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中山县第四区五桂山下的一个小山村--石门乡（今中山市南朗镇石门村），父亲谢金连，是个华侨，在夏威夷经营一间小商店，但深感中国人在国外处处受歧视，受侮辱，遭欺凌，想到"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于1920年便毅然结束生意，携着妻子和五个女儿回到家乡。1894年前后，他曾受过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教育，回国时受侨胞委托，带了一笔捐款回来，交给孙中山作革命经费。我共有兄弟姊妹9人，大哥哥、大姐姐是在石门乡出生，以后才带出国的；大哥哥因受不了洋人的气，于1918年（18岁），独自跑回来香港做工，连回头纸也不要；大姐姐回来后于16岁那年，妈妈就要她嫁给了一个夏威夷华侨，婚后不久因感情不合又离了婚；四个姐姐则在美国出生，12-14岁时，分两批跟亲戚又离乡背井出去夏威夷谋生；我和妹妹月珍及弟弟是父母回国后才生的。
　　父亲回国前就曾是"四大都同乡会"理事之一，他回国后非常关心国事，曾长期订一份报纸，我们姊妹去翠亨读书时，每天放学后给他拿回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父亲曾参加了中山县农民运动，被选为翠亨石门乡农会副会长（会长是中共中山县委领导人之一黎炎孟的外父陆献麟）。大革命（卖蔗埔起义）失败后，他曾被反动派扣押了7天，后托人说情花了钱才保了出来。
　　在我家正厅堂上挂着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油印件，用镜框镶着，以示卖国耻辱。上海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那段日子，父亲心情就特别高兴。他告诉我们："国家不强盛，去到外国也是受人欺负的；做了亡国奴就更加连狗也不如……"我们姊妹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爱国光荣、卖国耻辱","不做亡国奴"的家庭教育下成长的。
　　我们虽然住在山区农村，但由于父亲思想开明，几个兄弟姐妹都读过几年书。我10岁那年同妹妹去了翠亨小学读书，1936年毕业，考入石岐仙逸中学，两年后跳级考入县立女中读高中一年级。
　　1938年10月22日广州沦陷后，开学才一个多月的学校停课了，我和珍妹一起到澳门越山中学、执信女中借读了大半年。在执信女中读书期间，我曾参加了该校和纪中一部分进步同学（负责人之一是以后第一支队的一个团干部黄芝）组织的一个读书会，在会中知道石岐几间中学已迁到第三区南屏（今属珠海市）成立了中山县临时联合中学，该中学内有个抗日团体，专门组织学生课余下乡宣传抗日的，便于1939年9月与珍妹一起返回联中就读。我读高中二年级。才上课一个多月，10月5日，石岐第一次沦陷，学校强令全体学生撤去澳门，我和珍妹不愿过去，希望留下来能找到不撤去澳门的抗日团体下乡搞抗日宣传工作，刚好当晚在宿舍门口看见由"三社"（以后才知道该组织的骨干是有托派嫌疑的）贴出的一张海报，号召同学们参加他们组织的下乡抗日宣传工作。我们当时很高兴，还有一个叫高冠芳的同学也和我们一起参加。当晚"三社"开座谈会决定，第二天到附近农村搞宣传工作。但当晚学校派人到宿舍来催我们，说风声很紧，一定要马上撤去澳门，不走的后果自负。当我们去找主持开下乡座谈会的人时，却一个也找不到，全部都跑光了（一个星期后才见他们陆续回来）。我们三人没有办法，只好过了澳门。第二天下午，我们打听到南屏还没有敌人来到的消息，不服气，三人于是又跑回学校来了。到了宿舍，看见还有个女同学（以后才知她是高三级的，名叫黄丽华），她告诉我们，她参加了学校的抗日先锋队，没有走。这时我们才醒悟过来，原来抗先队才是真正的抗日团体，于是就要求她介绍我们参加。她带我们到了一个祠堂（男生宿舍），只见里面正有几十个男女同学在开会，有一个男同学（后来才知道他叫刘庆常）正在做关于国际国内时事的中心发言，讲得头头是道，我们听了都很羡慕。中心发言完了，黄介绍我们给抗先队领导马国英、杨柏昌和全体同学认识。我们白天就集中在那里开会，讨论学习，研究工作，准备好下乡的歌曲和演剧节目。不几天下乡了，先到南屏附近的灶背、吉大等农村，以后又去了坦洲。在坦洲约一星期左右，每个晚上在街上演唱抗日歌曲，演出街头话剧《放下你的鞭子》。下乡后大约半个月左右，学校发来通知，说日军已退出中山，学校要复课了，我们必须回去上课。
　　返回学校后，我们还经常利用晚上、星期天等时间学唱歌和进行学习讨论等。在这段期间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个：一是高三同学郭杰，生有一副好嗓子，唱歌很动听，常教我们唱歌；二是高三同学黄容赞（现是广州星海音乐学院教授），很会指挥大家唱歌，很生动吸引；三是高二同学、学生会主席马国英，很能讲话，站在台上讲二三小时也不用讲稿，讲得头头是道。学校抗先队吸收了校内不少同学参加，最多时达到100多人。在这段期间，同级不同班的同学杨柏昌经常拿些书给我看，和我接触较多。过去我从小学到中学，念了七八年书，都是从书本到书本，日夜死读书，一但离开书本，就什么都不懂，什么事情都不会干，家里的人都叫我做"书呆子"，但自参加了抗先队、读书会和歌咏队后，我过着那种新型生活，短短一年，就眼界大开，心情特别激动，现在回想起来，有几件事情，是我印象最深的，对我启迪也最大：
　　一、进行下乡抗日宣传，使我升腾起心中的希望，立下志向。每次我们打着背包，列着队伍，高举抗先队旗，雄赳赳气昂昂地唱着《抗先队歌》"我们是抗日的先锋，我们是青年的游击队，生长在珠江畔，战斗在南海波……"行进，歌声在田野上回荡时，心情特别激动，内心暗下决心：今后要做个祖国的好儿女，拯救祖国于危亡。
　　二、抗先队同志相互间热情帮助，耐心启发，严格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新型关系使我深受教育和激励。在人情冷暖的旧社会，我参加了这样的团体，身心感到无比的温暖和愉快，工作起来劲头大，学习积极性高，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会了自己对照检查自己，不断鞭策自己走向进步。
　　三、不断阅读学习和开展对国际国内时事、政治、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集体讨论，使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启蒙和进步书刊、杂志，如《大众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托派罪行录》、《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三民主义》、《共产党宣言》、党章、党纲和许多有关气节教育的书，及《群众》、《解放》杂志、苏联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在法国女牢中》等等。
　　通过学习讨论，我开始懂得世界分成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两大对立营垒，还存在着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半殖民地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而我们中国目前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状态中；懂得我们中国当前已被日本侵略者疯狂地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敌占区人民过着颠沛流离、家破人亡的生活，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在其"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口号掩盖下，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战场上节节退让，甚至大批将领投降，反共，反人民，派数十万大军围剿新四军、八路军，企图消灭共产党军队。在大后方则残酷杀害共产党人，杀害进步民主人士，杀害广大无辜老百姓，使人们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游击队则英勇抗击日本军队。他们和解放区广大人民开荒搞大生产，共同建设民主政权。革命圣地延安及广大解放区是亿万人民的希望，只有毛主席、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还懂得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是进步的，是受到广人民拥护的，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则比新三民主义更彻底。
　　我参加抗先前，看见家乡农村妇女大多数都是文盲，十六七岁家里就要她嫁人，婚后往往受丈夫、家婆欺负欧打，寡妇不能再嫁，还有娶童养媳，养婢女等等，对她们深表同情，认为根源是没有文化，因此小时候自己就决心努力读书，不嫁人（我小学毕业16岁那年已有媒婆上门说亲了），读完书后返乡下开夜校，让家乡姊妹也能读书识字，不会被人欺负。通过学习讨论，才认识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妇女受着"三座大山"的压迫是痛苦的根源，只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姊妹们才能得到彻底解放。小时候每逢过年过节，我就跟着妇女到处拜神，因而那时又信神又怕鬼，因有一次在家中楼上窗口看见山边有棺材抬过，曾二三个月不敢独自上楼，尤其不敢在晚上望出窗外。通过学习讨论后才知道，一个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鬼是自己受封建迷信思想影响而在心里生出来的；以前我听某政治老师讲中国几十年来受过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因此应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当时自己也很同意，认为有道理，通过学习讨论后才认识到当前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大半河山，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应集中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这时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则是孤立了自己，有利于日寇。这是当时"托派"的言论，是应该批判的。
　　四、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凶狠残暴，更坚定了我走革命道路的决心。1939年冬，有一次县抗先总队召开各区代表会议，联中独立支队派了杨柏昌、唐秀英和我等四五个同志参加。我们是坐花尾渡到石岐的。当我们在渡口买票时，售票员看到我们胸前佩戴着抗先队胸章，就说："你们是公仔队（胸章有个人像，故群众都管抗先队做公仔队）的，坐车乘船都是免费的。"我们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他兴奋地说："公仔队，顶呱呱，横门战斗打得日本鬼子满地爬，有功，有功，该优待。"我们心里都很感动，抗先队在老百姓心中有这样高的威望，就是由于坚决抗击日本鬼子而来的，也反映了老百姓对国民党反动派不抵抗的失望。下午，我们到了石岐抗先总队部，受到郭宁、梁陶卿等同志非常热情的接待，感到就像回到家里见到大哥哥、大姐姐一样温暖。
　　会议于下午在原县立女中一个会堂召开，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吴康楠等坐在前面，会场四周还有荷枪实弹的军警在守着，形势很严峻。当长洲代表黄鞅同志发言谈到该乡工作曾受到武装军警干涉时，吴马上站起身，将枪拍在讲台上恶狠狠地说："你们是在制造谣言，挑拨群众反对当局，……谁捣乱，我就开枪！"当场不准我们再将会议开下去。等他们走后，我们只好分成小组活动。
　　不久就听说国民党书记长林卓夫已下令解散抗先队和县妇女协会，并通缉县抗先和妇协领导人孙康、刘紫云和程志坚等领导同志。
　　县抗先总队被解散后，我们联中抗先仍在活动。林卓夫知道后，火冒三丈，认为校长林伟庭不得力（不够反动），就亲自到南屏接管联中，并扬言："国民党花钱办学校，是不准共产党活动的。"于是强迫联中抗先队解散，并要每个学生都登记申请参加国民党。我前段时间经过中共联中支部的教育（以后知道马国英是党支部书记，杨柏昌、唐秀英是支委），特别是反面教员--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连最积极抗战，受到老百姓衷心爱护的抗先、妇协都遭受扼杀--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要抗日救国，靠国民党反动派无望，要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更非共产党不可，这样就更坚定我走革命道路的决心。我不但没申请参加国民党，反而在抗先队被解散后，照样参加由中共联中支部组织的中流歌咏团和以后成立的读书会的活动。
　　在杨柏昌同学的启发下，我不仅要求做抗日战士，还积极要求做个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我申请参加共产党（杨说两人分头找，不久他说找到了，就介绍我入党），经组织批准后，入党仪式在澳门山顶花园举行，党代表是个工人模样的人。由于怕特务发现，仪式很简单，党代表扼要讲了话，我背了自己写的誓词，杨作为介绍人也讲了几句话，这样便完成了，只用了15分钟时间。入党后3个月就转为正式党员，转正会也是杨同我开的，主要总结我入党后的表现，勉励我今后还要加强学习，克服缺点等。
　　1940年秋新学年开始时，学校反动当局贴出布告，宣布开除杨和另两位同学的学籍。杨同我开完转正会后，就离开了学校到香港去了。
　　他走后不久，我就被提升为中共联中支部宣传委员（可能补老杨的缺），支书是马国英，组织委员是唐秀英。为了方便阅读党内文件和进步书籍（因在学校宿舍内不能看，学校搜得很紧），妹妹和韦碧瑶同学就在附近筷子基的平民小屋区租了房子住。我为了便于团结同学仍在女宿舍住，与同一宿舍的女同学感情十分融洽。
　　杨去了香港后，曾回来找我，我们还订了婚（那时我才18岁，思想还很单纯），他送了一首名叫《献给母亲》（是杨应彬同志所作）的歌，给我作为礼物，这首歌表达了他那内心炽热的感情和对革命的无限忠诚。我收下后，两人握过手后他就各自走了，以后我唱熟了这首歌，在几十年的战斗岁月里，这首歌一直鼓舞和鞭策着我前进。
　　1941年1月间，从《解放》和《群众》杂志的报道中，得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围剿新四军的"皖南事变"消息，更激起我对国民党反动的憎恨，组织上分工我在进步同学中悄悄进行募捐，慰劳新四军。我没有害怕，经过约一星期的奔忙，终于完成了任务（数目多少，我忘记了）。快毕业了，我抽了时间同妹妹一起写了一封长信给梅姐（多年来都是她寄钱回来供我俩读书的），将当前国内外时事及家乡情况向她汇报了，并告诉她我毕业后准备回农村参加游击队去。还告诉她家乡游击队前次在横门英勇战斗情况，要求她在外面募捐些款项回来支援他们。以后姊姊回信来了，不同意我回农村去，要我到香港升大学，并告诉我已募捐了500元港币寄到香港由朋友收转给中山抗先队（以后她告诉我是由阮洪川签收的）。
　　1941年6月中学毕业了，原先我是要求返中山农村打游击的，但当支书马国英同志知道我姊姊寄了钱回来并要我去香港升大学时，也动员我去香港读书。他说："我们也要有同志去大学做工作的，但这是要具备条件的，除了学历，更重要的是要有钱，现在你两样都有了，因此组织上的意见，还是要你去香港升大学。
　　就这样在暑假我就带着妹妹和12岁的弟弟先到澳门，再携将届60岁的老母亲（中山沦陷后，有一段她也来了澳门住），一起去了香港。我们在九龙深水埗找了一间面积十平方米左右有阳台的小房住下来，以后就去了香港国民大学读书，妹妹入读香江中学，弟弟则入读小学。我的组织关系初期仍是杨柏昌负责（他在另一间大学读书，租住一个四楼小洗澡房，每逢星期六晚上他就来找我到九龙塘散步，多是谈时事，谈工作）。
　　1941年秋天学校开学了，以后我的组织关系就转到学校，和另两位同学成立了一个支部，我当宣传委员。学校不久也成立了文科学生分会（正会在青山），在香港只有我们一个班，全是新同学，由于在选举中我发言较多，结果选举我当学生分会主席。还未来得及在同学中开展工作，有一天，突然"轰隆"响起一声炸弹声，我们都以为是空军演习得逼真，不一会，在小学读书的弟弟哭着跑回来说："日军轰炸香港了！"而街上也开始骚乱起来。我们当时首先想起的是米缸没有米了（一向都是每次用1元买10斤米，吃完再买的），于是马上托邻居一个司机去街上买了10斤面粉回来。当晚蒸馒头吃，谁知蒸了个多钟头还是硬的，拿出来一看，原来不是面粉，全是生粉（以后只好每天用生粉煮糊糊吃。一个多月后，我们申请返乡才给每人发了一斤大米，吃了一顿饱饭）。当晚日本军队还未入城，在"真空"情况下，到处有成群盗贼逐楼逐户去洗劫，我们家虽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劫，但房子里却放着几藤箱进步书籍（是一些同志拿来放的，我们自己也有一些），怕日军来搜查到不利，当天下午我和妹妹就提了两篮到深水埗面门的大水坑丢了。晚上当盗贼在三楼洗劫时，我们因为害怕，就把剩下的两箱一人提一箱从天棚往地下丢了（只留下一本《士敏土》待闲时来看），这才松了一口气。但不知怎的，盗贼劫了三楼后便走了，没上来我们四楼。
　　领导我们在学校建立支部的那位上级约定同我见面，时间恰巧是香港失陷的第二天上午，地点又刚好在日军驻防的北河大戏院，如果接不上头，以后就很难找到他了，怎么办？于是我就装扮成伯母一样，在大戏院门口的街上来回行走。原来上级也是化了装正从对面向我走来，我一阵高兴，慢慢的他同我走在一起，我告诉他我们经济上马上要发生困难，我们生活及读书的钱一直是姊姊从夏威夷寄回来的，存放在香港的一个表姑家里，每月去取的，但表姑丈（是英国人）是香港政府公务员，香港一沦陷，表姑丈及其大儿子（英军人）被扣留，银行的钱也没有了，他们一家生活也有困难，顾不上我们，外汇更没办法通。上级听了，就叫我们同当地群众一起到九龙城去买些食的东西回来深水埗卖，赚些钱暂时维持生计，待想办法回内地去。这样我俩姊妹就化了装，跟邻居去贩些津丝、豆豉等回来在楼下摆街卖。谁知成街的中青年人都是这样做小贩，这样一来，卖的人比买的人还多，我们只贩一次，卖不去的津丝和豆豉就拿回家煮吃了。这时有熟悉的朋友要回东江游击队去。我们也很想去。不几天杨柏昌同志来了，他是代表组织来联系我们的，他告诉我们："组织上决定他和我们一起回中山去，因为中山也有游击队了"。我们听了心里都很高兴，就办了申请回乡的手续。过了几天申请批准了，杨就和我们姐弟三人（妈妈于香港沦陷前返乡时，到了澳门因染上霍乱，不幸病逝于山顶医院），以及十多位其他青年朋友一起由九龙、宝安、万顷沙步行到中山张家边，然后返回家乡。
　　当时我们以为返到家乡后可以吃顿饱饭，不用食糊糊了，因为我母亲逝世时曾留下十几亩田，我五姊妹（包括哥弟）每人二亩（弟弟未结婚时四亩），家里应该还有谷米的，回到家后才知道，家里也给伪军抢劫一空。这时港澳还不断有难民回来，市面上谷价马上由每担几元涨到几十元，
　　甚至上百元。我们没办法，只好准备去投靠亲友了。我妹妹月珍带着弟弟到三乡雍陌大姊姊家，同她三母女一起吃粥渡难关；我则到二区最要好的一个女同学家。为了方便掩护，我认了她妈妈做"干妈"。我的组织关系也转到了邻村申明亭，不久由黄旭领导，我的工作主要负责联系由香港返回中山的青年。本来组织上已同意杨柏昌同我结婚，后他因有肺病，没结婚就去了澳门山顶医院留医，我也经领导同意到了五桂山游击区工作。
　　五桂山，是处在石岐往澳门岐关公路夹着的一片较高的山地，山与山之间有好几条山坑，周围分布有十多个乡、几十条小村。村民大多是客籍人，他们祖先是从北方迁来的，解放前备受山外的"本地人"歧视，生活虽然比较困苦，但人民都很勤劳、热情、友善。妇女同样受"三座大山"的压迫，苦难深重，然而，她们热爱劳动，心灵手巧，是农村生产的主力军。
　　五桂山环境险要，又有较广阔的回旋地带，有利于打游击战，故于1942年初，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就决定在这里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先后派了罗章友、欧初等同志带了几十位武装游击队员驻扎在石门、合水口乡等地。但当时五桂山区各乡，盗贼经常成群出没，伪军日军也经常来抢掠，群众对我游击队还不认识，不敢接近我们，我们部队有两位女交通员，有的群众甚至以为她们是"军妓"。部队在"抗日救国，防匪保家"总方针指导下，首先将石门坑几股土匪消灭了，加上游击战士有严格的群众纪律，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工作，群众对我游击队伍已逐步有所认识，但由于日伪还经常来扫荡，我们力量当时还很薄弱，每逢敌人来时，部队多上山走避，怕在村中打起来，给老百姓带来损失。但群众不了解，有些群众就说我们是"走先队"。故初期我们搞群运的同志进入五桂山区，都要以教师职业作掩护，不敢承认是部队的人，与部队联系也只能采取秘密方式，一是怕敌人经常来扫荡，走避不及；二是避免群众产生怕受连累的思想顾虑。
　　因我是当地人，容易掩蔽，容易开展工作，组织上批准了我到五桂山区工作的请求。1942年，刚好是旧历八月十五那天，我到了五桂山合水口乡，由该乡小学教师刘志光（即该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邓展明同志）接我的组织关系。因我过去参加过抗先队，他以为我身份已暴露了（其实我参加的是联中抗先，学校所在地离我家乡很远，并没有人知道），故此很慎重，要我改名，并叫我不要说是石门人，要说是马溪人，先分配我去白企乡当夜校教师作掩护开展群众工作。白企乡与我家乡石门虽隔了两条山坑和许多大小山头，但同属客家人，都有亲戚关系的，我的嫂嫂和婶婶都是白企乡娶过来的，我也去过亲戚家玩，那里有不少群众是认识我的，我就将此情况向领导说了，结果就改派我去见头里、灯龙坑乡，由该乡民兵队长贺少军带我过去，但刚到村口，有个曾去过澳门的妇女就认出我是石门谢金连的女儿，但未得上级同意，我不敢改口直说是石门乡人。
　　当天下午我住进了给我准备的一间小泥屋里，房子虽旧，但有一个小厅，一个房，还有个小厨房，还是可以的。入夜明月照得门口一片光亮，对面山斜坡上民兵队部的民兵在那里赏月，猜拳的欢乐笑声一阵阵传来，使我记起了当天是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我脑子里逐渐浮现出那瘦削而严肃的面孔，炯炯有神的眼睛来，老杨现在正在澳门山顶医院治病，情况怎啦？我给他去过信，由学校唐秀英同志转交给他，告诉他我来了山区，慰问他并叫他安心养病，同时托唐常看望他。信写好后已半夜了，我的中秋之夜就是这样过的。
　　我教书的那个校舍（课室）就在我住的小房子旁边的一间小祠堂里，学生约30多人，一至六年级，每级都有几个学生，当一班上课时，其他班就要写字或抄书……晚上还有30多个青年来上课，大部分是女青年，他们除了上识字课、时事课外，更喜欢唱抗战歌曲。前一年曾有一位抗先队的老师来这里教过书，也教过他们一些抗战歌曲。这里都是客家人，因此我和学生及其家人，很快就熟悉了，工作起来也很愉快。但这是一个穷村，大部分家庭还是吃糊糊过日的，一到下午各家磨糊的沙盘声到处都能听到，我的月薪只有50元法币，初期还够买一个月粮食，但两三个月后法币贬值，只够买几斤盐，以后虽然我每个星期都回家去用书篮拿几斤米来，但还是要吃粥才够吃。
　　我去到该村约半个月左右，欧初同志派民兵队长来通知我到对面村后的小山上见他。见面后，他交给我一个调查该乡阶级情况的任务，我通过同较大的学生接触和走访学生家长机会，很快便完成了这任务。这期间，组织上交给我的主要任务是做好青年和其他群众的抗日宣传教育工作，并逐步发展党员和动员青年参军。
　　村中有三个青年（两男一女）从澳门华英中学初中毕业回来后，其中两人很快成了我的知心朋友。女的叫黄彩娥（父亲是南美归国华侨），晚上经常同我一起睡，两人谈到半夜，成了我的教育对象，从谈抗战形势，到谈国共两党对抗战态度，国民党倒行逆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人民过幸福生活。白天她又是我教书的好帮手。经过半年的启发，她有入党要求，我就给她讲党章，党纲和气节知识，经教育基本成熟，就在1943年2至3月间送她去部队妇女训练班学习三个月，回来后就介绍她参加了共产党。再有一个出身中农家庭的女青年黄木兰，母亲早逝，父亲因怕日军来扫荡，不让她接近我们，也不让她上夜校，天一黑就关门睡觉。她却以顽强精神，宁愿每晚在厨房草堆睡觉，都坚持来夜校上课。下了夜课我常找她谈话，她也成了我的教育对象，大半年后又介绍她参加了第二期妇女训练班，回来后介绍她入了党。还有一个贫农青年黄顺英，夜校学生，课余常主动找我，通过教育基本成熟，就介绍他参加部队中小队骨干训练班，三个月后也入了党，在部队当了小队长，1944年在反四路围攻战斗中英勇牺牲。该村还有三名男青年参加了刘震球中队训练班，两个以后也在部队入了党，后来成了部队团营级领导干部。
　　1942年冬，有一天，欧初同志通知我要带部队的一个领导（以后才知道是罗范群同志）去二区申明亭，我骑单车先行，他骑单车跟在后面，两人当作是无关系的，一直带到杨霜家里。原来郑秀同志等在那里，我以为完成任务了，但出乎意料的，郑秀同志却告诉我，杨柏昌同志从澳门山顶医院回来了，是专门叫我上来看看他的。到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是领导照顾我，才叫我当这个"交通员"的。当天下午我就到了杨家看望他，一进门见一个理发师傅，正在替他理发。他仰着头，正躺在睡椅上刮脸，看见我进去也没有叫理发师停下来，人更瘦削了，声音也沙哑了。请我坐下后，他就说："你交由秀英转给我的信收到了。听说你返了山区，工作表现很好，我也放心了，望你安心工作，不要挂念我……。"后面他还说了什么，我也听不进去，呆若木鸡，不知坐了多久，也不知什么时候往回走的，心里默默地想着：多好的同志啊！为什么却那么短命。那晚同郑秀同志一起在冯彬家住，尽管冯彬和郑秀都不断安慰我，鼓励我要鼓起勇气坚强地战斗下去。可是我脑子里总是昏昏沉沉的，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说，一晚没合眼，偶尔闭着眼睛，脑海就浮现出他那瘦削的面孔、不安的眼神。过了几个月后，有消息传来说，柏昌同志于1943年春节前就病逝了。我知道后心里十分难过，他为党的事业，日以继夜，拼命、忘我的工作。他的家庭还比较富裕，他却简食俭用，自己从不舍得多花一分钱，用节省下来的钱支援党内有困难的同志，支持党的事业，以致有病也不知道医治，不舍得为身体补充一下营养，他是为党的事业拼搏而死的。我应该坚强下来，继承他的遗愿，努力做好党的工作来纪念他；"收拾起你的泪，母亲；收拾起你的泪，母亲，最短期间，我们不能相见……"他留给我的那首《献给母亲》的歌又不时在脑子里回响。不久，夜校有一个女学生要出嫁了，事有凑巧，嫁的却是我的表弟（舅父儿子）。第三天，新婚女婿回娘家拜祖先了（就是要拜我教书那个祠堂的祖先），眼见新郎哥从对面村过来了，我就向学生说："我有事回宿舍一会，你们自修吧！"就这样回避了，很尴尬。这前后好些年纪较大一点的青年同学都问我："先生你家乡明明在石门，为什么又说在马溪呀？"我见再隐瞒下去也没有必要了，有一晚上夜课时，我就乘机对全班同学说："前段因我有个未婚夫病死了，我很难过，很怕见一些熟悉的朋友，不愿让他们知道我在这里，故说是马溪的，以免他们来找我。"这样算是将问题解释了，其实许多群众早都猜到我是游击队的人了，因为我早就向他们宣传部队是人民子弟兵，是为了抗日保家卫国的为好队伍。群众逐步由害怕接近我游击队到产生崇敬之情，他们终于提出叫我设法请游击队领导来讲时事，和讲讲游击队的生活战斗情况。我写了一个小纸条交给民兵队长转给欧初同志，反映情况。过了几天，一个约廿六七岁、个子高高，面容和霭可亲的青年领导到我的小厅来找我，笑咪咪的自我介绍说："我叫肖强，是欧初同志叫我来同同学们上课的……"。
　　肖强讲话带有很重的东莞口音，很宏亮，讲得很生动，青年们都听得入了迷，讲完后大家都希望他今后能常来。以后每隔十天八天，如果没有出击的任务，他就来我的小厅坐，多数是在夜校放了学晚上九点钟后来，坐大约个把钟头就走。这时同学们都放学回家了，有时我的教育对象黄彩娥还未走，肖强就对我俩讲最近时事和部队战士生活情况，并让我将这些情况向学生转述，以后他就不直接来同学生上课了。如果黄不在场时，他就询问我的个人生活情况和经历等。他还告诉我，他曾结过婚，是父母逼他的，要他结了婚后才准他出来工作，他离开家后妻子生下一个男孩就去世了，以后孩子也病死了（这原来是孩子生过一场大病差点死了的误传，解放后他的儿子还来广州找过我）。他说："是欧初同志希望我们两人相识才叫我来上课，有意给机会让我接近你的。"就这样，凡是部队有任务需要我做的，都由肖来通知我。有一次因部队缺粮，几位领导同志说没有米饭吃了，他来找我，叫我向群众借米，我是通过两个教育对象向群众借了交给他的；还有几次敌人要来扫荡了，部队有些文件不方便随身带走，他也拿了来交给我，我和黄彩娥、黄木兰一起乘夜晚合力用瓦缸把文件埋在半山上。
　　1943年7、8月，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合水口乡，接替刘志光同志所在那间学校教书的岗位，原来是地方党与部队分家了 ，刘志光同志撤往平原。我在灯龙坑小学的岗位由黄彩娥同志接替，在白企乡工作的林基同志的组织关系由我负责。
　　合水口小学是该乡中心小学，有几个课室，学生有上百人。负责低班的是肖结容老师，那时她未入党。夜校还有五六十个青年，其中男青年二三十人，都是该乡的民兵，学习热情都很高。学校校长是归国华侨刘震球，他思想进步，与乡长凌马云两人在地下党刘志光同志教育下，到国民党处领了挺三的牌子组织了一个中队武装，刘震球当中队长，我党派了刘南、郭大同等同志做指导员。刘校长还办了几期学习班，训练山区青年，对开辟五桂山游击区是有功劳的。欧初同志带领的几十名战士，首先就在合水口驻扎，合水口成为五桂山区群众基础较好的一个乡。
　　我到合水口乡后，住在一个贫农青年妇女余华娇（我叫她"娇姑"）家里，她没有读过书，但在夜校学习却很勤奋。她的妈妈和弟弟本来不同意她出来读夜校的，时时借故刁难她，但她经教育却加倍努力做好家务，以及田间劳动上山打柴割草，使她妈妈和弟弟都没办法再找到借口来刁难她。同时，我对华娇也亲如妹妹，她病了，整夜呕吐不止，我整夜服侍她，大年初一，也亲自到南朗墟为她抓药煎给她饮，使她母亲和弟弟深受感动。她对发动该乡妇女参加夜校学习和以后组织妇女会都很积极，成了我的建党对象，1944年发展了她入党。
　　1943年秋，部队派了谭本基同志来领导山区群众工作。她负责我的组织关系，每次来，都很耐心听我汇报，帮我总结思想，总结工作。有一次她约我返我家里过夜，同我睡一张床上，在谈话中我睡着了，她又拍醒我，一直谈到将天快亮我们才睡去，但一清早她又走了。她来找我都是化装成平原妇女模样，梳个大髻，穿套里布衫裤，以我的表嫂名义来找我的。每次同她谈心后，思想认识都有所提高，心情愉快，工作起来特别起劲。可惜她来这里工作时间不长，约两三个月后就调去平原负责妇女训练班了，以后就由王尹（王河）同志来领导我。住在余华娇邻居处，有更多时间与我及群众在一起，和我一同了解群众思想情况，一同研究工作学习，一同谈思想，对我帮助很大。她为人慈善和霭，当地的青年妇女和住地群众都很喜欢她，因她向群众介绍自己叫亚玉，大家都亲切的叫她"玉姊"。
　　在合水口，我们的生活虽然比较清苦，但部队对我们很关心。有一次肖强来学校，刚好我和肖结容老师在吃饭，桌上只有一碟切成片的蒸蕃薯做菜，他看了很激动地说："我们部队生活现在好了，每餐还有点肉，每星期还加菜，而你们老师却只吃蕃薯送饭，日夜教书，长期下去怎么顶得住啊？等我找刘队长研究加你们薪。"（那时我们是每月一石谷，比起去年在灯龙坑，连吃粥也要回家拿米已好得多了，因此我们一向都没有意见，但长期下去也确实不行的）不多久，刘校长（也是中队长）果然就给我们每人每月多加一石谷。
　　还有一次，我妹妹因身体有病，一时筹不到钱医治，来找我商量（她的关系属地方党领导，是上级来找她的，因此她有事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上级），我就把这事向肖强反映了，第二天他就拿了200元法票来给我妹妹治病。为方便于学习和准备夜校时事课，我除了在娇姑家住外，还在刘震球中队长家要了一个房间（这是一间有楼上的很大的房子，是刘的父亲从美国寄钱回来建的，刘在部队住，只有其家属在家住），晚上上完夜课后，我都到那里，学习备课一二小时，然后回娇姑家睡觉。这段时间，肖强每当没有出击任务的日子，有时就来同我一起谈时事。特别是那时大批国民党将领如孙殿英、韩德勤等投降日本部队，领导要我在夜校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国民党投降的宣传活动，肖强对我帮助较大，这样既提高了我的政治觉悟，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我们的感情。
　　大约10月份的一天，上午他出击回来，晚上对我说："我俩相识是领导介绍的，现已大半年了，两人都觉得合得来，我俩就结婚吧！"……就这样当晚我俩就结了婚，临走他深情地对我说："现在战斗这样频繁，我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万一我不幸牺牲了，你要再结婚啊！"我以为他是随便说，并不介意，哪知这却是他的最后遗言啊！
　　我们结婚后的第三天晚上，下夜课后我同娇姑回家睡觉，一边睡下一边谈心，大约午夜2时左右，快要睡着时，忽然听见娇姑的弟弟从外面回来的开门声，他一进门就很惋惜的嚷开："唉！真可惜！部队今晚去崖口打伪军，肖队长被打中大腿，流血过多牺牲啦！"娇姑马上问他是怎样知道的，她弟弟说："我们在路边小店里聊天，见大部队同志回来，并抬了肖队长回来，他们都说他已牺牲了！"我听了后，就像有个重锤打在我的头上似的，一下子出不了声，只听得娇姑说："唉！肖队长前段还在校门口演过话剧，多好的人啊！这样年青就牺牲了，太可惜啊！"娇姑虽然是我的教育对象，但当时还未成熟，未能入党，故肖强是我的爱人的事，我还未告诉她。因此，我还要极力控制自己，不能失态而让她发觉。由于脑子昏沉沉的，加上已下半夜很疲劳，不知不觉朦朦胧胧地睡着了，并做了个梦，梦见肖强同志只是受了伤，并没有死。我高兴得一下醒来，马上拍醒娇姑。我说："肖队长没有死，只是受了伤，我在梦中看见他啦！"娇姑也高兴地说："是呀！我也梦见他没有死，是受了伤呀！"于是，我赶快起来吃了早饭，立即赶到学校去，想从部队驻防的那个村（是剑门牌村）的学生中探听真实消息。哪知我刚到学校，那个村的学生就围了上来，他们都很难过的告诉我："昨晚部队出击崖口是胜利了，打死了好些伪军，缴获一批炸弹筒和机枪，但很可惜呀！多好的肖队长，却牺牲了（当时他是大队副）！"凌乡长的儿子凌伯兴则说："我爸爸杀了个生鸡，给他敷心脏，也救不过来呀！原来血流得太多了！"伯兴还说："真惨呀！怕敌人来报复，匆匆忙忙买个棺材却很小，装上尸体却伸出一大截脚"。他牺牲了已是铁的事实了，我的心象刀割的一样痛，
　　但我想起党领导教育过我：无论遇到什么艰难痛苦，都不要影响工作。我暗自警告自己不能掉泪，更不能倒下，白天晚上都还有课要上啊！中午肖的警卫员到刘家我住的房间来取我替肖缝补的一大篮子衫裤时，更引起我内心的悲痛，牙齿咬破了嘴唇也不知痛。下午上完了文化课放学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呆呆的站在学校后门口，往北面山张望着，心想：今天下午该是他下葬的时候了。部队领导怕我暴露，虽近在咫尺（同一个乡，大约距离三四百米远），也不敢叫我去见他最后一面，做一个革命者可真难啊！刚想到这里，忽然看见当地中队的郭大同指导员参加完葬礼从剑门牌村过来路经学校，他见我正在暗中流泪便说："今天下午我们送葬的弟兄，数十人都哭了，难怪你啊！但敌人明早就可能来扫荡，你要小心，千万要坚强啊！"不一会王河同志也来了，他是代表党领导和欧初同志来慰问我的，她鼓励我要"坚强的战斗下去，要化悲痛为力量，要趁此机会教育群众更加热爱部队，拥护部队。"我一颗压抑的心逐渐平静了。对啊！要化悲痛为力量，这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
　　当晚，夜校的青年学生来了，他们都提出不上课了，都说："肖队长牺牲了，心里挺难过，开个追悼会吧！"这正好同我心想在一起了，追悼会开始了，几十个青年男女在默哀时哭声一片，我更忍不住了，同他们一起痛哭了起来，并含着泪讲了话，鲜明地指出："我们游击队就是抗日救国的，肖强同志是部队领导之一，他是为了不让我们当亡国奴而牺牲的，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想尽一切办法，用实际行动，拥护我们的游击队……"散会后已是10点多钟了，他们自发组织募捐小组分头到各村群众中去募捐粮食和钱去慰劳部队。一个老伯母流着泪恳求同学们收下她舍不得吃的几斤粮食。她说："这样好的部队，我们就是自己不吃，也要支援他们。"从此，我们的游击队更加为山区人民所认识所爱戴（那时部队还没有公开是共产党所领导的）。第二天晚上，部队在贝头里开祝捷大会，同学们挑挑担担带了募捐来的粮食去慰劳部队。
　　过了两天，在平原办妇女训练班的谭本基、周敏玲等八位大姐来信了。她们热情地劝勉、鼓励我："要坚强，要继续战斗下去"，并告诉我，敌人随时都会来报复，来扫荡的，要我提高警惕。我感激同志们对我的关心，暗下决心，绝不辜负同志们对我的期望。
　　当晚情报来了，果然敌人明天要来扫荡了，我即与夜校青年（妇女和集结队员）分小组到各村去通知群众坚壁清野，连夜将衣服粮食掩藏好，有几个妇女到村外对着敌人来路的小山上放哨，我和另一些妇女及集结队青年则登上后山去。天快亮时，日伪军果然来了，到各村去抢劫一番后，找不到人就走了。
　　这是新建不久的游击区，日伪军三五天来小扫荡一次，两三个月来大扫荡一次，每次对粮食、牲口无所不抢，看见青年还会拉壮丁，老百姓恨之入骨。
　　1944年元旦前夕，部队要出击了，南朗安定乡一个位于合水口出口处的小山上，驻扎有伪43师黄光亚营200多人，控制着五桂山的咽喉和岐关公路东线南朗地段，是游击队在平原地区开展活动的主要障碍。为了扫除这个障碍和准备成立"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部队领导决定当晚袭击这个据点。当民兵的男学生，他们一早就准备出发配合主力出击，剩下女青年上完夜课后，将早已募捐来的大米煮粥，将碎布破衣服煮沸消毒，准备做抢救伤员的绷带用。大家都很兴奋，一边煮一边等待着听我们战士杀敌的枪声。零时左右，密集的枪声响起来了，姊妹们马上去课室搬了上课坐的椅子出来，站在椅上，看到树梢上红红的火光，心情激动得嚷起来："好啦！这回黄狗仔该倒霉啦！看他们能行凶到几时？"天亮后部队陆续回来了，她们就担上粥和碎布慰问去了。一个多小时后她们回到学校来了，兴奋地告诉我说："打胜仗啦，部队驻地摆着几挺缴获的机枪，还有掷弹筒、步枪等一大堆"。
　　元旦当天还传来消息：游击队要公开宣布成立"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并定于3日晚在长江松浦村召开庆祝大会，宣传队还有节目演出。青年们听了这个消息后，不但要求参加，还准备送贺礼。故此他们都忙开了，马上到各村去募捐筹集大米、糖等做点心水果。
　　3日下午，除一些老人和年少的孩子留下外，男男女女浩浩荡荡，挑挑担担，爬过几个山坳往开会地点进发。到了目的地后，远远就看见会场内人头拥拥，足足有数千人，客家山歌，抗战歌曲在会场内此起彼伏，热闹非常。我们大家找了地方坐下不久，开会了，欧初队长庄严宣布"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成立。他说："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是要坚决打击敌伪，积极准备反攻，争取抗战胜利，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新中山……。"讲话后，不少村代表送了锦旗、贺信和一大批慰问品，如茶果、点心、烧猪等，有的当即发动为义勇大队购买武器的"献金运动"，在妇女训练班学习的霍淑同志带头献出了买一挺机枪的钱，其他的不少青年也纷纷献了钱，有的还献了金器。接着流星队和其他区宣传队还表演了精彩节目，军民尽情地联欢，很晚才散会，各乡群众又踏着月色，连夜爬山涉水回到各村。
　　30日（农历年初七）晚，我还未上完夜课，刘震球中队长的警卫员来通知我马上到刘家去开会。我立即到了刘家，除见到刘中队长外，还有民兵队长郭指导员和一位已分别多年的抗先队老上级、听说在香港沦陷时已带队去了东江的阮洪川同志，我以惊异的眼光看了他一下，他只微笑点点头，但却不敢聚旧（因为当时还未公开是部队的人）。我坐下后他就开始传达一个紧急情况，说已收到紧急情报，敌人明天就要分十路向五桂山进行围攻，我们这个乡也是首当其冲，敌人明早就从崖口进来，准备入来后与其他九路一齐联合来搜索我五桂山主力部队，计划入山扫荡半个月，各乡民兵要配合打麻雀战，以迷惑敌人，使他们手尾不能相顾，粉碎这次围攻。会后，我和民兵队长即回学校去布置，刘中队长则准备连夜拉队过去白企乡。当晚我们分头到各村动员群众立刻掩藏好衣物粮食后连夜上山，民兵在村内巡逻，下半夜由男青年到从崖口的来路上放哨，清晨，女的拿着锄头装作在田间劳动，使敌人不易发觉。第二天敌人果然来了，民兵就分散在各个山头东打一枪，西打一枪。敌人派出队伍去追，上得山来则已无影无踪。这样在未进村时就疲于奔命，进村后赶快找间大屋钻进去，加强岗哨。入夜，男女青年又围着营房四周，大声呐喊及在铁桶内烧炮仗，声音好象机枪声，使敌人心惊胆战不敢出来。次日民兵队长号召专门捕捉出圩采购食品和到群众家去抢掠的散兵游勇。在女青年协助下，将一个采购大批肉菜的伪军捉到了，没收了他的肉菜后，叫他逃跑，不要再同敌人卖命，但那个伪军被放后却拼命往营房跑，并边跑边喊："游击队来啦！游击队来啦！"结果大队伪军荷着枪跑过来向放他的地方和附近山上捉人。青年们跑上山洞藏了起来，敌人一无所获。经过两天的骚扰，敌人惊恐万状，于是放火烧了民房和附近几间华侨大屋后，就匆匆撤兵逃回崖口老巢，这路敌军原定半个月的"清剿"计划，两天就完蛋了。据事后了解，我们游击队主力还集中力量打击了从三乡入石莹桥一路的日本兵，使他们遭到迎头痛击，最后拖着十几具尸体跑了。我分散的游击小组和各乡民兵密切配合，运用麻雀战术，使其余八路敌人也到处遭受骚扰袭击；有的队员还外出破坏了大环桥和上栅桥，剪断电话线，使敌人不敢行动。结果日伪军预计半个月的合围计划，几天就全部破产了。敌人撤走后，游击队又回来了，合水口妇女又煮粥、煮茶去慰问他们。
　　4月清明节到了，合水口乡凌乡长买了烧肉等拜山祭祖，请我去吃中午饭。入席时发现阮洪川同志也在座，打了招呼后，在谈话中他知道我当天下午要到灯龙坑去参加一个原来夜校女学生的出嫁陪嫁仪式，就说："我正好要去那个乡了解情况，我们一起去吧！"下午我俩一起走，一起谈，谈了我们别后两年来的情况。他特别关心杨柏昌同志（过去在抗先队杨是他下级，他也知道我曾同杨谈恋爱），当他知道杨已病逝时说："他是个好同志，可惜这样早就去逝……。"过了几天，忽然有个30多岁领导模样的同志来找我，我们到了学校附近一块田边坐下来谈。他自我介绍说，他叫叶向荣，是上级派他和阮两人来五桂山区搞民主建政工作的，现五桂山区准备成立区民主政权筹备处，他和阮当正副主任，成员有我和刘震球中队长、凌乡长，还有石门的甘伟光、部队调来的陈明等7位同志，并说过几天有个叫李瑞英的老师来接我的教学岗位，我就调出来筹备处工作，谈了这些以后，他还说："阮是你的老朋友了，他现在还没有爱人，他提出叫我介绍你两个谈，你不会拒绝吧！我说："我们认识虽有几年，但只知道他是抗先上面领导，还没在一起工作过，互相都不了解。"他说："今后我们都在一起工作了，你俩就有更多机会互相了解啦！"我说："是可以互相了解的。"不久我就调到筹备处工作了。最初几天只有叶先生（初期由部队调来搞建政工作的几个领导同志，我们都叫他做"先生"的）和我及一两个工作人员，以及十几个武装人员。这时，当地外围村有一个汉奸为虎作伥，群众非常气愤，筹备处顺应民意，将他提了回来，刚审问完毕，交通员送来紧急情报，说明早敌人又要来扫荡。叶先生从我们刚集中、力量弱的情况出发，决定马上将那汉奸处决后即拉队出平原掩蔽，待敌人走后才返来继续工作。当时半夜，由叶先生率领，我们十多人就直奔敌人老巢（西桠）旁边的东桠乡，十几个武装人员住进村边的后面有一片树林的大碉楼，我们几个女同志扮作走亲戚样子住在群众家里。后来知道第二天上午，敌人果然进山去了，扑了个空，下午才出来，而我们却在敌人鼻子底下安全地过了一天一夜。
　　过了几天，我家乡石门传来了骇人听闻的消息：石门乡的张落坑、木子埔村几十名乡民被日寇捉到六区外沙活埋了。我便同办事处的另一工作人员匆匆跑去了解情况和安慰被害乡亲家属。我们到被害人数最多的张落坑村，刚到村口就听到哭声一片。原来前天一清早日寇和伪军就包围了该村，并逐屋将男女老幼都赶出来，同时也在邻近三四条村捉了50多人，然后集中用枪押着共73人，往外沙活埋。除途中走脱几人外，以及活埋时一个妇女因害怕当场发疯，被放回来，老人也被放回，共活埋41人。光张落坑村被害的就有20多人，有一户谢滔妻（是我同宗的远房亲戚，我父亲在时两家关系还是较密切的）的两个孙子是从秘鲁回来的华侨青年，才结婚几天就被害了。婆媳三人哭得死去活来。老祖母见到我握着我的手，哭得更惨了："唉呀！香姑呀！我家给鬼子投绝啦！我怎么活下去啊！"说到这里就昏倒了，在旁的两个新媳妇连忙抱住她，我们合力将她放在床上，用油将她搓醒，安慰了好一阵，她才止住了哭；我们还去看望了其他几家，谢三有、谢华容两家都是父子被害的，谢喜妻的媳妇刚生下孩子不久就被害了，婆婆抱着孙子嚎陶大哭……真是哭声一片，惨不忍睹。当时正在该村工作的梁坚同志，那天早上也和群众一起被押着逐出门口，三同户老伯母何芋她不声不响的将梁一拉，拉向自己后面，梁会意后退几步，悄悄地从她厨房后门向旁边山溪溜走，溪旁一位看牛妇女又把自己的牛绳抛给她，让她装着看牛样子，向山后走去，终于脱离了险境。山区妇女就是这样，处处关心我们部队人员，保护我们部队人员，却没考虑自己！她们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感人至深！
　　活埋的当天惨叫声震四野，第二天附近还听到呻吟声，闻之心寒，有几个日寇却哈哈狂笑着在坟堆上踏实泥土，令人发指！
　　日本投降后，石门乡华侨汇款回来，在石门公路边山门坳建了一个公墓，从外沙挖回骸骨埋葬并立了墓碑。前两年因要扩建公路，公墓需要迁移，我姐姐谢月瑛又捐资1.5万元，将公墓迁往南面山头，再建一个新的公墓，欧初同志还亲笔题写了碑额，让人们永远悼念受难乡亲，不忘国难。新墓额：松柏长青墓 联：忆当年敌伪逞凶掘阱生埋惨动青天挥血泪，事此日侨关切建坊痊葬绎沾枯骨慰幽魂。不久筹备处的人马陆续到齐了，除了我们7个工作人员外，还调来30多名武装人员成立了一个武装中队，另30多人组成宣传工作队，队长王云，副队长梁宏。随后分片召开了十多个乡的各阶层人士座谈会，宣传山区民主建政的好处，是让山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跟着帮助各乡选出民主乡长和人民代表。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后，4月中旬，筹备处就在山区石莹桥乡召开有100多人参加的各乡代表大会，选出归国华侨刘震球当联乡办事处主任，甘伟光当副主任，叶、阮为秘书，陈明和我为委员（陈抓武装，我负责宣教组训股，兼山区第一届妇女会长），通过了山区办事处《施政纲要草案》。散会后我们几个工作人员都好像松了一口气，几个月来同宣传队一起紧张工作已告一个段落，但真正地开展工作才刚刚开始哩！
　　第二天工作又忙开了，同志们要轮回到各乡召开座谈会，宣传施政要则，着重座谈二五减租事项。我则负责开办妇女训练班和农民知识青年（一般只有小学毕业程度）训练班，以便培养各乡妇女会长和小学教员。不久，整个山区掀起了减租减息和发展生产运动的高潮。
　　1944年8月，五桂山区政府在合水口小学正式成立了，刘震球当区长，凌子云（即原乡长）当副区长，甘伟光因工作需要调去凤凰山区，我妹妹月珍当政务委员、宣传组训股长和区第二届妇女会会长，我则调去石门乡当党支部书记，以当小学教员作掩护，负责领导该乡党支部和民主政权工作。
　　1944年10月，县一级民主政权--县行政督导处成立了，叶当主任、阮当副主任。在督导处领导下，10月成立了五桂山区党总支，方群英当书记，兼石莹桥支部、马溪支部书记，委员有我，月珍和李瑞英。月珍当山区政权支部和合水口支部书记，李瑞英当白企支部、灯笼坑支部书记。其他区如滨海区、谷镇区民主政权也先后成立，凤凰山区政权也在筹备中，中山出现一片大好形势。
　　1945年1月15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五桂山区公开宣布成立，发表宣言宣告"珠江纵队是珠江三角洲人民的子弟兵"，"热诚接受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纵队司令部设在槟榔山村，下辖两个支队，一个独立大队，中山县的部队为第一支队，支队长欧初，政治委员梁奇达，副支队长罗章友，政治处主任杨子江；番顺地区部队为第二支队，支队长郑少康；南三边境部队为独立第三大队，大队长冯光。
　　珠纵宣布成立前后，第一支队曾运用东江纵队爆破战术，袭击驻三溪的伪联防大队黄祥部据点，炸毁一座三层钢筋水泥碉堡，毙敌7人，俘10余人，缴获武器一批。2月上旬，又在夜间远道奔袭金钟伪联防大队梁友部，用炸药包炸塌碉楼，毙敌10余人。此外，还袭击了前山伪联防中队陈雄部、古鹤伪区署郑屈部，在民兵和群众配合下，全歼该两中队，俘伪军40多人，缴轻机枪2挺，长短枪40几支、子弹一批。伪军弄不情碉堡的被炸是用什么武器,因此十分恐慌。我是1944年9月过来石门乡工作的。
　　石门乡情况比较复杂：岐关车路就在旁边穿过，孙中山故居也在公路边，日伪有个据点在翠亨，距石门仅廿分钟路程；该乡的悠福隆村内，原有两股打家劫舍的土匪，罗章友同志带部队来后才将他们消灭了。该乡团离敌人驻地近，敌人来扫荡次数特别多，前几个月，该乡41名群众才给驻外沙的日军拉去惨无人道的生埋了。该乡虽大多数群众都是拥护我们游击队和民主政权的，但也有些人心存害怕敌人来烧屋杀人的顾虑。而主要问题是该乡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骨干，除了从游击队主力部队调回来当集结队长的甘国樑是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外，民主乡政的乡长名为"开明"人士，实际是个地主，副乡长是个杀猪和卖猪肉出身的"贫农"，前段也有同志在该乡发展了4个党员，但仍是思想上还未入党的，顽军回来后，在敌人的软硬兼施政策底下有2个去了自首，2个跑了，因此，该乡工作较难开展。
　　石门乡靠近海边，1944年10月左右，日军为了阻止英美盟军有可能在该处海边登陆，派了约一营兵力开进该乡鹅眉村驻扎，准备用民工在后山山顶掘山洞藏大炮向海边发射，以阻止盟军登陆。学校离该村近不得不停课了。包括我在内，在这里教书的4个工作人员，这时也只好分散到各村群众中掩蔽，做群众工作，我则仍住在兰溪群众家里，领导乡干部和群众对日军进行斗争。日军天天来催交粮食、民工，我们经请示上级后，先采取应付、拖的办法，找了一个雇农（集结队长的父亲）当伪保长，经与乡干部商量每天只给几个民工、十多斤肉和二、三十斤大米应付一下，但日军不答应，要出村来扫荡捉人。我们集结队长通过关系，约在日军营中煮饭的厨工徐观华（该村一个贫农）出来做思想工作，他答应向游击队提供情报。每逢敌人有准备第二天一早出来扫荡的迹象，他就连夜来报告，结果全村的人都立即上山去睡，使日军每每扑空，无可奈何。集结队也对敌人很愤恨，总想找机会打击它。有一次，两个日军出圩去采购，当他们一先一后行走时，集结队员甘伯华突然从路旁小树丛里跳出来，用锄头将后面那个锄死了，等前面那个日军发觉时，甘则已走得无影无踪了。以后凡是白天一二个日军不敢出村，去买菜也要四五个武装傍着，晚上更闭门不出。
　　1945年5月9日，日、伪、顽三方共纠集4000多人准备兵分六路进入五桂山区，实行联合进攻，企图包围消灭我第一支队。在敌我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我部队采取"避敌锋芒，隐蔽主力，以部分兵力伏击进犯敌之一路，以麻雀战术到处袭扰敌人"的方针进行反击。9日凌晨4时400日寇和100多伪军，从关塘埔入我五桂山灯笼坑三山虎。猛虎队队长梁杏林带了24名战士预先埋伏在这里，连续三次打退敌人的强攻，毙敌30多人。因弹药消耗已大半，急需补给，梁杏林便率领13名战士突围请援，小队长黄顺英带领11名战士坚守阵地，直至弹药全部用完，10名战士死伤，机枪手郑其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牺牲时两手仍紧握着那挺杀敌无数的机枪，班长甘子源身上中弹、腹部又被敌人捅至重伤，但他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坚持到战斗结束，被群众抢救出来只有黄顺英一人，他在敌军迫近时，急中生智，从后山坡滚下冲出重围。这时，梁杏林已率领猛虎队的另一个小队赶到。民权队也奉命赶来增援。在两路夹击下，敌人狼狈而逃，终于以少胜多，圆满完成阻击来犯之一路日伪军的任务。其他几路日、伪顽军，分别到崖口、翠亨、三乡等地扫荡，并向山区腹地进攻。他们所到之处，掘地挖墙，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尚天祥由叛徒郑兴带路，在三乡大肆搜捕，杀害游击队战士和军属11人；梁雄部在崖口抢掠大批财物，搜捕民众10多人；钟汉明在黄茅坪烧毁民房大半……。留下在石莹桥、合水口和神湾等地的小分队，在当地集结队的配合下，声东击西，以打麻雀战来袭击敌人。使敌不但搜不到我主力，反被我小分队打得昏头转向，消耗了兵力。此役共毙敌90余人，达到了以少胜多、保全自己、消灭敌人的预期效果，使敌、伪、顽分进合击，包围聚歼我第一支队的计划彻底破灭。
　　"五·九扫荡"后，敌人还持续两个月不断对我山区进行小规模的扫荡，有时突袭某个乡。叛徒郑兴带领日伪和顽军到处烧杀抢掠。我支队主力在敌人的疯狂夹击下，化整为零，依靠根据地群众的支持和掩护，分散隐蔽活动，两个月不能返回驻地，夜间只能露宿山头，异常艰苦。6月的一天清晨，日军包围了我在合水口乡一个小山上的中队蛟龙队，同志们在密集的机枪火力掩护下，拼命冲出来，但有十多个同志冲不出来，被日寇用大火活活烧死了。第二天傍晚，该乡同志和群众为遇难烈士开了追悼会，青年们都咬牙切齿誓要报这个血泪仇。
　　7月的一个下午，我正在石门同乡干部开会，一个伯母来找我后哭着说，她亲眼看见我妹妹月珍今早在合水口被日军逮捕了。原来该伯母和几个石门妇女出南朗圩，路经合水口，给在那里设卡拦路的日军逮捕，锁在合水口一个村的房子里，在里面就看见我妹妹也被锁在那里。后来经问话，石门的妇女就给放了，而我妹妹和合水口一些妇女却没有放。伯母说："月珍是工作人员，如果被敌人知道就没有命啦"。刚好这时山区政府的刘震球同志一批人也到了石门，便询问他们，他们说："昨晚月珍是出去群众家住的，我们半夜上山时还没见到她。听群众说，她是今早与该住户群众
　　甘嵩婶一齐被捉的，身份还未暴露，不一定有危险的"。但当晚还不见她回来，直到第二天上午她才极其疲惫地回到石门，我高兴得掉下了热泪。吃了饭，喝饱水后就详细告诉我们她被捕的经过和合水口妇女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她的感人事迹：前晚她在合水口甘嵩婶家过夜的，天还未亮，敌人已包围了村庄，强将全村老百姓赶出来集中在一起，气势汹汹地喝问要搜捕部队的人，这时刚好甘嵩婶邻家有个傻仔，指月珍是部队人，敌人就用枪托敲打威胁甘嵩婶，要她说出月珍身份。只比月珍大13岁的甘嵩婶，任凭敌人如何拷打，还是一口咬定自己是月珍的后母，始终没有暴露出游击队和民兵的情况，敌人没有办法只得把她绑起来带去南朗老巢，在途中她乘敌人不备逃脱回来，而月珍也给敌人绑在房子的窗下。待敌人去了别村烧房子，该村的凌伯母则冒着危险用刀割断了绳子救了她。当天下午她爬过一个山去了崖口躲避，今早才返回石门。
　　在这两个月敌、伪、顽对山区进行不断扫荡期间，驻石门鹅眉村的日军也日日出村进行骚扰，我们工作人员和兰溪及附近村群众每晚都上山睡觉，只留下集结队员在村里进行巡查。
　　8月，日军投降了，在鹅眉村日军未有撤出前，在日军营里做厨工的徐观华做通了东北籍日军翻译的工作，携带了轻机抢一挺，掷弹筒一个向我游击队投降。"五·九扫荡"后，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要开辟五岭战略根据地的命令，已先后于5月和10月分5批将主力转移到东江，准备北上。阮洪川、甘伟光和我妹妹月珍也于10月撤往香港，大部份搞群众工作的女同志也撤走了，而我当时还留在石门兰溪坚持斗争。同月，根据上指示，留在五桂山区的部分党员骨干在石门村成立中山特派室。曾谷（后为黄旭）为政治特派员，甘生（后为梁冠），
　　为军事特派员，梁冠是队长，以特派员为主与各武工组负责组成党组领导核心，只留下六、七十个武装人员在五桂山区继续坚持斗争。<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