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中国越来越深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之中，中山也毫不例外地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因而不少人外出寻找生路，能出国的出国，无条件出国的也三五成群结伴到外省谋生，当时我家祖辈也约同三五乡亲到了河北省唐山市。
　　唐山是我国煤矿和火车发展较早的一个基地。祖父到了唐山便在机车厂做工；父亲在厂学艺，日间工作，晚上自学英语、机械绘图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学业渐有成就，被调入北京大厂工作。从此，我们一家便安居在北京。我兄弟姐妹四人均是在北京出生的，琴姐（1924.4.11-1944.5.6，乳名林凤琴，学名林秀珍，曾用名林勇、林平、郑萍）排行第二，是四人中唯一的女孩，性格文静温柔。父亲工作较忙，母亲体弱多病，就要琴姐照顾好几兄弟。琴姐对几个兄弟一向十分关心爱护，兄弟姐妹之间相处十分友好融洽。
　　后来祖父去世，祖母年事也高，对北京冬天的寒冷天气难以适应，且思乡心切，极力要求返回老家。父亲是个孝顺仔，只好遵从母意20世纪20年代末，除父亲一人留京工作外，我家南返中山老家南朗镇榄边村居住，兄弟姐妹四人先后在云衢小学、县中和联中读书。在课余时间，男孩喜欢打篮球，踢足球或下河涌游泳，而琴姐除帮助母亲料理家务外，还向姑姑学编织，学刺绣，学裁剪，能做一手漂亮的女红，是母亲的好帮手，是表姐妹中的佼佼者。她们至今对琴姐怀念不已。
　　日本帝国主义于1 9 3 1 年9 月1 8 日在我国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继而又于1937年7月7日发动芦沟桥事变，侵略我国领土，并逐步由北向南推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惨绝人寰，于1939年7月24日向我家乡南朗镇横门进犯，今回忆60年前往事，犹历历在目。
　　当日早上涂有日本红膏药徽记的日本飞机，在南朗一带上空盘旋，并低空飞行用机枪扫射。乡亲们见状知大事不好，便纷纷收拾简单行装，扶老携幼，准备入五桂山坑躲避。由于是突发事变，毫无准备，村中一片混乱。
　　我家还有一双目失明的老祖母，当时全家人都一致认为要背起老祖母一起入山区躲避，以免受日寇的残害，但是她老人家却不愿走，免得由于她年老、失明而拖累家人。她用手拖住门环就是不肯离去，而时间又十分紧迫，最后只好暂时顺从她的意见，留下了干粮（光酥饼）放在她身边，并嘱她耐心等待，待到晚上再回来看她。当一切准备妥当，锁好大门，正欲动身时却发现锁匙在忙乱中留在屋内，如不取出，晚上回来也无门可入，最后只能从屋前屋后窗口大声喊叫祖母摸到前面打开大门，因而足足延迟了大半个小时。经此折腾后，我们立下决心，要带上她一起走，并立即动手将藤椅加两根杠改成轿子，抬着祖母走。当时我家已是最后一户离开村子了，以后就将照顾好祖母生活的任务交给了琴姐。虽然生活颠沛流离，但也相安无事，直到祖母去世。1940年3月7日中山沦陷后，为避免全家在一起因过于集中而同时受害的弊端，就根据各个人的情况，有的留在老家，有的进入五桂山区，有的下澳门，有的往上海，化整为零，求得生存，以期他日再聚。在日本鬼子的铁蹄践踏下，全国老百姓均一样在过着受苦受难，民不聊生的生活，能有番薯当饭，吃上糠饼，喝上杂粮稀粥已算万幸。家乡南朗、榄边一带地处五桂山区边缘，中山沦陷后，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常有革命工作者在这里活动，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宣传有国才有家，才有个人的长远利益的道理，以提高人们爱国爱乡的思想认识，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宣传发动，组织群众抗日救亡，广大青年群情激昂。琴姐和兄弟三人在革命同志的教育、鼓励、支持下也加入了这一行列。琴姐日间忙于家务，凌晨3时便与同村姑婶姊妹结队，穿上"皮跶"（用旧单车轮外胎做的鞋）到百濂丈山、白米山、帝峰山一带上山打柴，割芒草，往往近10时才回家。冬种季节，自己没有耕地就借农户收割后空出的田种上萝卜、头菜和其它瓜菜，傍晚带着小弟一起去浇水，担人粪肥下田。尽管如此，琴姐一有空便与同村姊妹林敢、林嘉到村校帮忙教唱革命歌曲，晚间去成人夜校给识字班上课，教唱革命歌曲，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和革命道理。当时既无电灯又缺火水煤油，只用灯盏棉蕊盛着木油或松香枝来照明，她们还是艰难地坚持教学和学习。
　　后来由于五桂山区抗日部队不断发展壮大，培养妇女干部成为当务之急，琴姐就被调到五桂山参加珠江部队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在训期间，碰上敌人扫荡，她曾几次带领同学、伤病员回家掩蔽，并且动员了林敢、林嘉分别参加了后两期妇训班，还动员了青年林湖参加青训班。林湖结业回乡担任了民兵（对外称"联防自卫队"）队长，珠纵东撤时在东江战斗中牺牲。此时加上大哥所在部队小分队经常到榄边七乡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参军参战，人来人往，我家就成为这一带交通站之一，老母亲、小弟也成了支援部队活动的一分子，因而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和仇视。有一天，一陈姓叛徒带队到我家搜捕，所幸无人在家。这批坏蛋破门而入，搜查一番，拿走了几块红布，呼喝而去。从此小弟也参加了部队，珠纵东撤时随队过了东江。
　　培训班结束后，琴姐跟随杨芙同志到五桂山区福获做据点工作。据大哥林宁回忆：1943年初秋，他所在部队从合水口开赴长江一带时到了福获，杨芙和琴姐带领一群学生和妇女在村校列队鼓掌欢迎，进入营房（小祠堂），看到场地已打扫干净，铺上了禾秆草，煮好了开水，柴草瓜菜等物资已准备好；晚上还开了军民联欢晚会，节目短少精彩，还送了糕点慰问战士，皆大欢喜，可见她俩在这里发动群众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做得很深入细致，赢得了群众信赖，部队得到了群众拥护和爱戴。
　　1943年初冬，因工作需要，组织上调派琴姐到中山九区工作。据大哥林宁回忆：有一天，他所在部队驻宿灯笼坑贺屋一间小祠堂，午夜时分，天寒地冻，大家都已就寝，突然哨兵进来把大哥摇醒，说外边有位姑娘找他。他于是急忙走到门外。琴姐递给他一个用蓝色"阴丹士林"布自制的挂包（可装衣服和文件的），说："我要调离山区到外地工作，你要保重身体才能搞好工作，如碰上到平原工作，顺便看看阿妈。"前后只有短短几分钟，匆匆见了一面，作为出发前告别。由于部队的机密，所以去何处也没说。没想到这竟是和亲人最后一次告别。
　　九区虽有我党的武装队伍，也有一定群众基础，但该地带龙蛇混杂，斗争十分尖锐，敌、伪、顽互相勾结，封建势力猖獗，大天二土匪武装横行霸道，情况复杂，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敌人的心脏地带札根于群众之中，和群众打成一片，取得群众的信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群众支持革命工作的开展，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她到九区三角工作改用林平（中共党员）为姓名，当时人们都称她为平姐。她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艰苦地工作着，思想觉悟也在一天天提高，锻炼成为一个敢于和敌人开展斗争的革命工作者。当时琴姐被安排到一户梁姓人家距离主屋数丈远的河涌边的独间茅草寮内居住，白天教小学生读书，晚上组织成年人识字班作掩护开展群众工作。在短短的时间内，经过积极努力，联系了一班基本群众，如吴平生（卖米妹）、吴田、吴葵等人，开展了团结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工作。
　　1944年5月6日深夜，琴姐在忙碌了一天之后，虽然已身疲力倦，但还是趁此夜深人静在回顾三角这一段时间群众工作的开展情况，在床前的木板桌上写笔记，次日向组织汇报，突然听到竹门有响声，正想将板桌上的小纸片收拾好，但已来不及了，伪三角联防大队的黄松得、大眼泉（郭泉）已窜到身边，唯有当机立断将小纸片塞入口中，强行咽下。大眼泉见状心有不甘，猛力推倒琴姐，跨上床用死力挖她的嘴，妄图挑出纸片，用手挖不成，又用镰刀揪到嘴角流血也不成，眼见没有达到目的就对着琴姐头部猛力一拳打下去，连琴姐的门牙也打下了，琴姐满脸鲜血的晕倒了，但也保住了党的机密。黄、郭两人接着用撕开的衣服捆绑着琴姐，抬出门口涌边，又在琴姐身上捆上一块石板浸入涌内，企图灭迹，后见行凶事实无法掩盖，则说是谋财害命案件，作欺人的处理，但琴姐既非财税征收人员，也不是生意人，何来谋财害命呢？谎言掩盖不了事实，后经党组织追查，终于真相大白，对凶手作了处理。
　　琴姐为党的事业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全国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1957年12 月11日发给我们《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她的名字被刻在九区黄圃烈士纪念牌上和列在中山市革命烈士陵园事迹陈列馆烈士花名册（榜）上。有关部门于1962年将她的学生为她执拾的骨塔从三角移到中山市革命烈士陵园安葬。
　　从1943年到1956年这漫长的13年之间，家人一直毫无琴姐的信息，每时每刻都在盼望之中，特别是每当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例如：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利，全家人都在盼望着能见到琴姐的踪影，但是每次都落空了，当见到同村、同乡、同区出外的革命工作者先后一一归来时，更感迫切和焦急。更使人忧虑的是母女情深，母亲日夜都在惦念着想见女儿一面，日复一日，时间长了以至思女成疾。问多了，我们只能说你女儿因工作需要到北方去了。好在我们几兄弟姐妹写字都用仿宋字体，有时就冒名顶替用琴姐的名字写信安慰她老人家，一直到1953年母亲病逝时，还以为女儿远征未归，不知琴姐已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后来经过多方了解，组织调查，证实了琴姐是1944年在三角开展据点群众工作时为敌人所谋害的，遇害时年仅20岁。琴姐是我家、我党的优秀儿女。她无愧于人民，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光荣的牺牲。
　　由珠江纵队妇运史征集小组、中山市妇联和中山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联合编印出版的《中山妇女革命运动史--五桂飘香》一书中的一篇文章写道："林勇（林平）同志原是个从城市回来的姑娘，被分配到九区沙田地区去做据点群众工作，为了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她穿上黑土布大襟衫，光着脚和农民一起看牛，担肥，下田，和当地群众联系得很好……她的表现是很突出的，很值得我们赞扬和学习。"
　　琴姐，你离开我们已65年了，我们永远怀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