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辉是一位爱憎分明、机智勇敢的革命老妈妈，在中山市当年的抗日老战士和长洲村的乡亲们中，一提起他们敬爱的"三婆"，大家无不肃然起敬，共同缅怀她昔日对抗日战士们和乡亲们的百般慈爱，为抗日救国抱着一片丹心，作出无私的奉献。　　　杨振辉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在抗战时期已是有了五个儿女的母亲。她的一家是爱国的一家、抗日的一家、革命的一家，其中大儿子黄伟畴于1938年就已参加抗日游击队，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于1942年在紫马岭与日寇作战中光荣牺牲，年仅22岁。其他的四个儿女，均在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革命工作或入伍，并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本人从抗战初期开始，在抗日游击队的影响和教育下，逐渐由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妇女成长为一名不顾个人安危、机智勇敢与日寇斗争的"编外"女游击队员。她革命的一生，留下了感人的事迹。
　　杨振辉的大儿子黄伟畴加入抗日游击队后，常常带游击队员到家里活动。她的家也自然地成为抗日游击队的一个"编外"抗日工作联络站（不是组织上正式设定的）。她和丈夫及儿女们除热情地接待和掩护同志们外，还积极地参与了抗日工作。当时的条件很艰苦，她对来来往往的同志的食宿都是悉心照顾的。五桂山的同志们到二区或别处活动，多是在她家里住一晚，第二天再走。往往是天未亮，她就做好早餐，好让同志们吃了饭赶路，并在让同志们住得好的同时，照顾好他们的饮食习惯，尽量让他们吃得香。当时欧初同志也是这样经过她家再到二区活动的。她群众基础好，并注意发动邻里和她一起为抗日战士服务。有一次，一位女同志突然到来，因她家里已住了两位男同志，她便把该女同志安排到可靠的邻居家里住宿。在她的带动下，邻居和乡亲们也很乐意为游击队做些带路的工作。有时，一些病号不能随队行动，也是留在她家养病，由她一手照顾。有一次，梁陶卿发高烧，昏迷不醒，大小便失禁，杨振辉都毫无怨言地为她煲药，倒大小便，洗擦身体，洗衣服，直至她痊愈。又有一次，游击队准备袭击日伪军，其中20多人隐蔽在蔗园，要求杨振辉给战士们供应饭食。她二话没说，连夜煮好饭菜让家里人及时送给战士们，保障了战斗任务的完成。每逢节日，她还特别为战士们准备一些特色食品，如四月八的田艾饼，端午节的咸肉粽、中秋节的芋仔等。有一年家乡欠收，她宁愿一家人节衣缩食，也要让路过的战士吃饱。
　　她为战士们倾注了慈爱，也赢得了战士们的信任和爱戴。战士们都与她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41年间，梁陶卿与她的女儿黄敏坚由组织上安排在石岐中山纪念中学读书，以学生身份做青年学生的工作及侦察日军的驻防情况，并绘制成地图送给游击队。后来，梁陶卿的身份暴露，敌人要抓她。游击队接到情报后，即请杨振辉通知梁陶卿转移。当时石岐正在戒严，岗哨林立，她毫不畏惧，镇定地绕过敌人的哨卡，通知梁陶卿及时转移，让敌人扑了个空。事后，梁陶卿动情地说，是黄伯母两次救了她的命。
　　1942年的一天，日寇重重围困长洲乡，杨振辉的儿子黄伟波发现有部分日军已上基围，立即回家通知她。刚从外面到她家的张茅、黄石生同志和警卫员即将身上的枪交给她。她巧妙地把手枪伪装了一下，刚出后门就和敌伪打了个照面。她若无其事地将手枪拿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藏了起来。张茅、黄石生同志和警卫员也由她儿子带着转移出去了。杨振辉家的小楼阁既是来往指战员们的宿舍，又是秘密的会议室和武器库。一次，有两位游击队的领导在小阁楼上研究工作，她警觉地去把风。突然，她听到敌人机动船的响声，为了掩护阁楼上的同志，即机智地把屋前猪舍的母猪和一群猪崽赶到大厅里，并将番薯藤等撒在地上，自己则镇定自如地坐在屋中分拣薯叶。日军见状，不再入来，两位同志安然无事。又有一次，日军的橡皮艇突然在她家附近的河边靠岸，而她家阁楼上还藏有武器。她急中生智，迅速将楼梯口的便桶加满粪便放回原处，将门打开，顿时屋里臭气熏天，两个日军士兵果然捂着鼻子进来了，匆匆看了一眼就走了。平时游击队的武器转运，她也是精心安排，找可靠的乡亲运送。
　　杨振辉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就是这样，以自己的机智勇敢开展了对敌斗争，自觉地投入到抗日救国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她所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正是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和不屈不挠精神的体现。她也是由此开始，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转变成为一名忠诚的革命战士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她已为祖国献出了大儿子黄伟畴，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她亦毫不犹豫地支持三儿子黄伟波、五儿子黄伟宁响应党的号召入伍，参加部队。解放后，她还积极做好乡里的工作。直至晚年，她还时常勉励儿孙要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1995年1月30日，杨振辉在广州市安然辞世，享年100周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