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建设三个适宜、更加美丽中山”的总体目标指引下，我市积极探索符合中山社情民情的特色社会治理路径，完善相关的运行机制、保障体系建设，社会善治“中山模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我市成为争创广东社会管理领域创新排头兵的一面鲜明的旗帜。

　　一、我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经验成效

　　（一）民生事业全民参与决策、共建共享。

　　一是重大民生议题齐参与。对涉及重大民生项目规划建设问题，广泛听取和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吸纳民智、集思广益。建立重大民生实事群众票选机制，“群众点菜、政府买单”。二是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教育现代化体系建设省内领先，新增4个国家卫生镇，社区卫生服务率达100%。公益惠民工程有序推进，“十二五”共新增保障房近2万套，改造双低家庭及优抚对象危房2480套等。

　　（二）“平安中山”建设全民创安、源头治理。

　　一是实行网格化管理，有效加强隐患排查和控制。二是开展“全民禁毒”、“全民治安”等活动，连续三年捧得“长安杯”。三是实施“畅通工程”。交通死亡人数连续3年呈下降趋势。四是建成首个“无医闹”城市。坚持快速出警、主动作为，推动医患纠纷的源头治理。

　　（三）“全民修身”弘扬法德共济、相得益彰。

　　一是用修身行动构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磁场。建成32个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全市共有5个镇、9个村被评选为省文明村镇，32个单位（社区、窗口）为省文明单位。二是以法制的宣传推动公民法律意识的形成。深入开展法制城市创建活动和“阳光法治、法治惠民”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全体社会成员自觉学法，承担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

　　（四）“全民公益”共建博爱之城、和谐善治。

　　一是“博爱100”实效显著。三届“博爱100”项目共征集1856个公益项目和公益创意。组委会前后共投入种子资金928万元，撬动部门配套和社会捐助总资金2639万元。二是全民公益园有序建设。目前我市9个镇区的全民公益园正式挂牌试运行。三是慈善万人行品牌塑造。捐款金额从1988年的7.2 万元上升至2015年的9035.28万元。

　　（五）“文卫双建”倡导健康生活、文明礼让。

　　一是开展全民参与创文活动。通过发动“车让人”奖励活动，行人和机动车遵章达到95%。广泛开展“文明餐桌”行动，全市13000多家餐饮企业积极参与。二是建设食品安全“四有共治”体系，确保市民“舌尖上的安全”。三是打造全民健身服务体系。2011年以来，市、镇和社会力量共投入3亿多元更新市民健身设施。

　　二、当前社会治理体系存在的主要不足

　　综上所述，我市“全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正激发本土社会发展的新活力。全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中山模式”已经成型，且成绩斐然，得到上级领导肯定、部门学习推广、媒体广泛关注。然而，现阶段若在更广域范围内进行推广复制，尚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亟需改进和提升：

　　（一）治理体系的转型方向更多侧重于“参与”而非“治理”。

　　一是关于“全民+”的内涵理解存在偏差。目前，政府部门主要通过发动群众广泛参与来推动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但对于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参与、合作共治体系以及推动基层自治的关注度仍然不够。二是自下而上的自治行为培育和引导不足。基层社会自治组织以及枢纽型社会组织在服务基层群众、培育基层自治力量等方面投入不足。社区社会动员能力较弱，居委会、物业、业委会、社区企业、社区精英等主体参与自治的权责不明晰。三是全民参与治理的保障机制尚不完善。全民参与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尚缺乏社会信用、公益慈善、社会组织建设、公众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支撑，具体实践过程中各方主体行为的保障和约束存在模糊空间。基层社区治理工作的监督考核、民主决策、民主评议仍缺乏相应的机制和规范要求。

　　（二）公众有序参与的多元共治体系建设有待培育引导。

　　一是公众参与的深度、广度不够，协商共治的范围有待拓宽。市民、社会组织关于公共事务的信息渠道来源存在不对称，真正参与协商的过程中大多基于个人经验和感性认识，存在一定的非理性思考和判断。重大项目的听证、事中监督、事后绩效评估等环节未能充分吸纳社会组织、个人的参与，公众对于一些重大决策的知情权、监督权、表达权得不到满足。二是公众参与的载体欠缺，合作共治的潜力受到制约。基层集体重大决策全过程民主监督的公众参与机制尚不健全。社会治理领域的信息技术应用主要集中于政务信息化方面，大数据、网格化治理、网络舆情跟踪等平台建设处在初级阶段。三是公众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低，多元共治的活力未充分释放。政府部门牵头的全民参与专项行动中，个人及社会主体的参与率偏低。企业对于员工维权、待遇协商、帮扶解困等社会责任的履行需要进一步提高透明度。社区公共文化、社区公益等社区居民自组织活动较少。

　　（三）服务型、效能型政府构建仍需进一步强化。

　　一是简政放权之后的配套尚跟不上。基层部门的编制、专业技术人才不足，新增业务的熟练掌握需要适应期，存在一定的“不作为”、“慢作为”现象。市级职能部门放权之后在诚信系统、基层执法队伍、监督机制建设方面进展缓慢。二是政府层面的治理机制运行效能未发生质的提升。部门涉及社会管理业务的权责尚未厘清，推动社会服务创新方面的配套计划相对滞后。部门协同治理的协同效应不明显，对于一些关系群众利益的常态化工作，部门联动、资源共享、信息沟通的机制不健全。三是社会组织发展水平低，政府向市场放权的步伐需要加大。针对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专项扶持政策较少，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具备承接政府职能的偏少。社会组织的专项培育发展资金占比较少。外来社会组织本土化进展缓慢。对于民办非企业、行业协会的法律地位不清晰、发展不均衡等问题，目前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善。

　　（四）基层社会自治体系建设仍需进一步探索。

　　一是社区居委会承担的行政事务牵扯了大量的社会服务、基层协调精力。社区居委会职能存在泛化和权责不匹配问题，在涉及的计生、综治、市容环卫、消防管理等工作领域，社区并不具备相应的执法权限和配套的业务经费。开展过多行政类业务造成居民对居委会群众自治性组织的认知偏差。二是在基层政务管理方面，涉及集体资金使用等重大事项虽然已履行信息公开的责任义务，但多数决策由村（居）代表参与，普通居民主要参与事后的公示监督，即便提出异议往往已经付诸实施。三是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社”联动的社会服务链建设处于初级阶段。社工的收入依赖于政府有限的补贴，工资不稳定，专业社工难以扎根，社会对于社工职业的认同需要进一步提升。社区社团培育、活动策划、便民服务等方面的专业服务存在供需缺口。

　　三、进一步完善“全民参与”治理体系的对策建议

　　我市“全民参与”治理要继续筑牢全民齐参与、想参与、能参与、真参与、常参与的支撑点、支撑面、支撑体系，巩固社会善治“中山模式”的根基。

　　（一）进一步深化“全民参与”社会动员机制建设。

　　一是加强公众参与政府行政事务的顶层设计。制定公众参与政府重大决策事务的指引，规范公众参与的途径和方式，完善信息公开、参与途径和方式、参与代表的遴选、公民权责体系以及决策、听证、咨询程序，公民参与激励、监督和责任追究等重要的配套机制。建议研究建立公众适度参与和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的机制，及时关注民生服务需求、公众利益诉求及公众参与动态。二是完善协商民主机制建设，创造理性沟通、对话的平台。建立提案人回避制度，避免提案承办、会办单位出现提案人自问自答的情况，保护提案人建言献策的权利和积极性，提升提案办理的质量。建立部门与政协、党派、人大代表的工作联系机制，为调研课题的科学选题、咨询、论证以及委员代表履职、社情民意反映等工作提供帮助。三是培养公众参与能力,推动有序的组织参与。进一步发挥全民修身的社会文化重塑作用，提高公民对自身合法利益的分辨能力。借助修身学堂、网络论坛等平台，通过理论实践和案例分析，引导公民及时调整和纠正利益表达行为方式，培养遵纪守法、合作协商的政治修养。进一步推动社会组织内部治理能力建设，培养社会组织的服务意识和技能，以基层党建提高社会组织的政治把握能力，发挥政府、公民合作共治中的“二传手”作用。

　　（二）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社会组织在多元协作治理结构中的作用。

　　一是以民生事业为着力点，推动需求导向的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转变。为推动公共服务的精准化，实现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建议政府探讨设立“公共事业委员会”，统筹规划发展社会公共事业，高效配置社会资源，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事业的兴办。二是以深化审批体制改革为抓手，理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推进镇区、社区行政服务中心的业务指导，对于专业技术要求较高的审批服务事项，定期组织业务技能培训考核，让基层窗口真正有能力承担下放的管理权限和履职。拓宽行业协会的发展空间，将行业服务、资质办理、登记备案、法律维权协调、行业调查统计等职能移出交由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负责，对行业协会会费收入、社会捐赠、公益性服务资金免征税。以党建提升行业协会公信力、影响力，引导行业协会建立信用、资质管理、自律等监督机制。三是以政府购买服务为纽带，推动社会组织规范化管理和繁荣。针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制定科学分类的二、三级购买目录，侧重加强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环境保护、异地务工人员服务等类别社会服务的购买。建议搭建社会购买服务交易信息公开平台，增强社会监督、提高政府预算资金的透明度，完善社会购买服务的结算机制。加大社区服务类、公益慈善社会组织的引进和扶持，完善专职社工的待遇保障和激励机制。市级社会管理与创新专项资金向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资金适度倾斜，以促进外来社会组织本土化和创新发展。借助于立法权限，对于民办非企业、行业协会的法律地位、自主权、产权、可持续发展等进行立法保障。加强社会“第三方”机构对政府公共服务绩效的评估机制建设，建立兼顾政府部门效能、社会效益的客观公正的绩效评价机制。

　　（三）组织开展“全民参与”社会治理行动的研讨和优化。

　　一是深刻理解“全民参与”治理的内涵及与善治的关系。开展“全民参与”治理行动，需要以善治标准作为指导社会治理实践的总体原则。建议部门理清本行业管理涉及的社会服务、社会管理职能，将“发动全民参与的思路”转变为“发动群众广泛、有序参与”、“实现全民共享事业发展成果”，完善群众能参与、真参与的制度保障。二是开展“全民参与”专项行动的研讨。建议对10多项全民参与专项行动进行研讨，从社会治理的方法、社会治理系统的功能协调、社会治理理念等维度对“全民+”模式进行研讨，将成熟的方法在全市各镇区、部门推广实施。推进全民参与模式的示范点、标准化建设，以职能部门、基层社区、社会组织、家庭、个人等不同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示范性建设，推动社会协同共治局面及公民社会的建立。三是开展全民参与治理的成效评价机制研究。借鉴中央编译局制定的“中国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科学的“全民参与治理”部门评价体系，内容涉及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的相关权责义务履行，公共事务决策、监督机制建设、公众参与活动人次、社会组织投入产出、社区事务公开、外来务工人员服务以及群众社会满意度随机问卷调查等参数，为中山模式的推广提供标准化的制度指引。

　　（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和机制创新。

　　一是强化社区的组织能力建设。畅通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渠道、平台和途径。建立职能部门、社区联系制度以及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准入制度、社区决策申诉制度、社区干部民主考核制度，实现基层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由群众自己决策和监督，基层社区的干部由群众考核。建议社区按管辖范围适度调整、扩大村居特别委员会的选聘人数，加强特别委员情况公示和履职情况的考核。二是以社区党建推进基层民主。开展社区与辖区内学校、企业等单位的合作共建；加强社区党员、流动党员、离退休党员的管理，通过在职党员在社区报到登记、定期交流座谈等形式，强化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渗透力。以党建引导社区居委会依法行使权力，监督社区经济合作组织的运行，确保重大事项的决策民主、透明。三是促进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建议将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纳入社区年度考核指标体系，保障社区购买社会服务的经费，定期组织开展社工机构业务技能培训。四是提升社区内业主委员会、企业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通过举办活动增进业主之间的互动和互信，培养业主群体自治意识。完善业委会专业人员构成、运行以及各项监督制度。探索推动社区内企业参与社区服务、社区管理的机制，允许民营企业家参与社区干部选举，把企业经营的经验与社区管理对接，为社区事业的发展创造新的机会。通过建立社企联系制度，为居民提供就业扶持、技能培训以及实习机会。组织企业员工参与社区公益事业，提高企业对于社区发展的共同体意识。大力培育乡贤文化，鼓励优秀企业家为家乡建设贡献智慧，提供人力物力支持。

　　（五）积极发挥媒体在社会矛盾调处中的“减震器”作用。

　　一是通过媒体的沟通监督推动公共服务现代化。利用多媒体渠道，提升政务信息发布的时效和质量。积极运用政府网站、微博、微信等载体，跟踪社会舆情，了解市民对政府服务、城市发展的建议和意见。健全社会沟通机制，引导专家、记者、社会组织、市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降低决策的事后风险。二是加强媒体对突发事件的引导和调控。对于社会热点问题建议媒体积极调查、及时回应、快速处理，防范炒作、煽动等行为，在与公众的互动中树立政府和媒体客观、公正的形象，提升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积极寻找政府、公众以及媒体舆论之间的平衡点，探索减少社会不必要震动的途径，缓和社会矛盾，降低社会公共管理成本。通过媒体团结网络意见代表、倾听普通网民的声音，在真诚沟通中打造全媒体语境下的“网络统一战线”。

　　（六）努力推动“五位一体”的社会善治格局建设。

　　一是培养解决社会事务的法治思维方式。探索建立 “依法行政指标体系”、“依法行政指数”，将其纳入政府部门年度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对依法行政实行全程规范。统筹建立覆盖市、镇、村（居）的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通过建立法治文化示范点、宣教基地，实现法治文化与特色传统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群众文化的有机融合。二是切实发挥德治在社会治理、矛盾调处中的基础作用。明确全民修身的内容，出台分类、分群体修身准则的指导意见，注重各阶层所关注点的不同、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多样化，推动针对性的修身实施计划。建议构建修身成果评价机制，建立市、镇、村（居）道德评价委员会，以最朴素的道德准则来弘扬真善美，评价结果纳入个人、企业的诚信数据库。三是推动文化惠民工程，以文化人。开展基层文化活动的组织策划和服务购买，繁荣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通过道德讲堂、主题公园等平台，引导市民崇德向善，推动博爱、包容、和谐的共同精神家园建设。建议系统梳理、完善道德文明建设方面有关倡议和行为准则，结合经济转型升级、生态环境整治、新农村建设等中心工作，指导镇区修订村规民约、居民公约、行业守则、职业规范，让市民的生活有章可循不逾矩。