和他匹敌。他的书法潇洒苍劲，别具一格。他藏有一些书，多是大部头的精装本，如巨型的《韦氏大学字典》（英文）、四大本《科学大纲》、四大本郑振铎编的《文学大纲》、两大本萧一山的《清代通史》（上中册）和两大本的汉译《世界史纲》，还有当时的经济学名著《协作》等等。杂志方面，有当时著名的《语丝》和《东方杂志》。他喜爱创作，才华横溢，写得一手好文章，无论文言白话，都清新流丽，极富文采。他喜爱美术，会画几笔国画。他喜爱体育，最喜欢打网球，自备一对球拍，常常邀伴对阵。沙边九人排球盛行时，总是充当三路角色。他个性鲜明反对封建习俗。他和陈润明结合时，就不举行婚礼，不宴请宾客，不取字，不上字架，不称夫妇而称朋友。他个子清瘦较矮，举止轻盈文雅，神采翩翩，好一个才子书生形象。
　　1931年春，沙边学校校董会邀请时在南京的孙子静回乡当校长，他即应邀归来，聘请本乡青年张晖如、孙中胜和孙继普为教师，并会同前校长孙寿康，校董孙溢芳、孙干宾、孙海筹等筹建新校舍。经两年多的努力，一座驰名全国的园林式校舍次第完成，从而在自己的母校建功立业。为了宣传建新校，他油印复刊《沙边乡报》。凭他曾在通讯社工作的经验，独个儿包揽撰稿和刻腊板工作。他在学校工作严肃认真，克勤克俭，自己能动手做到的，决不花钱请人来做，事无巨细，都亲力亲为。当时他还担任不少课务，着实忙得不可开交。每日除食宿在家外，其余时间都在学校操持工作。
　　1931年秋，学校唯一的外地老教师梁继鸿辞职回广州，孙子静即聘任孙康（那时改名为映雪，此后才叫孙康）递补。大家都知道，孙康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那时叫孙艺文、孙一文）是个大名鼎鼎的"赤化份子"，卖蔗埔起义后，被国民党政府通令缉拿，逃亡到越南，后又因在越南到处搞革命活动，被英帝国主义者拘捕，并逮解出境，从而潜回沙边来。对这样的人物，在当时白色恐怖统治下，谁敢任用？但孙子静却敢任用他。孙子静与共产党交上朋友，能在以后不断地给中山地下党以无私的帮助，就从这件事开始。由于得到他的帮助，孙康在沙边站住了脚，即着手从事恢复中山地下党的活动。
　　孙子静的三弟孙卓军，1927年大革命时与孙康一起在中山县农民协会工作，大革命失败后逃出中山，后去了智利，参加过智利的左翼运动，曾遭逮捕，坐过几年牢，1983年春回国观光时，曾专程赴广州探望老友孙康，几年后在智利逝世。
　　1933年秋，沙边新校建成，孙子静功成身退，辞去校长职务，推荐孙康为继任校长。嗣后，孙康便以沙边学校为基地，一面到处找寻广东地下党，一面在县内物色、联系、组织进步青年，为恢复中山地下党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经多年努力，1936年5月，经上级党委批准，中山地下党恢复后在沙边建立了第一个支部--中山县支部。
　　孙子静辞去沙边校长职后，孙干宾把他介绍给县长杨子毅。杨子毅任孙子静为教育局督学。他初到教育局，很不习惯，厌恶那里的官僚作风和种种腐败现象，好在他任的是督学，可经常离开那乌烟瘴气的官府，下乡去巡视和指导学校工作。他为官清廉，每次出差，多以步代车，不想多用旅费，在旅途中，常用面条和干粮充饥。
　　孙子静任督学不久，即兼任县立第一小学校长。那时孙子静已具备丰富的办学经验，故为时不久，就把一小办得生气勃勃，在县内起着模范作用。他在用人方面，先后任用地下党员孙钦汉为庶务员，任用地下党员张鹏光、孙康等为教师，使一小成为当时地下党的重要联络点。1936年7月，孙康辞去沙边校长职，出任县守备队某中队指导员，涉足武装部队。从此，孙康移居石岐，以县城为基地，大力开展党的工作。后来，孙康离开守备队，孙子静马上聘任他为一小教师。这使孙康得以继续留驻县城，从容地把党的领导机构--县工委转为正式县委。1938年秋，孙子静和孙海筹向县长张惠长推荐孙康出任县立第七小学校长，获得同意。七小的前身是西桠小学。于是，孙康和中山县委会便移驻西桠（孙康是当时的县委书记）。
　　接着，孙子静被委任为第五区区长。对一小校长一职，他极力推荐和支持在一小任教的地下党员张鹏光接任，使一小继续成为地下党的重要活动基地。
　　前面说过，孙子静任督学时，就极端厌恶乌烟瘴气的官场，这次为什么居然进入区署当起区长来呢？这就有着他的抱负，他要在自己领导下的单位，一扫官僚习气，树起廉政作风，为区内人民做一番事业。当时的区署，设有两个区员，是协助区长办理区内政务主要人员。他一上任，就请委任孙一之和陈嘶马为区员。孙、陈两人，不只是地下党员，还是县委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两人到差后，即和区的保甲指导员林仲鲁一起组成五区区署的党支部，大力推动区内党的工作。那时抗战工作已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孙子静是个爱国主义者，当即投入领导抗战工作。中山县抗先总队成立后，各区的区队也相继成立。孙子静出任五区抗先队区队长。
　　1940年1月，孙子静被调任四区区长。他一到四区，即请委任孙继普和吴子仁为区员。这两人都是四区党的区委成员。那时是第二次横门抗战之后，抗先队已被解散，国民党顽固派又嚣张一时，多方对共产党员和开明进步人士进行打击和迫害。有一次，第三游击纵队司令部侦得四区合水口里，有一个地下党的培训班，准备派人前往抓人。孙子静得到讯息，即派孙继普前往察看。这实质是叫孙继普前往通风报讯，叫他们马上转移，免遭毒手。
　　孙子静在五、四两个区的区长任内，除领导抗战工作外，对其他政务，也积极认真办理。记得他到四区时，首先是着力严禁烟赌，对抓来的烟犯赌犯，不论是谁，都一律依法严惩，不留半点情面。由于他爱国爱民，为人廉洁，处事公平，故在两个区内都留下了为人称道的政绩。
　　1940年3月，中山沦陷。孙子静把区署的善后工作处理完毕后，即和孙海筹一起潜赴香港，一边和孙海筹从事救济工作，一边复刊《沙边乡报》。几个月后，孙子静北上湖南，出任长沙国民日报经理部经理，负责营业工作。1942年冬，他接到独子孙京夭折的噩耗，悲不自胜，木木地独坐竟日，后把满腔悲痛之情，化而为文，写下了《悼京儿》一文，发表于国民日报的副刊上。那篇文章，读来异常感人，是一篇情文並茂的佳作。
　　1945年秋，日军投降，战事完结。他便打点归程，回乡看望老母老妻。翌年，张惠长再次当县长，孙子静被委任为民政科长，一年多后调任四区中学校长。这正好还他本色，得重操粉笔旧业，更好地发挥他的办学专长。四区中学是一所初级中学，设在茶东乡陈氏大宗祠内，学生思想大都很活跃，未见有三青团活动，却有地下的新青团组织。孙子静对进步学生十分关心爱护。那时临近解放，形势还很恶劣。他常告诫一些学生要注意保密，不要暴露，免遭迫害。
　　前面说过，孙子静曾"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因而见多识广，学问渊博，凡有教师请假缺课，不论是语文、数学、理化、英语、地理、历史，还是美术、音乐，他都能代课，且讲得娓娓动听，深受学生欢迎。
　　1949年初，四区中学拟在蒂峰山上筹建新校舍。孙子静想倾注全力于筹建新校舍，呈请辞去校长职，获得批准，并已委任郑彼岸接替。后郑彼岸不肯接，他只好继续干下去。
　　1950年，孙子静的好朋友孙海筹去了香港，准备再次出国，是孙子静写信给他，说新中国大有可为，动员他回来。孙海筹听从好友的劝导，返回中山，并又参加了工作。怎知过了不久，孙海筹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遭到逮捕，1952年3月竟被错判死刑。那时曾有人埋怨孙子静，说是他害了孙海筹。这件事给孙子静的打击很大（孙海筹案已于1986年平反）。
　　1952年暑假，孙子静被调入中山第五期教师思想改造班学习。班上"左"气弥漫，对他的历史，特别是从政那段，穷追猛打。在一次全体大会上要他发言，他竟将历年从教从政的工作情况和成绩都罗列出来。这大大激起那些"积极分子"的愤怒，大声喝斥："叫你做思想检查，不是叫你评功摆好！"一轮排炮，把他轰得心惊惊，面青青，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最后的结果，竟是落得个劳改收场。劳改场设在三水县。那是个血吸虫孳生的地方。入场不久，他便染上血吸虫病，在劳改场无法医治，于1955年准许保外就医，回到家来，面黄肚胀，神色憔悴异常，当年的英俊气慨，已一去不复返了。由于他病已深，群医束手无策，只嘱好好休养便是。1959年10月，一天，他在家猝然晕倒，昏迷过去，救治无效，从此长辞人间。
　　他夫人陈润明，在沙边小学任教20多年，桃李满园，深为乡人所敬重，1989年10月因病辞世，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