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至1951年，中山县商会有一户直属会员企业——手车公司。 　　晚清，手车从日本传入我国，称东洋车，后称黄包车。广东口语叫“车仔”，书面语写作“手拉车”。这类车，中山早已绝迹，现今澳门还有少量“车仔”，供旅游者兴趣乘坐。目前，人们比较熟悉的香港车仔红茶包，就是以“车仔”做牌子。但是对石岐本地“车仔”的历史，就了解不多了。 　　1921年，县长吴铁城倡导县城石岐拆城筑马路。事前，商会得知消息，就有商人集资订购黄包车20打（240辆）。随后，着手筹备成立手车公司，并制定《章程》，办理工商登记正式开业。初期，它是时髦交通工具。基本上是供人乘搭的，亦有人货混载或单纯载货300司斤。载客以1位为标准，2人挤迫甚至再加1小孩亦可，另加收车资。旧政府要向手车公司征税，标榜透明度高，实际上是官商串同“做戏”。所谓“手车捐”承包税，公开报价竞投，价高者得。其实是商人通过行贿县官手段，明投暗定。商人以什么公司“竞投”，中标公司事后才立名开业（手车公司的字号是变更登记的。其时，也有增股退股一齐变更登记的事例）。历史上濠头乡人士郑干中标承办最久，他的公司曾用名“石岐人力车广盛公司”、“石岐手车利行公司”等。公司内设主持人、夫目、书记、管车、收租、支应（勤杂）和另账修车。手车公司每年向国民党县政府缴交的税收是不少的，30年代前后，以1天缴饷40元计算，1年就上缴14400银圆。而手车公司每辆出租车每天收租5毫，全年收180银圆，全公司240辆车计算，共收43200银圆，每年可获毛利28800银圆，另有利息若干，利润是相当可观的。 　　拉车工人，石岐叫他们做“车仔佬”。他们以拉车谋生也不容易，第一步向公司申请，要有担保人盖章承保。每二步要向手车公司交按金20元，第三步要履行公司《章程》，每天下午4时向公司缴交车租5毫。当日不论有无生意，收入多少，也要照交车租。拉车时损坏零件要向公司赔偿，修车可到公司的修车员那里解决，但要照价交钱。公司为防止拉车工人欠租，规定凡欠租9天，可酌情罚息或不罚；但欠租10天的，则收回车辆，没收按金。工人如要再拉车，必须重新申请，另行缴交按金。手车工人因拉车劳动强度大，酒、饭量也大，且靠微薄的工资支撑家计。因此，贫苦度日，儿女失学，长期日晒雨淋，如患病就百上加斤。这些低下层工人，死者为数不少。手车工会会员最多达270——280人，但到中山解放时，不及100名。 　　手车公司还巧立名目剥削工人，如公司转名，儿子顶替父亲拉车都要收取2——3元的过户手续费。公司随时寻找藉口，处罚工人，如有时发现工人载货超过300司斤，公司立即以压坏车为由，向工人罚款几毫。除外，手车工人还要遭受警察刁难、勒索、殴打，虽然遭受重重压迫和剥削，但手车工人热爱祖国，支持抗日斗争。最令人感动的，是笔者亲眼见到的一件事，1936年石岐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学生拉着大面国旗，唱歌呐喊号召抗日募捐，市民响应。手车工人也不甘后人，把当天仅有的收入几个双毫、铜仙或三两张双毫纸币投放在国旗上。并高声呼叫：“打倒日本侵略军！”当晚，手车工人只得向米铺赊1斤糙米煮饭给全家顶肚。 　　时过30载，石岐的手拉车，日趋残烂。至中山解放初期，已经赚了钱的手车公司股东，多是地主工商业，害怕土改运动，相当部分去了港澳。又因城乡用自行车载客、载货逐步取代手拉车，帮此，公司老板对搞好手车出租，采取放任、观望的态度。1950年11月，石岐镇商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改组成立工商联，手车公司既不出席又不登记。未几，手车工人归属搬运工会；接着，并入搬运公司，归属港务局领导。为了发展生产力，搬运公司逐步淘汰了残烂的手车，新添置一批脚踏三轮车、双轮小板车。至1955年，笔者所见，尚有一些残旧手拉车代客载运瓜果、稻米等或乘搭病人、产妇到医院。1958年，报载上海市将最后一辆黄包车放进历史博物馆；当时，石岐市未有博物馆，也没有把它作为历史文物收藏。 　　笔者在这里插上几句：从20年代起，石岐有10多辆比较华丽的手拉车，是国民党驻军团长的妻妾、商会会长、名中医、律师的私家车（只领牌，免征营业税），固定车夫为月工资。 　　中山解放后，并入搬运公司内的原手车工人，是工人阶级一部分。这些工人中，有改做其他工作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到今天，绝大多数手车工人已经老矣，享受退休待遇，在家颐养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